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通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著名园林植物学家陈俊愉九十有二。一听说想请他谈谈与国家图书馆的不解之缘，他满口答应。“不过，最好利用晚上时间。”原来，他白天都用来忙着编撰书稿了。他是我国园林花卉界唯一的院士，长期致力于培育抗寒梅花新品种，使生在南国之梅向北迁了2000多公里，被誉为“梅花院士”。他说，自打上世纪50年代从武汉调到北京林业大学任教后，国图就成了他事业之路上的不可缺少的挚友。

　　晚上8点，如约叩开陈老的房门。刚一落座，陈老就拿出了一本小台历，详细讲述了和老馆长任继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密接触的故事。

　　那是2008年12月8日，寒风凛冽。一大早，专车在接他和王元院士后，径直向国家图书馆驶去。走进绿厅之后，一股春风扑面而来。央视举办的首届“大家谈”在这里举行，出席的嘉宾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师，年纪最长的是老馆长任继愈。陈老坐在任老和冯其庸的中间，脸上灿烂得像朵花。

　　此前在一些场合，他曾和任老照过面，但如此密切的交往还是第一次。当时任老已身罹绝症，但依然精神矍铄。每位大家各谈了20分钟，还留下了墨宝。陈老回忆说，任老闻名遐迩，但十分低调、讲话很谦虚，一再强调要扎扎实实做好学问，“任老的学问深啊！当了8年国图的馆长，使国图更上了一层楼。新馆长詹福瑞也在场，使人感到国图事业后继有人。”

　　主办方专门制作了2009年的台历。10位与会大家的照片和简历印在其上。加上两张合影，正好每个月一张。陈老十分珍惜这本《少长咸集》，一直摆在显眼的地方。令人惋惜的是，台历刚刚翻到第七张，任老就乘鹤西去。留给陈老无限的怀念和惆怅。陈老说，今年如果再聚，我就年纪最长了。

　　说起国图对事业的帮助，陈老深有感触。他说，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离开了图书馆，简直不可想象。他本人曾从国图借过150多个国家的宪法。

　　陈老是我国倡导评选国花第一人，早在1982年就在《植物》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他屡战屡败，但从不言败。他的观点是，作为世界园林之母的中国，哪能没有自己的国花？

　　1987年，怀仁堂开会商议国花之事。一位领导发问，确定国花到底该谁说了算？陈老一下子就怔住了。这个问题，他老人家心里也没底儿。散会之后，他挤上公共汽车去了国图。打那以后，他隔不了几天就跑趟国图。每次都抱回六七本厚厚的宪法，一页页地研读后再去借。前后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他一共翻阅了150多个国家的宪法。

　　虽然写了一篇论文没有发表，但他搞清楚了两个虽然基本但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各国的国花都不上宪法。不同于国旗、国徽、国家法定的语言，国花的确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国家讨论决定；其二，通过评选国花，激发人们爱国爱花的热情才是根本目的。

　　1988年他又在《园林》第一期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提出了“一国两花”的构想，即以梅花、牡丹为双国花。又是20年过去，国花还是一桩悬案。他递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中国花卉盆景》杂志（2009年第7期），首篇又是他撰写的文章。他在今年的芒种节气那天，写下了《确定国花是对国庆60华诞的最好贺礼》一文，再次阐述了评选国花的意义和推举梅花、牡丹的理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篇文后附了103位院士的亲笔签名。

　　陈老说，图书资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中国历史悠久，图书浩如烟海。除了国图，很难看到如此丰富的图书。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到国图寻求帮助、寻找答案。

　　在一次日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陈老受了刺激。日本人造园的设计思想承袭了中国南宋张镃的《梅品》，按照这本世界上花卉欣赏最高水平的著作中描述，造出了“踏雪寻梅”等一个个景点。“外国人当宝贝的东西，我们连读都没读过。”回国之后，他就带着学文学、美学的儿子去了国图。

　　当时，国图还在北海后门对面的老地方。他和儿子跑了好几次，借阅了《梅品》的七八种版本。在他的指导下，儿子对全书进行了翻译并加了注释，还将他的主要观点写成了论文。他说，虽是亡羊补牢，但向国人推介我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是颇有意义的。如今的陈老，已是国际梅品种登录权威，耄耋之年还在编撰《中国梅花品种图志》中英文对照新版。

　　陈老在国图提供的国外进口书单上，看到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他赶紧借来一看，记录的是两三百年来英国人如何应用中国的奇花异草。陈老不但从书中读出了中国花卉的丰富多彩，更坚定了弘扬中国传统名花的决心和信心。“外国人对我们的研究很深很透，而我们却知之不多或不屑传承。”对此，陈老深感忧虑。他透露，年底之前，他争取完成《中国菊花起源》一书，用确凿的事实反击某国同行“菊花不是中国原产”的谬误。

　　年迈的陈老，已经很难再去国图借书了。但他对国图依然一往情深。他希望国图能推出一些举措为老科学家服务，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推介新书、古籍和好书，多做些科普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国图、走进国图、利用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