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密码chm“藏书”，是中国古代典籍收藏的统称，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又可分为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我国有文献记载最古老的藏书机构，是老子供职的周王室，当时他任职“藏室史”，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

　　私人藏书则起源于春秋战国年间，孔夫子提出“有教无类”，打破了长期以来“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新兴的士子阶层出于游学讲学的需要，逐渐形成了著书、藏书的习惯。

　　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藏书室、藏书楼，却时常面临火灾、潮湿、虫害、盗贼的威胁。为了确保所藏文献典籍的安全，藏书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出了各种保护书籍的锦囊妙计。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纸质书籍与生俱来的最大天敌，就是火灾隐患了。中国古代藏书界发生过最大的火灾，当属宋代尤褒的藏书楼大火，以及明末钱兼益的绛云楼火灾。

　　尤褒是南宋绍熙年间闻名全国的大文豪，出生于一个诗书世家，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从市井街巷高价搜罗各种冷门书籍，然后精心收藏起来。为了方便藏书，他不惜花高价修建了一幢藏书楼，题名“遂初堂”，楼内藏书颇丰，林林总总数以万计。在当地名气之大，连当朝天子宋光宗都慕名前来参观，还亲自挥毫赐题一匾，“遂初堂”更是荣极一时，全国的文人士子不辞千里迢迢而来，就是为了能亲眼一睹。

　　没想到，游客蜂拥而至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在一场始料未及的火灾中，“遂初堂”被冲天的火焰吞噬，藏书楼中无数珍贵藏书半日间全部焚为灰烬，实属中国藏书史上的一大损失。至于明代著名学者钱兼益所建绛云楼，那场火灾的起因则更具戏剧性，竟然是因为自己的女儿贪玩剪烛台，最终导致了“书与楼俱尽”的悲剧。

　　可见，火灾对于古代藏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古人也通过一次次残酷的教训，养成了很高的火灾防范意识。比如“明清江南三大藏书楼”，同样是藏书千万册，历经几百年的沧海桑田，却绝无火患，始终保存完好，堪称古代藏书界的典范，分别是明代宁波天一阁、清代南浔嘉业堂，以及清代上海书隐楼。那么，古代的藏书家在防火方面都有哪些妙计呢？

　　拿天一阁举例，这幢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的高楼，从名字开始，就凸显出很强的防火意识。主人范氏取义古代“天一生水”的说法，将其命名为“天一阁”，含有“以水制火”之意。此外，他还按照《易经》中的“地六生水”，在布局和管理上加入了不少独具匠心的设计。

　　首先，选址特意选在远离居民区的空旷场地上，大大减少了外来隐患。其次，墙壁、地板、楼梯、天花板都注重选用阻燃材料，比如两面的山墙就是由防火性能极佳的硬石墙砌成，将易燃的木料严密地包裹在内。第三，藏书楼大门口设一处大水池，楼内每一层也都配备了应急水源，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天一阁主人还制定了严格的防火制度，三令五申严禁游客在室内吸烟、在附近放鞭炮等。正是因为天一阁拥有这样一套全面、成熟、完善的预防火灾体系，才得以安然无恙地存在了四百多年，引得后世藏书家争相仿效。

　　追溯古代文化史，原始社会的人们用石头或木棒，将文字刻在兽骨上，形成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商周两朝是青铜器制造技术的顶峰，由此又出现了代表性的“金文”。此外，还有陶器、砖瓦、兽皮甚至树叶，都曾被用作书写材料，但无一例外具有书写不便、携带困难的缺陷，以至于放眼全国，识字的人只有一百多个，且都局限于贵族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沉闷局面首度被打破，逐渐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潮，竹简的使用开始广泛流行。史籍记载，汉武帝时有大臣向天子进谏，短短三千字的一篇奏文，竟然用了四百多斤的竹简，需要两个大汉才能抬进宫廷。后来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人们在写字著书的时候才有了另外一种选择，此后竹木简牍与纸张书籍并行数百年，直到东晋末年权臣桓玄下令，简牍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的人们先用火烤青竹，使其中的水分充分渗出，便于书写，同时免于虫蛀。因青竹渗水有如流汗，故简牍史册又称“汗青”。纸质书籍最怕的是火，而竹木简牍最怕的则是受潮发霉。古代藏书家在修室建楼的时候，往往会优先考虑书籍的防潮问题，各种防水措施也是层出不穷，比如在墙壁中添加防水层、南北采用雕花门窗通风透气等。此外，一年一度的“曝书”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防潮秘诀。

　　南方一到梅雨季节，空气就会变得非常潮湿，堆积如山的简牍很容易发生霉变，所以“曝书”就成了私人藏书家必备的防潮措施。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辑释》记载，每年七月七日太阳高照，是文人们集中晒书的日子，他们将简牍书、纸质书随衣服被子一道搬出来，在烈日下曝晒一整天，以驱除湿气，延长书籍的使用寿命。“曝书”之时闲来无事，文人们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谈古论今、侃天侃地，慢慢演变成读书人的集会，形成东汉士子以书会友的高雅风尚。

　　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司马光小时候聪明，长大后更了不得，是北宋闻名全国、著作等身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不但博览群书，而且对自己的万卷藏书爱惜有加，深谙晒书之法。他曾花大价钱在洛阳买了一块地，起名“独乐园”，专门用来晒书。每到晒书之时，他都要对子孙们千叮咛万嘱咐，将书摊开背面朝上，让书籍部分接受阳光的直晒，因为这个部位相对厚实，是湿气最多的地方，这样晒能把书籍晒得更透。

　　除了火灾和潮霉，古代藏书还惧怕一种特殊的害虫，叫做“蠹鱼”，就是人们常说的“书虫”。蠹鱼属衣鱼科无翅昆虫，喜食富含淀粉或多糖类食物，偏爱温暖潮湿的环境，昼伏夜出。而古代的私人藏书楼，正好满足了蠹鱼对生活习性的全部要求，而胶装书籍中的糨糊，则成了它们最爱吃的东西。

　　为了抵御蠹鱼对书籍的侵蚀，古代藏书家往往会在屋顶的木板上涂上泥浆，在炎炎夏日起到隔热的作用，在低温的环境下，蠹鱼无法生存，就会在藏书楼内自行绝迹。除了控制温度的方法，古人还会使用中草药预防虫蛀，一般采用莽草、天南星等具有毒性的草药，碾成粉末至于书籍旁边，将蠹鱼熏死。

　　具有强烈挥发性气味的香料，也是驱除蠹鱼的良方。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韶州、漳州一带盛产樟脑，是从樟树上刮下的膏脂制成，色白如雪，散发出刺鼻的香气，具有防虫、防腐、防臭的功能，堪称保护古籍的上品。

　　除了藏书可能遇到的各种自然损坏之外，人为疏失造成的书籍丢失也是令古人头疼不已的难题。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藏书楼的主人们往往会制定出严格的书籍阅读保管条款。比如明代大学士孙承澲就对子孙后代明文规定：凡是取书阅读的人，看完就要放回架子上，不得私自带出藏书室。亲朋好友来借书，有副本的书才能借，没有副本的一律不外借。

　　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的条例则更为严苛，但凡私自擅领亲友入阁的人，罚其一年不得祭拜祖宗。擅自将书籍借出的人，罚三年不得参加祭祀。这些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书籍作为知识载体的流通性，但却在防止藏书流失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荟萃出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的古代文献典籍，这些古籍不仅是无数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论是古籍还是当代书籍，我们在管理和保护工作上都任重而道远。借鉴古人保护藏书的优秀经验，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