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宝天尊18世纪到19世纪，世界上有两大帝国，通过两种植物，各自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又因为这两种植物，导致了两国兵戎相见，甚至世界版图都重新划分。

　　罂粟的种植和加工都在印度，而印度，在1757年就沦为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英国人以此为据点，开始了对亚洲版图的扩张。

　　由印度生产加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向大清，英国人用所获利润购买了大量的茶叶；而大清用茶叶贸易获得的白银，又从各种渠道，变成了英国商人手中的鸦片。

　　终于到了1839年，外国人的目无法纪、大清兵民吸食鸦片成瘾后的种种病态，深深激怒了林则徐。

　　他奉道光帝之命，前往广州禁烟。他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合现在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

　　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最终获释。林则徐命令500名民工，把将近300万磅重的鸦片，用盐和石灰搅拌，历时23天才全部销毁，倾倒入珠江。

　　虎门浅滩之上，广东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外国商人、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很多专程从澳门或其他地方赶来，加上无数的本地民众，浅滩上的人们比肩接踵，翘首观望这一壮举。

　　恼羞成怒的维多利亚女王命令皇家海军出战，从广州打到浙江，又从浙江打到南京。最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英国人以外交协商的方式，恳请了一个世纪都没能得到的香港岛，终于通过坚船利炮拿到了。此外英国还强迫大清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海关无权自主关税，英商可以在华自由贸易。

　　约翰·威基伍德，《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的亲舅舅，在1804年建立了英国皇家园林协会，定期发表期刊，详细描述着大英帝国领地内的每一个特殊物种。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不分阶层，对自然界的新奇物种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然而即使是版图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皇家植物狩猎地图上，仍然有一大片空白之地。

　　这片古老又神秘的土地，有超过5000年的文明历史，无数独有的珍稀物种，满足了西方人对异国情调的所有幻想。

　　《南京条约》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英国人以为这会成为他们深入中国的契机，没想到清政府在这5个沿海城市修建了高高的围墙，白人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新设立的租界内。

　　皇家园林协会决定派遣一支考察队，秘密进入中国腹地，探查那些不为人知、中国独有的物种。

　　初到中国之时，福钧就像绝大多数那时的西方人一样，带着满满的傲慢。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重任在身的布道者，这个重任，就是向中国人宣扬西方生活方式。

　　然而三年后，他已经能够很熟练地戴上假发和辫子，穿着长袍马褂，混迹在人群之中，连城门守卫都能骗过去。

　　凭借着这样的伪装，他成功地混入了苏州官员家里的花园，就为了找到最好的植物标本。在很多中国农民、船夫、苦力、向导、脚夫等人的帮助下，他也如愿进入了很多不容易进入的区域。

　　在三年多的时光里，福钧从中国找到了迎春花、荷包牡丹、白紫藤、胸花栀子（中国栀子）、芫花（中国瑞香），其中他找到的中国蒲葵，还被当做珍稀物种，成为维多利亚女王32岁的生日献礼。

　　福钧在一名官员的花园里发现了传说中的双黄茶玫瑰，引入英国后，被称为“福钧双黄”。

　　单是这些发现，就已经让他从一个不入流的农场雇工之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英国科考界的典范。而他接下来的发现，更是即将改变两个帝国、甚至周边小国的命运。

　　东印度公司，全名“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1600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发了皇家特许状，将东印度的全部贸易权都授予了这家公司。

　　200多年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可以和许多帝国或小邦平起平坐，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全新的实体。

　　就是这样一个巨无霸的商业寡头，自上而下所有人都坚信一件事：持续地投资茶叶，可以让自己的地位无可撼动。

　　换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有哪个公司想以茶叶为切入口，那么它将有很大的机会，成长为一个商业巨头，甚至会撼动200多年的东印度公司。

　　在18世纪中叶，茶叶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饮品，销量甚至超过了啤酒。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经济总量中已经占到了10%的比例，数十亿英镑的交易额。

　　英国政府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要消费一磅茶叶，约合9两。茶税被用于建设铁路公路、支付公务员薪水，建设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帝国。

　　令英国人尤其难受的是，中国人不止擅长种植茶树，还十分擅长制作茶叶。单是采摘就有很多讲究：明前雨前、拣尖、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还有制作过程中的摊青、杀青、整形、烘干、提香……

　　中国人还把茶叶成品分成了很多等级和不同品种，还取了很好听的名字：雀舌、龙井、玉女峰、镜岩、海龟石、三僧岩……

　　几乎是每个品种每道工序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所有这些独特之处，都是中国茶叶在全球保持巨大竞争优势的秘密所在。

　　这些工艺、品类、等级和名字，简直要把英国人搞疯，他们不明白，同样是茶叶，为什么就不能简简单单地分成红茶和绿茶？

　　更让英国人觉得可恶的是，大清帝国竟然利用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随心所欲地对次品茶叶大肆抬价，对英国时而粗鲁无礼且不合作。

　　偏偏中国人对英国的产品，尤其是英国引以为傲的羊毛制品毫无需求。除了鸦片，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中国人打开荷包，掏出银子了。

　　1839年1月，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印度的阿萨姆茶叶运抵伦敦。英国人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以为阿萨姆茶叶可以取代中国茶叶，结果却让他们极度失望。茶叶颜色发暗、叶质坚韧，茶水香气虽重，味道却苦涩，没有回甘。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有一片500英亩的实验性种植园，专门用于种植茶叶。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制定了详细规划，试图用英式的科学管理，降低成本，提高产能。

　　第一批喜马拉雅山茶，虽然在外形上几乎可以媲美最好的中国茶叶，但是尝一口，就能感受到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固然跟制作过程有关，但是追根究底，还是“基因”不行。

　　广州，在鸦片战争之前，唯一一座允许英国人进出的城市。英国人就是在这里，走私了这批茶种。

　　在中国，广州从来都不是以产茶著称，来自广州的茶种，最终只长出了“形似味不似”的茶叶。

　　东印度公司的计划，是从500英亩实验田，扩展到10万英亩的茶园。但是很明显，他们还需要更好的茶种，至少成百上千的优质茶种。

　　1847年，在中国做了三年的植物猎人后，罗伯特·福钧回到了英国，并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了《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这本书让他在伦敦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最理想的“植物猎人”。

　　植物贸易已经成为大英帝国一项重要的财富来源，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来种植特殊作物，深加工后再销往世界各地，是英帝国榨取殖民地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

　　中国，龙的巢穴，纬度跨越了热带、温带、寒带，地貌变化巨大，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自然物种陈列馆，无数植物猎人的终极梦想之地，植物狩猎事业的圣杯。

　　罗伯特·福钧，即将服务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商业机密盗窃案的主犯。

　　松萝茶，色绿、香高、味浓，是中国最早的名茶之一，真正的“绿茶鼻祖”，具有茶叶中罕见的橄榄风味，古时甚至有“松萝香气盖龙井”的赞词。初品稍有苦涩，再品甘甜醇和，是清代书画大师郑板桥的最爱。

　　在当时的英国，人们对红茶和绿茶的来源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断言红茶绿茶源于同一种类，颜色和口味的不同，只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另一些人则坚信绿茶来自普通的茶树，而红茶，全都来自“武夷茶树”。

　　福钧的上一次中国行就终结了这场争论：原来绿茶和红茶确实是来源于同一种植物，不同的只是红茶多了一道发酵工序。

　　上海英租界的颠地洋行，买办们为福钧挑选到了最理想的随从：安徽松萝山茶农的儿子，专门从事茶叶贸易的职业经理人，姓王。

　　王的家族世代种茶采茶，他熟悉所有从上海到茶叶产区的道路。福钧带着王，还有另一名脚夫，三人乘船从上海到杭州，再直奔安徽。

　　福钧原本计划绕过杭州，因为杭州见多识广的商人太多了，他担心自己的中式伪装被识破。在当时，外国人如果想进入5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城市，需要极为繁琐的文件和证明。

　　当轿子里的福钧发现四周并没有预想中的安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西湖湖畔，杭州的市中心。暴怒的福钧在轿子里狠狠地骂了王一顿，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作为一名商人而不是忠仆，王不顾福钧暴露的风险，穿行杭州市中心，并不是真的想让福钧被抓，只是希望路上多一些交易的机会。虽然这些交易与福钧完全没有关系。

　　这是1848年的10月，正是收获的季节。沿途的梯田长满了小麦、大米、玉米，远远望去，是一片深深浅浅的黄。而每一片错落有致的梯田中，都会夹杂着一块四四方方的绿油油的茶田。

　　纯净无暇的自然风光令福钧沉醉，越来越密集的茶田，更是令他欣喜：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

　　这里距离王的老家松萝山已经很近，但仍然不是王可以刷脸的地方，王也只能磕头作揖苦苦哀求，希望茶厂厂主能让他们进去参观。

　　这家茶厂的制茶工艺是真正沿袭古法，用的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工艺流程。他们生产的茶叶将会通过广州的巨型茶叶商号和日益崛起的上海茶叶贸易行，销往海外。

　　王把福钧伪装成了一个来自远方省份、博学且饱受尊敬的官员，谎称此行是为了视察工厂。脚夫为福钧编的辫子几乎是天衣无缝，就算用手去扯也不容易扯下来。福钧穿着一身大清标准官服，真实到几乎不容置疑。

　　一切来得太顺利，如果他真的是一名大清官员，也许此刻内心翻腾的只有四个字：天佑我大清。

　　作为东印度公司雇佣的植物猎人，福钧来华的两大任务，一是在最好的产茶区搜集茶树树苗和茶种，二就是学到制茶工艺。

　　福钧运气很好，不仅进入了工厂，而且进入的还是一家非常规范且具规模的古法工厂。

　　他看到了新鲜的茶叶被放在大如餐桌的簸箕里，接受阳光的“烹煮”，这个过程，需要持续1到2个小时。

　　晒干的茶叶随即被倒入一口巨型平底锅内炒制，一群人一刻不停地翻动。在高温下，汁液渗出，茶叶变得湿润软化。

　　炒过的茶叶会倒在一张桌子上，工人们用竹筒来回碾压，茶叶精油被挤出，茶叶被绞干，紧紧卷曲在一起。这时，茶叶只剩下刚采摘时四分之一的分量了。

　　经过晒青、炒青、揉捻、再揉捻，这时再由经验丰富的工人，分拣归类，挑出顶级和次级。还要仔细地挑出虫子、石子和沙子，以免整批茶叶被污染或者砸了价格。

　　除了这些正常的制茶流程，福钧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在最后一道加工工序上，工人们的手指变得“很蓝很蓝”。

　　当时的英国人一直在质疑中国茶商的信誉，他们怀疑中国茶商把经过化学染色的茶叶投放到了外国市场，却苦于没有证据。

　　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道工序的每个环节，飞快地做着笔记，时不时地还吩咐王问一些问题。原来，添加在茶叶中的是一种油画颜料：普鲁士蓝。

　　另一边，炭火烘焙茶叶的地方，工人把一种明黄色的粉末溶入了一团糨糊中，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极其难闻。黄色粉末是石膏，臭鸡蛋气味就是石膏分解时产生的硫化氢气体。

　　在福钧的估算下，他认为每100磅茶叶中，就混杂着超过半磅的石膏粉和普鲁士蓝。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茶商们单纯地认为，外国人想要的是“看上去”翠绿翠绿的绿茶。

　　而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些茶叶看上去整齐漂亮，极具卖相，且总能卖个好价钱。

　　福钧悄悄地偷走了一些有毒染料，装进了用蜡浸过的布袋里，然后藏在了厚重的官服内。

　　这些有毒染料将成为重要的证据，一旦福钧的猎茶行动失败，清政府向英国索赔，这些染料就可以帮助英国反咬一口。

　　福钧也许没想到，自己偷偷拿走的东西，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饮茶习惯。从此红茶成为欧洲人的首选，一直到今天。

　　离开了收获颇丰的茶厂，福钧终于抵达了第一站目的地：安徽黄山休宁县的松萝山。

　　松萝山山势险峻，浓雾缭绕，山土不积水，阳光漫射而不是直射，所有这些都成就了松萝山得天独厚的种茶条件。

　　陡峭的山坡被开垦成了梯田，错落有致地种着大米、小麦、豆子、芝麻，还有南瓜、茄子、萝卜、洋葱、竹笋、生姜、大蒜等蔬菜，甚至还有桃子、西瓜、木瓜、核桃、花生这些水果和坚果。

　　中国农民的勤恳和智慧造就了梯田这样的人工奇迹，即使是福钧这样的植物猎人，都深深地为之惊叹。

　　福钧在笔记中写道，“你甚至无须看到（群山），就可以在一英里外嗅到茶叶的香气。”

　　在松萝山，有王和王家族的照拂，福钧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于是他极为细致地开始了自己的采集工作。

　　他带着王和后来赶到的脚夫，在松萝山的山脊上，寻找他能找到的所有茶树树种，还有自己感兴趣的任何植物样本，比如伏牛花。

　　伏牛花又叫虎刺，既有观赏价值，也极具药用价值。在福钧的高价诱惑下，王的家族中，有人为他带来了三棵健康完好的样本。

　　作为一名植物猎人，福钧随身携带的工具有：镐、铲子、吸水纸、笔记本、放大镜、标本瓶、沃德箱、柳条筐。

　　沃德出生于1791年，是伦敦一名医生的儿子。他热衷于采集植物标本，并且发现了一个现象：在一个密封且明亮的环境里，即使没有水，植物也可以存活多年。

　　基于这个发现，他制作了一系列的玻璃箱，用油灰和油漆保持密封，并且观察植物生长情况。

　　植物在光照作用下，继续发生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挥发水蒸气。水汽遇冷凝结，重新流回土壤。就这样，一个密闭的玻璃箱，实现了水的无限循环，植物也就得以有效存活。

　　有了沃德箱，植物猎人能带回的，不再只是干瘪的标本，而是一棵棵鲜活的植物。

　　秘鲁特产金鸡纳树的树皮，是生物碱奎宁的原料，移植到印度后，治疗了无数遭受瘟疫的驻印和驻缅英军。巴西橡胶树，移植到了斯里兰卡，橡胶产业就成为大英帝国的新财源。

　　得益于沃德箱的发明，福钧从松萝山采集的大约13000株植物幼苗和10000颗茶种都保存完好，即将通过海路运往喜马拉雅山，东印度公司的茶园。

　　在上海的颠地洋行，福钧试着在温室里种了一些去松萝山之前就搜集到的茶种。然而这些种子并没有发芽。

　　福钧想起那件流传很广的事情：中国人会用沸水煮茶种，或者干脆给茶种下毒，以免“中华的美艳之花被人伺机运往其他国度”。

　　那些没能发芽的种子，或许就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并不担心，因为他还有上万颗从松萝山采集的优质茶种。

　　福钧小心翼翼地打包装箱，亲自护送这批树种和树苗到了香港，再把它们送上了货轮。

　　这些树苗和茶种经过了一次次漫长的转运，从香港到锡兰（斯里兰卡）再掉头回到加尔各答，再经由恒河直达印度西北部的阿拉哈巴德。因为当地旱灾，恒河水位下降，又滞留了六周，等待雨季到来。

　　这些树苗和茶种从松萝山到上海，就已经花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上海打包又用了几个星期，运往香港再卸载，重新装船运往印度，中途又转港锡兰，再重新启航运往阿拉哈巴德，再运送到喜马拉雅山高处的茶叶实验园。

　　这一圈走下来，早已经过了将近一年。到达喜马拉雅山时，13000株树苗仅有1000株还活着，但是也长满了真菌和霉菌，沃德箱里弥漫着植物腐烂的臭气。经过移植，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不到400株。

　　宁波到武夷山，600公里的路程，如果是现在开车自驾，一路走高速，只需要7个小时。但是在1849年，这段路程坐船坐轿加步行，需要耗时整整3个月。

　　武夷山，位于江西和福建两省交界处，自秦汉以来，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到了明末清初，又因为出产“大红袍”再度惊艳世人。

　　被公认的最正宗的大红袍，只有武夷山九龙窠岩壁上的那几棵。即使在最好的年份，九龙窠大红袍的产量也不过几百克。民国时期，一斤大红袍价值4000斤大米。前几年，九龙窠大红袍更是拍出了20克15.68万元的天价，核算下来，等于是392万一斤。

　　九龙窠大红袍，正是福钧的目标。作为一名植物猎人，一个茶叶大盗，不得不说，这家伙真的太识货了。

　　这一次，王和那名脚夫不会再跟着他了。洪秀全的反清活动已经初具影响，南方多地农村地区爆发起义，不止王和脚夫，就连福钧本人也一度感到恐惧。

　　原本计划让王和脚夫去武夷山，现在计划落空，福钧只能一人上路。同时他委派王重返松萝山，收集第二批绿茶茶种。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他心底最后一丝不安。而他也确实赌对了。

　　颠地洋行又为他物色了一名新的随从，名叫胡兴。此人学识渊博、孔武有力，举止间甚至透着一股高贵之气。最难得的是，胡兴的家乡就在福建武夷山一带，所以他精通闽南语。这为福钧的秘密任务又增加了一份牢靠的保障。

　　胡兴带着一面三角形的小旗，来证明自己前任雇主的身份不俗，也代表了朝廷的权威。这面黄色的小旗是八旗中的上三旗，由清帝亲自统领。可惜福钧并不认识，也不相信一面三角小旗就能成为全国通用的万能证件。

　　二人在运河河道遭遇了交通堵塞，有人十分嚣张地想插队挤到福钧的船前面时，胡兴亮出了这面黄色的三角形旗子，并把这面旗升上了船的桅杆。在场所有人马上变得无比温顺，先前还非常嚣张的船主连声道歉，老老实实地把船退了回去。

　　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安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就把他当成了胡兴说的“尊贵的大人”。

　　武夷山之行比福钧预想的要顺利，一路上并没有遇到起义的农民军。倒是随行的轿夫们，因为轿子上的树苗越来越多，越来越沉，干脆撂挑子了。

　　福钧对这些苦力一边施以可怕的声声恫吓，一边又许下种种诱人的承诺。就这样，福钧把前往武夷山的路上所见到的橡树、翠竹、蓟、松树等几乎是每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植物全都收集了。

　　这些植物会成为他个人的战利品，由东印度公司承担运费，从武夷山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往伦敦，成为欧洲首批来自中国武夷山的植物。

　　终于抵达武夷山脚下，山中的美景令轿夫们欣喜若狂。他们问福钧：“你的国家可有什么名胜能和这相比吗？”

　　在我的一生之中，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幅宏伟雄奇、庄严无比的景象，高大的山脉在我右侧和左侧同时巍然屹立。

　　喀斯特地貌呈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是“茶叶天国”的入口，是福钧见过的“最为宏伟壮丽的画面之一”，一切都美不胜收。

　　留宿武夷山，并不是野外露营。上千年的三教胜地，山上有近千座寺庙，留宿过无数过客。只是这些出家人不会想到，这次留宿的，会是一个茶叶大盗。

　　在胡兴一番胡吹神侃之下，寺庙里的僧众也把福钧当成了不得了的贵客，奉上了寺里能拿出的最好的食材：莲藕、蘑菇、泡菜、卷心菜、豆子，甚至还有自酿的低度清酒。全体僧众都出席，以示对福钧的重视。

　　从寺院出发，不到1天就来到了九龙窠。巨大的岩壁上刻着三个大字：大红袍。三株两百年的大红袍树就矗立在大字之下。

　　武夷山上有九块喀斯特熔岩，据传是九条恶龙战败之后尸体所化，熔岩甚至还保持着恶龙战斗时的姿势。一条河流沿九块龙石绕了九道弯，所以这里被称为“九龙窠”。

　　茶农们从三株母树上割下枝条，移植入土，以无性繁殖的方式获得了母体的直系遗传副本。大红袍母树的子子孙孙，很快就遍布了整个武夷山区。

　　福钧在这里获得数百株树苗，都是大红袍神树的后裔。他还采集了数千根树枝，放入沃德箱中，进行无性繁殖。他还雇了很多小孩子，帮他采集茶种。

　　就在他收获满满准备离开茶山的时候，寺院方丈还送给了他一份特殊的礼物：几株珍贵的茶树和茶花。

　　方丈已经知道这位“客人”是为了这些珍稀的植物而来，但是方丈理解不了，一棵茶树能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尽管福钧已经收集了如此之多的树种，但是方丈仍然自信，这份礼物是福钧从未见过的。

　　福钧确实没见过，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此刻他的内心泛起过一丝波澜。他为盗取而来，却获得了尊贵的礼遇，甚至还被馈赠了这样珍贵的树苗。他感觉自己欺骗了这些善良的人。

　　然而这一丝波澜很快也就荡开，散去。他向方丈表示自己深受感动，也深表感谢。但是福钧无法留下任何能够确认他本人身份的纪念品作为回馈，那会带来太多的麻烦。

　　胡兴越来越高调，他甚至把福钧吹嘘成了一个来自中亚鞑靼地区的超级伟人、一个妻妾成群的富豪、一个可敬的勇士、一个声望卓著的领袖，而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周边的人对福钧越来越毕恭毕敬，甚至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和尚还专程赶到福钧的住处，行九叩大礼。

　　福钧吓得差点因为重心不稳摔倒在地。他上前轻轻扶起了老和尚。这是来华两年以来，唯一一次，他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深感羞愧。

　　1849年的秋天，福钧回到了上海，在天地洋行舒适的房间里，他收到了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包裹，终于得知，他第一年的心血全都毁了。茶树几乎全部死亡，茶种全都腐烂了。

　　他强忍着愤怒和失望，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从头开始阅读包裹里的每一份文件。

　　他逐渐捋清了关键节点：在阿拉哈巴德，滞留在恒河的时候，沃德箱的玻璃板被损坏，没有能重新封装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停留在愤怒的情绪上。他并没有气急败坏，而是冷静下来，开始思索，怎样才能让自己在武夷山的收获免遭同样的命运。

　　福钧用沃德箱重新做了实验。他从中国最好的蚕丝区采集了一批桑树苗，他把桑树苗种进了沃德箱，又在箱子里撒了一把红茶种子，然后用横条把压住，这样一来，箱体里的泥土就可以经受住海浪的颠簸，种子也就能保持稳定。

　　第一个桑树实验箱运到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加尔各答时，桑树苗和大红袍种子都完好无损，且生机盎然。众人欢呼雀跃，兴奋不已。

　　他用最新改良的方式又制作了14个沃德箱，这一次，他把桑树苗换成了珍贵的大红袍幼苗。他信心满满，所以这次他运送了大批茶种。

　　当这些树苗和种子运抵喜马拉雅山的实验园时，几乎全都存活了，12838棵茶种成活了不少于12838棵茶苗，每一株幼苗都意味着至少10株可用的树苗，足以支持500英亩的实验园扩大成10万英亩的种植园。

　　东印度公司第一次盗取的广州茶种与印度土生的阿萨姆茶种杂交，长出了新一代喜马拉雅山茶。

　　这批山茶又与福钧运来的大红袍茶种杂交，经过几代选种和培育，最终长出了全新的品种。

　　这里面除了茶种的优势，还离不开福钧从中国带去的8名专业制茶师。其中2人擅长制作海运专用密封铅盒的人。有了这两个人的加入，包装的问题就解决了，从印度运往英国的茶叶，就不会再被诟病为“缺乏香味”。

　　这样的协议非常必要，而且这些人都是颠地洋行的买办们，从偏远内地的茶乡雇佣的。如果福钧自己出面，很可能会被当地以诱拐罪逮捕并处决，甚至可能进一步引发一场国际纠纷。

　　不管怎样，福钧圆满完成了东印度公司派给他的两个任务：找最好的种子，找最专业的人。

　　就连福钧自己也没想到，远在中国武夷山的大红袍，在这里生根发芽之后，成为了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大吉岭红茶，口感细致柔和，带有独特的麝香葡萄味，被誉为“红茶中的香槟”。

　　印度新生的喜马拉雅茶产业规模，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超过了中国，无论是茶叶的质量、产量还是价位，在欧洲市场上都已经能够力敌中国茶叶。

　　当大清意识到“国宝流失”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喜马拉雅山的杂交茶叶，已经以低廉的价格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1857年爆发印度起义之后，大英帝国又发展了缅甸、锡兰、东非以及所有适合种茶的地区，茶叶变成了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工具。

　　摆脱了对中国茶叶的依赖，英国茶叶产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英国的资本和经济体系，英国在远东的商贸网迅速扩散，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确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英帝国的商业新贵们，为了与东印度公司竞争，制造了结构更为精密、速度更快的高桅帆船。

　　1849年，《不列颠航海条例》撤销，美国的船舶被准许进入中国，竞争加剧，茶叶的航运时间成本也大为缩短。

　　远东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让法国人也蠢蠢欲动。于是他们开凿了苏伊士运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凿完成，比帆船还要快一倍多的蒸汽轮船能够更快地抵达印度和中国。

　　福钧盗走中国茶叶后，不到20年，茶叶贸易重心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的版图里。

　　茶叶贸易的剧减，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又加剧了大清帝国的没落，皇权遭到严重削弱，帝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

　　1853年，福钧第三次来到中国，用3年时间，了解花茶的制作工艺，并招聘更多的茶叶工人去印度，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种植规模。

　　而英国人图谋中国茶叶的时候，大清帝国也有人处心积虑地密谋着发展鸦片种植业。当英国茶叶取代中国茶叶，行销欧美的时候，中国自产的本土鸦片也以低价在市场上立足。

　　福钧第4次被派到中国，替东印度公司窃取中国新兴鸦片的种子和样本。而他，再一次完成了任务。

　　1880年，罗伯特·福钧在英国伦敦去世，遗产价值超过4万英镑，至少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

　　几次中国之行，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财富，让他获得了爵士头衔，跻身名流，并且成为了大富翁。

　　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墙上，刻着永久的墓志铭：伟大的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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