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士长1921年夏天， 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 何叔衡乘船赴沪。对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 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战士。1976年9月，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 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 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 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 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 董必武比 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 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 何叔衡与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 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 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 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小组秘密诞生了， 邓恩铭和 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 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1933年春， 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 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日， 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 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 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 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 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1949年12月， 作为历史见证人，作为介绍人， 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 李达为：真正的人！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 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 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 陈公博。6月3日，将 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周佛海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 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

　　1921年， 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 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 周佛海逐渐与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 周佛海很快与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 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

　　周佛海一，便马上踏上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 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 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 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 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五四运动期间， 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 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 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 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 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 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 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 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各个机关。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 刘仁静。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 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 陈公博和 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 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

　　1931年， 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 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 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 包惠僧回忆录》。

　　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 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 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 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 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 王尽美因肺病逝世。（摘自《中华儿女·政要篇》）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