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妃你别跑公元1920年农历9月1日（阳历10月12日），在古都洛阳西南的洛宁县熊耳山北麓洛水南岸一个四五百户人家的村庄——磨头，一条小生命呱呱坠地。乳名满升，后改为超千，就是后来的彭仲韬将军。

　　满升6岁入学，先向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三磕头，再向孙文大总理三鞠躬。咿咿呀呀念过“人口手、马牛羊、山水井”，摇头晃脑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七八岁时，母亲常领满升到父亲坟前烧纸，哭诉着说：“不到五岁，你爹就被土匪打死了。撇下咱孤儿寡母受人欺负。你三爷吸大烟败了家业，没窟窿繁蛆黑了心肠，总想把你弄死，把我卖了好霸占家产。你要好好念书，为妈争口气，妈就是卖房子卖地、吃糠咽菜也要供你上好学……”母亲的话，在他幼稚的心灵上打下深深地烙印，也是他刻苦求学、立志成才的本源动力。

　　童年，犹如一场多彩、纷乱、惊愕的梦。有田园牧歌般的竹林牛背生活，有爷爷奶奶口中天方夜谭式的民间故事，有浪漫色调的山村野童的恶作剧，有天灾人祸兵匪如虎狼的动荡与恐怖，更多的是孤儿寡母生活的悲惨和艰辛。

　　12岁那年，满升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颇有名气的洛宁县第一高级小学，校址就在县城原元代翰林学士薛友谅捐家产而建的洛西书院。除学好历史、地理、国文、算术、公民、自然等课程外，两年内还“啃”完了《薛仁贵征东》《五虎平南》《罗通扫北》《隋唐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粉妆楼》等中华古典名著，生吞活剥，不甚理解，只觉得和古人对话非常有趣。还接触到一些新鲜、前卫的书籍，如《苔莉》《少年维特之烦恼》《繁星》《骆驼祥子》《老张哲学》等。尤其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打开了稚嫩心灵的一扇窗户。

　　“九·一八”事变后，有一天来了两个东北人一个朝鲜人，在大街上当众演讲：日本鬼子占领了朝鲜，侵占了东三省，犯下了斑斑劣迹。不久，学校就从王范镇“洛宁县第四高级小学”学来、并传唱开了东北救亡歌曲：

　　“四小”是一所新崛起的学校，教学质量高，校外活动也搞得生龙活虎，风生水起。通过交往，彭满升结识了四小《校刊》主编张景文（张一樵。建国后曾任浙江省温州地委，贵州省委书记兼贵阳市委）。他讲了许多彭满升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革命道理，第一次知道了团结人民群众共同抗击日寇的主张，是全国老百姓的大救星。从彭满升幼稚的心窗，吹进来一缕春风。

　　高小毕业，满升顺利考入师范班，翌年转入中学班，改名彭超千。校址设在县城文庙。课外读书的兴趣已转向近现代的小说和杂志。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沈从文、老舍、丁玲、谢冰心等人的著作，千方百计弄到就读。如饥似渴，囫囵吞枣，似懂非懂，朦朦胧胧。

　　有一位叫程宪章的国文老师，老家离磨头村不远，老一辈人都认识。有一次他问彭超千：“你怎么叫“超千”呢？是想超千升呢，还是超千斗？”彭超千稍加思索回答：“我要超过千人！原来我叫满升，从师范转中学时，自己改的”。“改得好，改得好！没看出，你小小年纪，还有这等抱负！”来往多了，程老师给他讲，贪官污吏横行，普通百姓受苦，是社会黑暗的根源；讲宋哲元西峰口抗战，讲自己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满腔热血，如今，才摸索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后来，彭超千把自己写的一首小诗给宋老师看。最后“小寓公”三个字还是老师给改的。

　　1936年暑假，彭超千经母亲同意，把家里竹园的竹子砍伐下来一批，编成竹筏。和本家一位叔叔及王大爷三人搁伙，顺洛河放阀到洛阳南关竹木码头，卖了近80万元（旧币）。到书店买书，恰好碰见程宪章老师，说他现在廿五高中任教务主任，学校要新招一批学生，鼓励彭超千报考。彭超千心里直打鼓：听说廿五高中都是“头上苍蝇拄拐棍、脚下皮鞋当镜子”的公子哥儿们的乐园，自己这副穷酸样，进去能不受歧视吗？程老师诙谐地说：子曰“有教无类”嘛，他拄他的拐棍你读你的书，管他什么皇子王孙，狗屁！就这样，彭超千以初中二年级程度考取了著名的廿五高中。

　　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对生活和爱情似乎成熟的晚些，而政治思想却成熟得较早，忧国忧民的怨情愁绪溢于言表。一方面对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现实心怀不满，一方面对家境凋衰经济困难、前途未卜学业难以为继的处境，感到悲观失望。头脑里犹如一团乱麻，割不断理还乱，满脑袋和年龄不相称的忧思、孤独与彷徨，忧国愁绪笼罩着整个身心。是年秋，彭超千曾写《孤雁》小诗，抒发胸中之块垒：

　　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洛阳城戒严，张学良、杨虎城的套红照片刊上了各报头版。举国哗然！可惜彭超千阮郎羞涩因囊空，只得告别程老师，春节前返回家乡，重入洛宁中学就读。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原来的课程表依然排的是物理、化学、生物、体育，但老师实际上讲的却是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彭超千有一首诗登在《校刊》上：

　　小诗引起了韩达生老师的注意，逐渐交往就多了。韩老师博学多才，沉静平和，有学者之雅风，颇受学生敬仰。他不断借给彭超千难得一见的“好书”看，有《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即《斯大林传》），布哈林的《ABC》，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宣言》，列宁的《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他还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看到了衣衫褴褛拖儿带女逃荒要饭的农民，横征暴敛逼粮要款的官府爪牙，对青年学子无形中进行着鲜活地社会教育。据说有一家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横批是“敲骨吸髓”！户主被抓起来，坐了三个月的牢房。有一位教书先生，听说专署督学要来视察，也写了一副对联：“八元三两够吸不够吃，一身二任教书兼伙夫。”督学品味了半天，问他上联是啥意思。答曰：每月八元薪水，三两粉笔末。督学说，你也太夸张了吧。那位教书匠说，我就知道你不相信，请看横批：“不信你试试。”后来，这位不识时务的臭老九，亦被当局停职查办了。

　　当时的学校，办壁报，画招贴画，下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会），组织剧团演出“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铁扫帚”等剧目，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支抗日救亡的宣传队，一座熔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杨小沪，男，洛宁县景阳镇人，1947年生，中教一级教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