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事进化札记从考古发现来看，虽然纸在西汉就已出现，但真正推广使用是在东汉蔡伦造出更易书写的“蔡侯纸”之后。从先秦到汉魏，简牍一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写载体。常见的简牍一般以竹片或木片串成册，“册”字的来源便是书简串联后的象形。单枚简牍一般长20余厘米，宽0.5~1厘米，由上而下每简可写一行字。根据材质不同，简牍有竹简和木简之分。南方地区由于竹林较多，故而出土的多为竹简。像居延所在的西北地区气候干旱，不利于竹子生长，故多为木简，居延汉简所用木材多为本地常见的红柳、胡杨等。

　　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记载：“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简牍并非削裁后就可以使用，其制作过程除了竹木的片解、修治，还有杀青等程序。竹片表面的竹青含有水分和油，不宜刻字，且竹木本身易被虫蛀，将其放在火上炙烤可以达到防虫且易刻字的目的。竹木烘烤之时，犹如汗蒸，故又名“汗青”或“杀青”。文天祥有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后来成了史书的代名词，“杀青”现在则引申为影视作品完成了前期拍摄。

　　居延汉简的发现最早要追溯到1927年，当时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设计一条西北地区的航线。为此，斯文·赫定制定了赴中国西北实地考察气象的方案，其实他还想顺便盗掘附近文物。在斯文·赫定拿到北洋政府的批文后，中国学界的有识之士反对其成行，后经双方协商，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完成此次考察。

　　考察进行到1930年，一位名叫贝格曼的瑞典学者，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考察时，不小心将钢笔掉在了地上。在弯腰捡钢笔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枚铜钱，经过确认，这是一枚汉代的五铢钱。在发现五铢钱的地方，考察团进行了全面发掘，随后一万多枚汉简横空出世。因为事先中国与瑞典签有带文字文物归中方所有的协议，故而这批汉简得以全部留在中国。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北平被日军占领，当时的居延汉简尚收藏在北京大学，并未如故宫文物一般提前转移，随时有被汉奸泄密给日本人的风险。当时北大研究所的助教沈仲章找到研究员周殿福，将汉简偷出。沈仲章又联系大金石学家徐森玉，将汉简送到了香港，交由香港大学代为保管。1941年，香港也即将被日军攻陷，汉简又由胡适设法运到美国暂存。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交涉，这批汉简才回到中国台湾。

　　自贝格曼发现第一批居延汉简后，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在额济纳旗境内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候官烽燧等处发掘，出土汉简2万多枚，这批汉简被命名为“居延新简”，大部分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考古调查，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又清理出500余枚汉简。2010年至2013年，额济纳博物馆、阿拉善博物馆采集汉简共计500余枚。这几批汉简同出于汉代居延古遗址附近，从简文的内容、形制来看，都属于居延汉简的范畴。

　　居延汉简因出土于汉代居延烽燧遗址而得名，居延曾多次出现在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笔下，比如“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作为汉朝的要塞，居延在史书中也多有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这是霍去病率领汉朝军队第一次到达居延。此后不久，汉军便在此地屯兵经营。

　　《汉书·地理志》载：“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颜师古注曰：“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筑城“遮虏障”，是为居延第一任都尉。值得一提的是，路博德曾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以功封邳离侯。后南越发生叛乱，汉武帝命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率兵南征，平息赵吕叛乱收复南越，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岛设珠崖、儋耳二郡，以加强对海南的统辖，有关伏波将军路博德的事迹至今仍在海南流传。路博德因故由伏波将军降为强弩都尉，后来死于居延任上。

　　另一名将李陵与居延也多有交集，他为“飞将军”李广之孙，曾“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汉书·五行志》载：“二年夏，三将军征匈奴，李陵没不还。”颜师古注曰：“谓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因杅将军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遇匈奴主力，力战不敌，投降匈奴，后李家满门被汉武帝诛杀。居延见证了名将鏖战沙场的勇猛，也目睹了他们的悲凉境遇。

　　历史很多时候是英雄的传记，我们纵观史册，看到的是少年英雄霍去病大破匈奴，封狼居胥；是路博德左迁至边关，修筑“遮虏障”；是李陵虽寡不敌众，仍奋勇杀敌。但戍卒守边的艰辛则史无所载，只能从“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诗句中品味一二。但居延汉简与传统写王侯将相的史书不同，其中的屯戍档案文书、历谱尤其是汉塞戍边人员的私人信件，为我们研究普通戍卒的生活提供了鲜活的实物资料。

　　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宣与幼孙少妇书》简，一般认为是居延汉塞官吏之间的私人通信简牍。其中一段写道：“幼孙少妇足下：甚苦塞上。暑时，愿幼孙少妇足衣强食，慎塞上。宣幸得幼孙力，过行边，毋它急。”信中是“宣”对幼孙夫妇的告诫：塞上的生活艰苦，暑天之时，希望幼孙夫妇注意穿衣吃食，在塞上谨慎生活。我有幸得到幼孙的协助，在边塞巡行，平安无事。

　　1974年8月在甲渠候官烽燧遗址第16号房址内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简，记载的是匈奴入侵时，根据具体情形利用烽火、燃烧积薪发出警报。古时敌人来犯，夜间燃薪放火称作“烽”，白天利用柴草燃烟，称作“燧”，故而戍卒守边预警的建筑名为烽燧。《塞上烽火品约》便是指导戍卒利用烽燧发出警报的方法。

　　数万件的居延汉简内容繁多，许多还在释读之中。除了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简上的文字自在随意、朴实无华，透着空灵的气息，具有别样的艺术美感，对于书法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