高干子弟逗娇妻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6期，原文标题《攀枝花：矿产上的芒果之城》

　　攀枝花因地下矿产资源而诞生，也因此而备受困扰。当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再可行时，过去被忽视的芒果种植成了转型之机。

　　攀钢对面的仁和区山上。一位老农接到放学的孙女后，特意带她来山上转转。山下仍有几处煤窑

　　晚上7点，天空还是一片金色。金沙江南岸一处山坡上，车开到一半就开不上去了。一车道宽的上山路铺满煤渣与矸石。路面是黑色的，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坑坑洼洼，让底盘只有16厘米高的雪佛莱卡在半路动弹不得。道路尽头，一个身高约1.6米的男人光着膀子，挥舞着半米长的大锤打着地桩。地桩间拉起警戒线，提示着外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主要怕人不小心掉进去。”打地桩的是40岁的武伟安。他是这片的保安，负责守护警戒线内的煤矸石山堆。界内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煤矸石坑，深60～70米，近千平方米，布满高低起伏的小堆。三处残破的镂空圆柱在坑内伫立，那是过去用来洗煤的水泥罐。坑外，一个废弃厂房停摆着，破败颓唐。

　　这里是灰槽子，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太平乡，过去煤窑众多。一如其名，灰槽子地处金沙江河谷，距城区约25公里，整个山区被黑灰煤炭覆盖包裹，堆放着约600亩、近500万吨矸石堆，在金沙江和周围绿林黄土的衬托下格外显眼。环保整治后，煤窑停了，这些煤矸石留了下来。主管方攀枝花煤矿集团（下称“攀煤”）为不让人在此排倒煤渣，就雇了武伟安等人在此24小时轮流看守。平日傍晚，灰槽子很难看到外人，也没有电。武伟安和同事就养了一条不到1岁的小狗做伴，“多亏了这狗，有两条蛇都是它发现的”。

　　武伟安说，白天的灰槽子会热闹一点，有专人来种植芒果——在煤矸石坑外的山体表面，铺有一层不到1米厚的黄土，种上了芒果树苗。薄薄的黄土盖在黑色的煤上，仿佛一块巨大的抹了奶油的黑巧克力蛋糕。几十个工人白天要在刚铺不到一年的土壤上浇水施肥，维护芒果苗。

　　这些芒果树苗共约3500株、近300亩，最近刚铺上滴灌系统，每棵苗都配有一个直立的滴灌头，远看好似一个要输液的孩子。这些煤矸石上的土壤没有污染吗？武伟安说，灰槽子矸石场2018年起进行生态修复，除环保效益外，其上规划的430亩种植经济林，每年还将带来约370万元效益。

　　一位种植专家说，攀枝花很多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在煤矸石上种芒果重金属含量会更甚，土壤至少要3-5米厚才行，“可以种，但成本会很高，对人体危害不会很大。”2019年1月，相关负责人将在高海拔、干旱贫瘠的煤矸石山上种植芒果树的施工方法申请专利：填碾煤矸石山坡、挖坑换土，覆设可降解防水薄膜，树苗种在薄膜上。

　　为平整修复这些煤地，曾经每日都有大型机械进出。如今在灰槽子靠近金沙江一侧，已有多排土地平整如新，呈阶梯状种上芒果苗，像一层层台阶。这让我想起了此前听过的一则往事：作为城市名片的攀枝花钢铁厂（下称“攀钢”）建造在一块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与国际标准的5平方公里差距不小。上世纪6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把山爆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这才孕育了攀钢和攀枝花这座城市。

　　攀枝花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钛、钒储量位居世界前列，还拥有丰富的煤矿。这些年来，以芒果为代表的热带水果产业正成为其另一张名片。我踏上灰槽子的煤上芒果地细看，黄色土壤上还有很多残存矸石。绿色的苗、黄色的土与黑色矸石交织，像是这些年攀枝花城市转型的一个隐喻。

　　在攀枝花，随处可见芒果的身影。酒店送的水果是袖珍的小金煌芒果；酒店外，一摞摞装箱的芒果被摆在水果店口等待快递收件。在灰槽子山下目光可及的村镇，高低不一的芒果树与楼房为邻，见缝插针地覆盖了黄色的大山。绿白相间树枝，与对岸送煤的货运火车、冒白烟的烟囱的工业区隔江相望，遥相呼应。武伟安站山上，往南、往东的两处村子一指：“那儿，还有那儿，全是种芒果的。”

　　据官方数据，整个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为57万亩，产量23万吨，是农业中第一大产业。2017年，新发地销售的33万吨芒果中，攀枝花芒果约占30%。每年在外的芒果推销会，市领导会亲自出去站台。快手、抖音等APP上，也有粉丝过百万的攀枝花芒果销售农户。除芒果外，这里出产石榴、火龙果、牛油果、莲雾等水果。

　　尽管是在傍晚的江边，站在灰槽子芒果地上，仍能感受到一阵阵炙热。攀枝花地处攀西大裂谷，四川最南部，是典型热带干热河谷气候。四川很少有这样的地方，没有盆地的常年阴云、“蜀犬吠日”，攀枝花是阳光高照的，每年日照时常达2700小时，降水量少。6月中旬，这里白天体感温度约40℃，地处亚热带，实则更像是热带。

　　“对面山上的草经常自燃。”站在能望见金沙江的观景台上，66岁的李德指着对岸邻县说。李德是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拉村的老书记，90年代初种植芒果，是全市第一批种植户。混撒拉是一个彝族村，坐落在大山深处，距市区约一小时车程，90年代初一度是省级贫困村。这里几乎所有村民都种芒果，他们靠此脱贫致富，盖起洋楼。如今，全村种植面积近2万亩。与灰槽子刚种下的芒果苗不同，混撒拉的芒果树多有一人高，上万亩地绿油油地起伏一片，与对岸邻县的光秃荒山对比鲜明。

　　挂果的芒果都被套上了白色和黄色纸袋，这是为防止阳光暴晒。目前全国有三大芒果主产区：海南、广西、攀枝花，后者最靠北。不只一个当地人说，攀枝花日照时间更长，出产芒果甜度更高、口感更好。李德随手给我们剥了两个芒果试吃，“是不是很甜？”李德说，攀枝花芒果如今产量饱和，“销售和品牌还是一个问题，有很多地方还不知道这里有芒果”。

　　芒果的成熟有季节之分。我们吃的小金煌和椰香是早熟品种，一般6～7月能成熟上市。而在混撒拉及攀枝花，多数人种植晚熟的凯特品种，一般7月到12月上市，刚好弥补市场空缺。这些芒果，多被卖给上门经销商，也有少数做电商销售。“目前刚开始，还没到最忙的季节。”李德说。

　　60岁的承包种植大户李光军种植早熟品种。他到了最忙的季节，约800亩吉禄芒果上市了。每天，他要驱车前往市区两次，发出200～300箱芒果给客户。为此，他在物流商那里做了近万件纸箱包装件，写着自家品牌。当员工打包好，他从山庄驱车下山，会打电话给物流：“（寄件）条子打好了没得？”

　　李光军开一辆哈弗SUV，后座和后备厢都装满芒果件。下山路上，他要挨个经过芒果庄园、花卉基地及一个废弃煤矿厂区。厂区类似灰槽子，厂房被铁丝围着，只有一处已经发黄的职工楼，偶尔有人在楼上走动。李光军说，这煤矿也是前些年关掉的，之后一直停摆。“地下资源用尽了，我们要用好地上的。”

　　初见武伟安，他本说着四川话，当他听到摄影记者的东北口音时，立马改口，说起一口纯正东北话。我和摄影记者惊了：“你咋会讲东北话？”武伟安笑了：“从小，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是东北人，天天都听东北话，你说我该讲啥话？”

　　攀枝花是一座移民城市。上世纪60年代，中国拉开“三线建设”大幕。地处横断山区河谷、地下矿产资源丰富的攀枝花成了其重点之一，现有市名来源即是当初发现矿藏时周围有几棵攀枝花树。来自东北、上海等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工人，让一座最初只有7户人家的城市在金沙江畔拔地而起。

　　攀枝花建于金沙江河谷中，四周皆山，江水穿城，主城区沿江边的山坡而立，景观立体得好似另一个重庆。1965年，首座横跨金沙江的老渡口大桥通车，过了桥，就到了江北的弄弄坪——那个60年代被爆破成台阶的3平方公里的山坡，也是攀钢主产区。三线建设中，攀钢是重中之重。在弄弄坪，由鞍山钢铁厂派出7000名员工支援，攀钢于1965年起步建设，1970年出铁，1974年出钢材。攀钢创下多个纪录，是中国西部最大钢企。

　　“当时整个城市基本是围绕攀钢而建的。”攀枝花市发改委副主任付建平说。比如，灰槽子的主管单位攀煤集团，就跟攀钢同步建设，提供炼钢的煤矿，上百米高的煤山多为攀钢而累积。采煤与炼钢都需要配套服务，林业、交通、建筑系统等一起涌来。在北岸攀钢攻坚难题时，他们在南岸拓荒建城。为保密，直到1987年前，攀枝花市一直叫“渡口市”。

　　50岁的谷军曾任攀钢某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他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来攀钢的场景。1975年，来自四川广元的他跟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南下，“一路要过好多个铁路口，全是哐当哐当的声音”。在城里，他见到一次攀钢的铁渣倾倒，“天瞬间就红了，很壮观”。懵懂的谷军觉得这就是大钢铁、大工业，“很骄傲”。

　　以钢铁为代表的工业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上农产品很少。攀枝花市农业局副局长伍从银记得，最早城里只有大白菜卖，“全是东北过来的”。上世纪70年代末包产到户后有了其他蔬菜，80年代初具规模，90年代起开始有人种植芒果等经济作物。

　　在农民们的记忆里，那时日子虽穷苦，但也能吃饱肚子。“这地方‘出食’。”芒果大户李光军说。得益于光照，村民们能种玉米和红苕自给自足，但可支配收入极低。1976年，李光军家里4～5斤的土鸡只卖2元/只，黄牛卖200～300元/头。1986年，他当兵退伍回来，村民推举他当生产队长，因为没人愿意当，“要催粮催收，农民一说交钱就恼火”。

　　农民开始想方设法地增收。1987年，李德担任混撒拉村村支书，当时村里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0元/年。村里引进香蕉、荔枝种植，效果都不好。1988年，李德在毗邻的云南元江县带了100多棵芒果树苗回村。他算过一笔账，一棵芒果树3年挂果100多斤，按照市场售价0.6元/斤，能抵上一亩地粮食。但村民都不愿意种，怕种不了粮食了。李德决定开辟荒山，以身作则，成为第一批种植户。

　　“你要能在荒山上种出芒果，我用手掌煎鱼给你吃。”有村民嘲讽。芒果一般种下后3～5年才会挂果。1992年，李德的芒果收获，卖了几千块钱。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以村集体名义承包了500亩荒山种芒果，发展集体果园。为了筹集经费，他去市里跟人喝酒，1.5两白酒容量的一个杯子，对方允诺1万元/杯，他一口气喝了8杯。

　　最初，芒果多被政府和攀钢消化。李光军在1995年时被政府授予当地“芒果大王”，他当时承包1000亩芒果地，获乡镇支持。他说，那时芒果量小，种植少，种植户有定价权，最高能卖到17～18元/斤，之后只卖7～8元/斤，5～6元/斤，最后降到现在3元/斤左右。

　　首批芒果收获时，正值攀钢鼎盛日。经过多年发展，那时的攀钢已成为一个巨大系统，员工约有10万人，此后还有大批的中小煤窑矿厂依附其而生。而在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的计划城市，攀钢采取了“企业办社会”的方式，试图靠自己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医院、中学，甚至办了大学。

　　福利待遇更是从优。李德记得，有一次他去市里，向当时攀钢总经理推销芒果。总经理问他：“我有10万职工，要给每人10斤。你们有吗？”李德吓到了。据他了解，当时整个攀枝花产量可能都没那么多，只好暂罢。

　　1991年，谷军当兵退伍回来，没有任何犹豫，他首选进入攀钢——当时人人都以能进攀钢为荣，很多职位被留给家属子女，本地人要靠高分才能进入。攀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婚后分房、子女教育医疗不愁。每年单位还会发放家电券，凭票就能在市场上抵扣，以不到100元的价格买下冰箱、彩电等家电。“要是谁家女儿找了攀钢的对象，大家都会觉得好不错。”谷军说。

　　至于果蔬，“一年四季都是新鲜的”。芒果当时稀有，但并未给谷军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即使是深处内陆，攀钢逢年过节都会给职工发海鲜食材——为保鲜，攀钢在浙江舟山投资建了冷冻库，将海鲜冷藏后发回四川。“一米多长的带鱼、筷子那么长的天津对虾，我们都吃过。”谷军说。

　　这些多跟农民无缘。攀钢一家独大，最多时占攀枝花GDP的70%以上。作为城市的攀枝花产业结构失衡，城市建设滞后，农民能进城打工的很少。工业企业中，很多岗位需技能，也常被内部消化，农民只有务农为生。“那时城市建设不完善，服务业基本没有，大家只能在家种地。”李光军说，“当时市里建设局下面就有几个公司，工程都是让自家职工干。”

　　“攀枝花很不一样。成都周边的农民，劳务收入能占到可支配收入的60%～70%，但攀枝花的农民收入主要就是在农业产业上。”农业局副局长伍从银说，即使打工也多是零工，集中在攀钢产业链上，“干段时间就回家歇几天”。

　　攀枝花很多老旧小区被列入了棚户区改造中。因经费不足，一些老小区后来由拆迁改为加固维修

　　从灰槽子下山，沿金沙江往城区走，会在沿江公路对岸看到攀钢弄弄坪。一眼望去，弄弄坪极具立体台阶感，最上面是生产区，底部是金沙江，中部是职工住宅区。一连几里，五六层的职工楼房并列着，在近8点的晚上，除靠城区部分有零星灯光外，多数楼房灯火黯淡。

　　谷军两口子住在弄弄坪的向阳村，这里是攀钢集团总部所在地，住着上万名职工家庭。向阳村老而安静，篮球场被小车占据，小区里走着散步的几位中老年人。对面有几栋大楼，广告牌已跌落，从依稀痕迹中，勉强能认出是向阳宾馆。楼上已人去楼空，年久失修。谷军说，向阳宾馆此前是市区最火爆的宾馆，“那时拿批条买钢材的人多得很”。

　　昨日盛况今难在。从向阳村出来，搭乘的出租车的司机是攀钢工人，司机说他工资3000元左右，“有时还拿不满”，他平日会兼职开出租养家。攀钢效益好时，他开出租每天能有200多元收入，“买钢材的多，跑西昌、昆明都跑过很多次”，现今他每天收入只有100～150元。

　　钢铁业不比从前，攀钢在21世纪后开始滑坡。2008年，受国际形势、产能过剩、自身经营等多重因素影响，攀钢一度陷入长达数年的亏损。颓势下为节省成本，集团10万员工被一次次裁员分流，企业所办的社会职能也多数划归市有。2013年，攀钢被鞍钢兼并。

　　这过程漫长痛苦，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和人气。几次分流后，攀钢职工人数降至如今的3万余人。攀枝花因移民而建，也因移民而衰。当支柱企业风光不再，人们也会用脚投票。2012年，攀钢在西昌建设二基地，分流职工2万人。“一下子走了好多。”谷军说。

　　最近一次大分流是2016年。那年，攀钢分流职工1.5万人，通知员工可主动、提前退休。“当时很多人是把房子卖了，户口迁走，走得很干净。”谷军说。官方数据显示，全市户籍人口正以约1万人/年的速度流失，从2013年的112万人降至2018年的108万人，流失大头集中在非农业人口。

　　在攀枝花，很容易感受到城市所处的境遇变迁。除冷清的攀钢职工小区外，城区服务业发展也是有限的。外卖有配送费9元，却要一小时才能送达；约定一小时取件的快递员，最后将时间推迟5个小时——他还兼做水果电商。发改委副主任付建平坦承：“第三产业最初是以工业配套为主的生产型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后来才开始发展。”

　　近些年，谷军待遇变低了，带鱼和对虾也渐渐没了。攀钢效益不好时，他进城吃饭都会听到商家抱怨生意难做。2016年，谷军看到分流通知后左思右想，觉得“钢铁是夕阳产业”，就主动，去了成都工作。谷军说，那几年，走的同事很多。

　　前，谷军就于2014年在成都买了房。他说，这样的家庭在攀枝花不是少数。今日，在向阳村对面的攀钢某下属单位的旧楼，我甚至还能看到一行若隐若现的广告宣传语：“单位组织去成都团购买房，绝对省钱，超级方便。”

　　在攀钢持续亏损、人口外流的拐点，攀枝花转型的决心越来越明确。付建平说，2010年前政府已意识到形势有变化，逐步摸索转型方向，去了很多国内外城市考察。“资源型城市，始终也是带着资源陷阱的”；2012年左右，领导班子思路逐渐明确，确定转型。

　　一个大动作是，大规模关停不合规的小煤窑与矿厂。过去围绕着攀钢，在攀枝花西区、仁和区聚集了大量煤窑矿厂。他们和攀钢的存在，让攀枝花成为唯一一个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的四川城市，人口呈净流入态势，66.6%的城镇化率也显著高于四川平均水平。

　　但其造成的环境和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谷军记得，2004年前后，他出门都不敢穿白衬衫。“上班出门前拖了地，晚上回来地上又是一层灰。”2004年，攀枝花被列为全国空气污染最差的十大城市之一。

　　取缔与治理下，城市环境在逐步变好，但打工的人失去了机会，只好回村或离攀。约123万的常住人口增速出现收敛，在2014年与2018年甚至还出现下降。“只保留了年产量在30万吨以上的煤矿，其余统统关掉。”付建平说。为此，那几年攀枝花损失了约7个百分点的GDP增速。

　　一些人回家干起农活，种起芒果。李光军的果园雇了12个工人，有3～4人都是煤矿关停后来的，他们多来自隔壁邻县。“以前在煤窑300～400元/天，在农园140元/天，他们不乐意，但是没办法。”李光军说。混撒拉村，如今也有300～400名外来人口。上万亩芒果地，挂果套袋、采摘装箱都需要人，这吸引了很多来自四川凉山、云南楚雄的劳动力。

　　传统工业转型阵痛之时，芒果却迎来大发展，成为一些农民新的选择。2000年后，第一批芒果种植户收获不小，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开始大量上涨。以混撒拉村为例，1999年全村种植约3000亩，2008年即过1万亩，2010年1.35万亩，如今近2万亩。另一方面是政府逐渐重视。2003～2007年，李德每个礼拜至少要接待3～5批来自各级政府和企业的领导前来考察，“每年要花1/3的时间在这上面”。混撒拉采取“退耕还林”的方式，鼓励村民种植，后者每年每亩地拿到300斤粮食补贴和50元现金，开了7000亩荒山。期间，政府帮他们解决了水利、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

　　产量上去了，芒果也开始外销了。2000年后，李德和李光军都向外拓展市场。李德最远到过佳木斯，那是2008年，攀枝花名片还是迈入困境的攀钢。在哈尔滨，李德给一个当地经销商推荐芒果，别人问他：“你们攀枝花不是产钢铁吗，居然也有芒果？”李德只好笑笑，用一口彝族口音普通话耐心解释。如今，混撒拉村芒果年产量1.05万吨，产值5100多万元，全村几乎人人种芒果，人均年收入2万元。传统工业经济备尝苦头的时候，芒果为攀枝花带来了一丝欣慰。

　　在李德等人看来，攀枝花芒果产业也有问题：产量饱和，近年增产面积过大，销售出现压力，且市场竞争变得混乱。官方数据显示，全市57万亩种植面积中，挂果面积有27万亩。这意味着，有30万亩芒果种植于最近3～5年。

　　“不管适不适合种芒果，都来种了。”李德说，海拔1700米以下、坡度25度以下地块最适合种植芒果。攀枝花是山区，很多地方还很缺水。2019年的降水量比往年少许多。在混撒拉，很多农户10天浇一次水，一次5～6小时。6月，这个干热河谷偶尔飘来一阵乌云，下场约一小时的阵雨就匆匆离去，这在农户们看来远远不够。因为缺水，芒果个头普遍比去年小了，很多人估计今年行情不会好。

　　这让李光军心累。他每天要工作17～18小时，自己接单发货。导火索是上月，他的助理辞职了。助理30多岁，工资8000元/月。跟了他4年后，助理瞒着他在别处承包了680株芒果树偷种。眼见忙季将至，助理却提出离职。李光军将工资涨至1万元/月，但助理觉得自己卖芒果能赚更多，还是走了。一个月后，助理看出行情不好，想回来，李光军没有答应。他以这个案例给我说明如今种芒果的火热和冰冷的行情。他亲眼看到，有农户开始挖出芒果树，改种其他作物了。

　　“谁也不敢保证，3～5年后，芒果会不会烂市。”李光军说，现今芒果无论是种植标准、成品质量还是市场销售都混乱不一，大家各自为政，“3～5元/斤在卖，1～2元/斤也在卖”。最近，他开始接触一家企业，想把自己的1000亩果园转让。这家企业成立了10家三农服务站，致力推广统一种植标准和销售。在李光军看来，这种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理念很难得。

　　而在攀枝花，90%以上的芒果种植都是散户——受限于城市机会，他们留在土地劳动，产出优质果蔬，但这也让规模化种植变得困难。农业局副局长伍从银坦承，市里一直想推土地流转，但很不顺利，是因为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转出来。

　　而在城里，攀枝花也有结构性的人口困扰。2015年普查显示，攀枝花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不断扩大，比重逐年攀升，老龄化进程加快，其中很多是三线建设老人。退休后，一些老人离开了，但也有很多人选择留下。还有一些老人，离开后选择定期回来，成了攀枝花的“候鸟老人”。

　　凭着阳光和变好的空气，攀枝花近年大力发展“康养”产业。冬天，有很多老人会来此养老过冬。攀枝花转型的另一方向，就是抓住这些优势，大力发展旅游健康产业。城区周边，很多康养基地与楼盘拔地而起。官方统计，每年冬季约有30万人次来此过冬。

　　这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房价。作为一个户籍人口外流、常住人口增速收敛的城市，攀枝花的房价近两年却在高涨。相关数据显示，攀枝花二手房均价约5180元/平方米，是四川房价最低的几个城市之一，但二手房价相比去年同期上涨12.02%，涨幅名列全省前列。新房涨幅更甚。

　　房价上涨的背后，也有攀枝花启动的城市更新。2015年起，攀枝花启动大规模棚户区改造。2017～2018年，以每年超2万户的速度推进。付建平说，棚改是将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和老旧社区改造结合起来，“因为传统工业城市老旧小区特别多，所以棚改也主要是集中在这些地方”。同时，在城南，一座新区拔地而起，名为花城新区，这是规划中很多康养基地所在地。这座城市，似乎正努力地改变过去的面貌。

　　“资源型城市转型，确实是个大难题。世界范围看也只有德国鲁尔区较成功。”付建平说，目前攀枝花康养产业季节性明显，瓶颈很多，还需做大量工作。与强势的第二产业相比，一产、三产比重仍不够，结构仍不平衡，目前为3.4∶62.3∶34.3。“我们也在努力扭转这种产业结构。”付建平说，虽然攀钢占全市GDP比重已逐年降至30%左右，但全市32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仍有50%～60%是围绕攀钢而建，其带动作用至少未来3～5年不会改变，需走高质量发展路线年，攀钢扭亏为盈。谷军为之高兴，但也知道这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一年之后，谷军所住小区被列入了棚改名单，他签了合同，预计2019年就会拆迁。棚改补偿高于老房市价，但若要买新房，在房价高涨的今天仍有一定距离。他的孩子在当地上高中，需他频繁往返于成都、攀枝花两地。目前，两口子初步打算，等孩子高考完，就举家迁到成都，一如他很多同事一样。

　　重要原因是他的父母。2008年，谷军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退休后离开攀枝花，搬到离老家更近的成都。“他们觉得攀枝花不好。”谷军说，三线建设的艰苦、后期的环境污染让两位老人很不舒服。但这些年，他和爱人带父母回过攀枝花，二老看到变化后，印象也比之前好了不少。“至少感觉转型的大方向是对的。”谷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