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街上首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国的花卉文化绵延两千余年，不少读书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格物之中。中国花卉文化有三大传统：《诗经》由比兴引发的格物传统，《楚辞》由香草比譬的人格传统，以及主要由宋人发动的品鉴传统。《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经授权刊发美术史学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的《中国花卉文化传统漫述》。文章收录于上海明珠美术馆出品的展览同名画册《以花之名》。

　　中国的花卉文化，其传统可追溯到《诗经》，《桃夭》开篇即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美人如花，花如美人，美丽惊传。二千年后，柳如是的“桃花得气美人中”遥接华章。清人姚际恒评论《桃夭》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袓。”（《诗经通论》）

　　《诗经》里还有一些写花草的名句。在古代，花也称名为葩，韩愈《进学解》说：《诗》正而葩。所以《诗经》也称《葩经》。中国文学批评史最早的文献，也是讨论《诗经》的，它出自孔子之口:“《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最后一句影响了两千年人们对《诗经》的花草、也对周围世界的花草的态度。

　　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也有不少处吟咏花草，例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蜿兮，又树蕙之百亩。”人们统计，《楚辞》写香草22种，香木12种，尤其是兰花:“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真是惊艳了时光。汉王逸《离骚》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在古人眼里，《楚辞》的香草都有寓意，它开启了不同于《诗经》的“美人香草”的传统，成为政治警喻，朱自清说它“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大”（《经典常谈•辞赋》）。

　　“影响后来很大”，自然也包括《诗经》，不少读书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格物之中。周作人先生曾覼举过一些著作：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晋《毛诗陆疏广要》、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徐鼎《毛诗名物图说》等等，还有日本学者的贡献，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和江村如圭的《诗经名物辨解》。以此为背景，周先生详述了这一传统中清人陈溟子的《花镜》。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部作品，特意购买了一部康熙原刻本，并援引了卷三中记平地木的一节：

　　平地木高不盈尺，叶似桂，深绿色，夏初开粉红细花，结实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红，子下缀可观。其托根多在瓯兰之傍，虎茨之下，及岩壑幽深处。二三月分栽，乃点缀盆景必需之物也。

　　周先生还夸奖说，书中的有些章节是可喜的小品，上面的“寥寥数行，亦有致”“何遽不及《南方草木状》或《北户录》耶？”这让我们明白，多识草木之名，看似规规矩矩的较真儿研究，其中却有如此多的情趣在。当代的著名学者扬之水正是沿着这条路，撰写了一系列优秀优美的诗经名物新证，如果我们真能读进去，撷萃英华，也许会求得不少诗料盈匊诗嚢，就像古人早已注意到的那样:“宣圣训学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予尝谓《尔雅》是一部好诗料。他如陆玑《诗草木疏》，刘杳《离骚草木疏》，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文饶《山居草木疏》，皆诗家之碎金也。”（阮葵生《茶余客话》）

　　陆玑专门研究《诗经》的草木，这引起了南朝刘杳的关注，他也趋步《诗经》的格物传统，转而为《离骚》作疏，可惜书已亡佚。到了宋代吴仁杰又踵武前贤，取二十五篇疏之，后来周拱辰撰《离骚草木史》，祝德麟撰《离骚草木疏辩证》，都是留心博物之学，一脉学源，箕裘不坠。

　　晚于刘杳一代的宗懔留意湖北的中南部一带风俗，完成《荆楚岁时记》，他把从小寒到谷雨的节令分成二十四候，每候对应一种花，始梅花，终楝花，共二十四番花信风。唐代的罗虬又把九种美好贵重的事物赠予花卉，撰写《花九锡》，可惜原作失传，只能在宋人陶谷《怪异录》中看到一点儿简单的记载。五代时的张翊又把71种花仿照官秩等级分为九品九命，写出《花经》。

　　这些观念对明代盛行的插花发生影响，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都是著名的例子。它也促使人们进一步建起了花卉和月令的关联。与上述著作约略同时的屠本峻《瓶史月表》即按月令把每月的花卉分配在花盟主、花客卿和花月令的名下。稍后程羽文写了《花历》，大概是给那些爱花的隐士看的，小序说:“花有开落凉燠，不可无历。秘集月令，颇与时舛。予更辑之，以代挈壸之位。数日记红，谁谓山中无历日也？”乾隆时期，著名的女才子沈虹屏写《花九锡》，仿罗虬之意，加以充周发微，又撰《花月连珠》，咏花前思发，月下歌来，写十二月南枝向暖，北岸花飞之概，在月令的框架中对花赞美。明代福建长溪人夏旦《花圃同春》同样以月令写花，并且涉及月令中的实践一面。这种所谓的栽莳育英之作也往往成为退隐者的寄意书，周文华《汝南圃史》、徐石麟《花佣月令》都可归为此类。活跃于明清之间的政治家、诗人和收藏家曹溶在归里后，筑室范蠡湖上，名曰倦圃，莳花种草，写出《倦圃莳植记》，虽是借场师指授，讲种植之法，但其中有言:“语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花何可不珍惜哉。”亦是“览花莳之时育兮，察盛衰之所讬”（潘岳《秋兴赋》）的感时寄兴。

　　月令的两个方面不论是花历还是时植，都可溯源到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的《夏小正》。《夏小正》是部月令，它记物候，记农事，也记花卉，例如“梅、杏、杝桃则华”，可以说《夏小正》导引出了一个小传统，它以花历之名成为“多识草木”传统的一个分支。

　　明人关于花卉的著作颇多，近些年来很受重视，实际上，它全然承续了宋人的趣味。因为真正爱花赏花的时代，是在宋代达到高峰。在北宋，灿烂的牡丹吸引了上至官宦、下到农夫的极大热情，让唐代中期以来观赏牡丹的情趣扬起阵阵热潮。唐人对牡丹的品味可从《全唐诗》中约略一窥，其中的二百多首歌咏虽大都写于中唐，但有一首给清人胡以梅《唐诗贯珠》誉为“登峰造极”的作品，则出自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手笔：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屈复《玉溪生诗意》说前六句皆是比喻:“一花、二叶、三盛、四态、五色、六香。结言花叶之妙丽可并神女。”全诗几乎句句典故，作者把它们挥洒得妙语连珠，璨璨夺目，尤为奇妙的是，好像诗歌本身就是一朵光彩吐绚的牡丹，扬芳飞文，代表了唐人品花的极致。

　　宋人写不出如此才气横溢的诗。但他们品花，更专心致志，更有闲情在花丛中回环，因此也更精致更雅炼。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先记花品，中记花名，后记风俗，很快在社会上风传。大书法家蔡襄把它抄了一遍，刻石传真。后来周必大形容说，当时士大夫家家都有印本。《牡丹记》也激励了范仲淹的侄女婿周师厚撰写《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南宋的张邦基和陆游还分别写出《陈州牡丹记》《天彭牡丹谱》。这些丰富多彩的牡丹记，西方学者Ronald Egan在他论述北宋审美的著作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2006)中做了一些研究。

　　宋代是个爱花成癖的时代，袁宏道对于古人爱花的描写，正是献给宋人的礼赞，他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古人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蹵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鳞，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携幞，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极其趣，或嗅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白，是之谓真爱花也。”

　　宋人爱花的精神和趣味，不仅保留在大量的诗词、绘画和笔记中，也保留在他们关于花卉著作的遗产中。专门的著作如陈景沂的《全芳备袓》，于花、果、草木情有独钟，裒辑凡四百余门，既全且备，故称全芳；所写植物，必录事实赋咏，并稽其始，又名备袓。现代学者称赞它是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

　　除了丰富多彩的牡丹记之外，刘攽《芍药谱》、孔武仲《芍药谱》、刘蒙《菊谱》、史志正《史氏菊谱》、范成大《石湖菊谱》、赵世庚《金漳兰谱》、王学贵《王氏兰谱》、沈立《海棠谱》、陈思《海棠谱》，如此等等，构成了花卉格物的知识谱系。这类著作既兼收《诗经》、并蓄《楚辞》的花卉传统，又贡献了宋人对花卉品鉴的创获，尤其是梅谱。宋人对花的品鉴，如果说，北宋热衷牡丹，那么南宋对梅的偏爱不仅把中国人对花的欣赏带到了风流雅深的境界，甚至超过兰花，成为通国之美，且影响其后近千年的花卉文化，奠定了花卉品鉴史的基础。

　　关于梅谱，传世的宋人著作不多，然而，皆很重要。我们还能有幸一见的宋版《梅花喜神谱》，以图文并观的形式，展示出一百个不同角度的赏梅眼光，品味之雅裁、之细腻、之别致，越古迈今，使来者难追，可惜乏人评骘。更早的《华光梅谱》，则代表了宋人墨梅技艺的成熟，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都倾赏作者，写诗称美；另一位诗人陈与义的名句“舍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也为华光的墨梅而作。现存的梅谱虽为依托，不过我们还可以通过扬无咎《四梅图卷》（故宫博物院）得其三昧。《范村梅谱》（1186）更是树立品评标准的关键文献，范成大后序中说：

　　这道准则不只是个人的审美，也是当时士大夫的共同趣味。绍熙二年(1191)，姜白石到石湖家作客，石湖授简索句，白石自度两曲，石湖高兴得把玩不已，即遣歌妓小红为奉。白石乘船载雪返家，路过垂虹桥，为后人留住了白石吹箫、小红低唱的艳丽一幕。我们可以想象，小红吟唱的正是白石咏梅绝调。那两首词也充满了典故，下面引用的是第二首《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白石写作时，想必心中涌现出了李商隐的《牡丹》名句。但他力图争美前贤，用闪烁的笔调锤炼典故，让它们托喻遥深，揽挹不尽。调名取自林逋咏梅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的诗句在北宋只是惊鸿一瞥，但到了姜白石笔下，已被晚辈词人张炎评价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是绝唱。”

　　有意思的是，张炎的袓父张镃字功甫者，也是一位梅花趣味史上引领风骚的人，1194年他撰写《梅品》，除了“梅说”一节述其玉照堂植梅之外，还有意把北宋丘璇《牡丹荣辱志》转换为品评花的五十八条目，揭之堂上，它们包括：花宜称二十六条，花憎嫉十四条，花荣宠六条，花屈辱十二条。这些条例连同上述的花九锡，都被袁宏道牵拉进了《瓶史》。

　　张功甫告诉人们，他在玉照堂种植的梅花以江梅为主，有红梅，有缃梅，有蜡梅，还有重台梅，“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复开涧环绕，小舟往来，未始半月舍去……于是游玉照者，又必求观焉。”他说，这才叫不负梅花。庆元三年（1197），姜白石到张功甫新落成的府第，填《喜迁莺慢》一曲，想必也在玉照堂盘桓过。玉照堂建于淳熙十二年（1185），地址在杭州北城之南湖，与孤山一样是杭州的赏梅胜地。道光年间遗址归吴藻苹香所有，筑室虚白楼。汪端小韫曾过访赋诗，小序说:“苹香姊移居南湖，宋张功甫玉照堂遗址也。修竹古梅，清旷殊绝。”可见，那时还是梅花艳人，《梅品》的精神依然闪耀光致。

　　《瓶史》则是插花的名著，影响日本花道甚深。但我们不要忘了插花也兴盛于宋代。《清异录》记载南唐李后主：每春盛，梁栋窗壁，栱柱阶砌，并做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前述的花九锡也有所谓的玉缸、雕文台座，不过那都是兴致所到，是插花的雏形，不是专门的精工。到了张镃《梅品》记铜瓶，周密《癸辛杂识》记插瓶，插花作为独立的门类或许才真的成了气候。宋人温革《分门琐碎录》是一部日常民用类书，在“杂说”中有几行就是专写制作技巧的：“牡丹芍药插瓶中，先烧枝断处令焦，镕蜡封之，乃以水浸，数日不萎。”还说:“蜀葵插瓶中即萎，以百沸汤浸之，复醒，亦烧根。”

　　周密的朋友，亦即前述的张炎，谱过《三姝媚》曲咏插花，小序云:“过傅岩起清晏堂，见古瓶中数枝，云自海云来，名芙蓉杏，固爱玩不去。”这大概是最早的插花词，不过写作的时间已进入元代十余年了。张炎的词集中多处咏花，尤其梅花，至少五首，有一首《尾犯》小序说:“山庵有梅古甚，老僧云：此树近百年矣。余盘礴花下，竟日忘归。”这种情趣正应和了范成大倡导的“老枝怪奇”。

　　张功甫在《梅品》中曾推荐，折梅插花最好用铜瓶，显然长颈的铜瓶更能衬出梅花的旧时月色。这使人想起宋伯仁《梅花喜神谱》的一百样折枝，不妨猜想，作者可能是以插花的眼光从自然中挹取理趣，画出了那些绕花千转。这也说明插花已然超拔北宋的粗糙状态成为品鉴这个大传统的一个小分支。而且插花既然是清供，梅花也就进一步被人格化。

　　活动于北南宋之间的养生家曾端伯所谓的花中十友：荼蘼，韵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岩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药，艳友；梅花，清友;栀子，禅友。（此十友见明人都昂所记《三余赘笔》，与《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七不同）以及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的花中三十客，都是花卉人格化的产物。在南宋，梅花则脱颖而出，它不与众花为伍的气象，我们可以从陆游的一些绝句中读出：

　　这已不是插花坐对的清友清客，而是凛然冲寒的志士，品鉴翕然和“美人香草”的传统相汇交集。而十友、三十客那样的虚拟人格，在清代沦落为品评青楼红粉的套语，这可能是宋人的花卉雅评所始料未及的。

　　梅在南宋，由于居于花卉品鉴的中心，所以甚至也给人们观看别花他卉的眼光染了一层颜色。又是张炎积极传递了这种消息，他的《红情》一阕，咏荷花，上片写道：

　　无边香色。记涉江自采，锦机之密。剪剪红衣，学舞波心旧曾识。一见依然似语，流水远、几回空忆。动倒影、取次窥妆，玉润露痕湿。

　　词的起句模仿姜白石《暗香》的“旧时月色”;“一见”二句，清人高亮功评为妙在清空，依然是姜白石咏梅的本色。

　　约略而言，宋人以谱录的形式系统化了《诗经》的传统，也精微化了品鉴的趣味，而且这种精微化空前绝后。同时，《楚辞》的传统也一直在诗文中氤氲成色，只是被局限在有数的几种花卉当中而已。例如，我们都熟悉的名篇周敦颐的《爱莲说》。又如范师孔的《高楼》诗，它以“高楼高登天，美人美如玉”起首，终以“独爱山中兰，幽香抱枝死”压尾，全然依“美人香草”铺陈衍绎。而悄然兴起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也厕立其间，并最终发展为社会的共识。

　　通过绘画，我们还知道了刘敏叔的《梅兰竹石四清图》（有杨万里诗跋）、赵孟坚的《岁寒三友图》（上海博物馆藏）之类的四君子变体。在南宋，诗人和画家常常在一起赏梅品梅，业已成为风气。张炎的忘年交周密曾给我们留下一幅文字图像，至今读来仍然有声有色:“余平生爱梅，仅一再见逃禅真迹。癸酉冬，会疏清翁孤山下，出所藏《双清图》，奇悟入神，绝去笔墨畦径。卷外补之自书《柳梢青》四词，辞语清丽，翰札遒劲，欣然有契于心。余因戏云：不知点胸老，放鹤翁同生一时，其清风雅韵，优劣当何如哉。翁噱曰：我知画而已，安与许事，君其问渚水滨。”（《柳梢青》小序）《双清图》即梅竹图，逃禅者，即画梅高手扬补之也。这让我们想起《墨缘汇观》中著录的徐禹功《雪梅卷》，后纸也有扬补之书写的《柳梢青》十首。画史中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此不赘述。有兴趣者不妨一读西方学者Maggie Bickford的一系列论著，特别是其博士论文Momei:The Emergenc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Scholar-Painting (1987)。不过，绘画对于花卉文化史到底有多大作用，有多大意义，似乎还期待着更广博更深湛的探索。至少从观念史上看，像明人吴彦匡撰写的《花史》十卷，即用了宋人神、妙、逸、能的绘画品评。从参与者看，嘉兴人王路撰写的同名著作《花史》二十四卷，有李日华和陈继儒那样的书画名人作序，也值得花卉文化史注意，我们翻检他们的著作，很容易就发现一些迷人的资料。

　　总之，王国维评价宋代文化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学》)这自然也包括花卉文化。

　　明清的花卉时尚几乎完全吸纳了宋人的品味，其所做的贡献在于：从前述的几个大传统中又做了些小发挥和小发展，使一些小传统或小支流能够微脉涓注，其中最著名的是落花的小传统，那是由吴门画家和诗人发动的，像沈周、文征明、唐寅都留有落花诗画的名作。康熙年间，纳兰容若写《四时无题诗》16首，开篇是：

　　窗外红梅万朵，环屋而放；美人却心事如落花，忧愁居其半，怕见花落怕见花残也。后来龚定庵更是以落花诗篇横绝天壤。明清还有一个小支流，就是文人闺媛雅集或销寒对花赋诗。《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咏白海棠，第三十八回咏菊，都是典型，我们读小说的图像文字，进入作者营造的情境，不啻亲身经历了一番古人的花事活动。

　　行笔至此，已经大体勾勒了中国花卉文化的三大传统:《诗经》由比兴引发的格物传统，《楚辞》由香草比譬的人格传统，以及主要由宋人发动的品鉴传统。然而有一个传统我们也应予以注意，那就是佛教传入后的象征传统，它的莲花图像俯拾皆是，五树六花也摇曳明辉，都具有象征功能。而《楚辞》的香草或梅兰竹菊虽有象征的意味，却主要是对君子的比喻。

　　以上草草涂抹的花卉史图式，若是和Jack Goody的著作The Culture of Flower (1993)描述的轮廓比较，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品评鉴赏传统既强大又精妙，而西方由于宗教的缘故，则象征的传统极为坚韧，并且和中国偏重人格比喻的《楚辞》传统大异其趣。

　　至于格物传统，17世纪末西方博物学兴起之后，它已融入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世界。时至今日，它又融入我们的当代生活。鲜花的香色，丰富着我们的感官，也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