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抉择演员表原标题：【边疆时空】邓玉函 夏福立 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互惠：以中越边境猛硐瑶寨为例

　　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民族学、口岸人类学、城市文化发展、边境城镇化、西南山地—跨国民族。

　　摘 要：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从跨界人类学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中越边境茶叶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形式、组织架构。认为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强化了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而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建构了区域命运共同体。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互惠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形态，人类学民族学对互惠的研究往往反映出一定的族群关系、民族关系，并形成了以聚落圈层、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的“库拉”“礼物”研究特点。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库拉是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是互惠关系的一种；随后又明确提出互惠（reciprocity）原则以解释地方经济交易体系。莫斯则开启了人类学礼物互惠研究的热潮，强调“物本身是有活力的，基于相互性的赠礼”以及个体及群体间相互进行全面的“礼物——交换道德”。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国家界线的明晰，不同国家、地区边界区“物”“人”的双向流动愈发正常化、合法化、频发化、规范化。且边民跨国实践日趋频繁并逐渐常态化，这和作为主体角色的边民之间的互惠往来密不可分。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诸多跨国族群的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进一步研究边民互惠的重要性就在于夯实“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

　　学界在边民互惠研究方面已取得诸多进展，卢成仁认为帮工、换工的生活、生计互惠模式是中缅边境村落共同体重要基石。贺佳乐认为中老边境边民节日、习俗互惠具有扩大社会关系、增加贸易机会的功能。与此同时，中越边境边民互惠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周建新认为边民互惠既是“人情”交换，也是“利益”分享。曹贵雄认为边民互惠具有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特点。何清新则从民间艺术跨境视角，认为创造新的“互惠式的传播”使得艺术主体具有“超越”意义。上述成果反映了互惠研究的边境多维度转向，侧重传统生活生计的作用表现以及人情特征研究，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边民互惠中现代生产技术跨界运用、跨国市场组织生成以及整个过程中所生发的文化特性。为此，笔者以茶叶跨界流动为载体，瑶族边民为研究对象作相关探讨。因为物的流动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互惠的重要基点，物的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边界联系”。对于物的流动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探讨，重点要放在物自身，其次是交换，更要看到物的双向流动与边民互惠过程、层次。再者，选取瑶族边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瑶族是迁徙性民族，广泛分布中越边境地区。历史时期，瑶族为寻找生存空间获得耕地、因贸易交往等原因前往越南，具有“有来有往，双边互动”的规律。且茶叶在中越瑶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同样广植边境地带。茶叶的、民族的跨界分布格局明显。而以往关于跨境瑶族的研究却很少提到边民的互惠，故本文就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组织架构、文化共享特性作相关探讨。

　　笔者于2018年8月、11月，2019年5月、10月先后四次到中国天保口岸，猛硐瑶族乡响水、小响水、龙头、垮土、长地等瑶寨开展田野工作。猛硐瑶族乡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西南部，东北与国家一级口岸天保口岸接界，东与越南河江省老寨、南汀接壤，现有瑶族1777户，人口7069人。由于历史原因，迁徙到此的瑶族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都有分布，以猛硐居多，分布于中越边境线的瑶族有着相通的语言、族源、文化习俗等。清朝时期，茶叶就是猛硐瑶族人民驮运到越南河阳（今河江）换回食盐的外贸商品。今猛硐瑶族乡仍有几百年的老茶树，老山茶还荣获中国云南省首届春茶交易会铜奖。在双方瑶族互动往来中，茶叶扮演重要角色，如日常礼尚往来的茶俗（围坐火塘烤茶吃、饭桌茶习酒礼）、共享的婚俗茶礼等。

　　以往人类学民族学互惠的研究多限于生活性、生计性互惠，后逐渐关注生产性互惠。正如学者秦红增指出的，村庄的生产交换兼具商品性、互惠性，有着“团体格局”性质的乡村人际关系是村民们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势。放于边境我们也能看到跨国市场交换的生产过程、活动过程中也呈现互惠现象，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生产性互惠尤为突出，而恰恰这一生产性互惠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而本文瑶族跨界互惠除了传统生活性互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在茶叶跨界流动的过程中，如技术、贸易等。所讨论的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也是具有跨界的“团体格局”性质的，而以往边民间习俗的、亲属的、人情的互惠很大程度上助推着区域利益的、命运的共同体建构，不仅人情相熟，更是利益相关、命运相连。

　　亲属互惠。基于历史原因，中越瑶族边民多有亲属关系，也有因跨国婚姻缔结的姻亲关系，在困难时期相互帮扶，家中缺乏粮食或者其它必需品时往往互通有无。正如受访对象盘YJ所言：“以前我们家吃不饱饭，越南的亲戚会给一些包谷帮助我们，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他们有什么需要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现如今边境贸易活跃，茶叶交易也愈发频繁，中越瑶族边民串门子、走亲戚也是一种日常。

　　我原来是响水茶厂（1982年）的会计，2003年才退休回家，印象中茶厂收购越南的茶叶是在1999年前后，茶厂能够收他们的茶叶也是因为我在里面做会计，并且越南那边加工好茶叶拿过来卖的瑶族也都是我们的亲戚，我姐还嫁过去了呢。还有一些瑶族是我哥他们的亲戚，送过来的茶我都收了，原来他们那边要送茶叶过来给我们很困难，爬上老山的路又绕又多陡坡，一般通过小平寨过来。越南瑶族的茶我大概就收了两三年，因为我只干到了2003年。越南瑶族亲戚的茶叶没在我们这边交易后，中国天保口岸与越南清水河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完备了，营商环境也不错，且从越南瑶族茶叶产地、加工点到口岸也近，他们就把茶叶拿到天保口岸卖给中国老板了。

　　人情互惠。瑶族边民跨界的熟人关系除血缘关系外，也包含日常跨国实践交往中建立的业缘关系，这样一种抽象的、无形的互惠关系可能会在特定时刻、场域发生实质利益性转变，如：越南瑶族为中国瑶族提供越南茶产地相关信息，作为回馈，中国瑶族也会为越南瑶族提供天保口岸地区帮工信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再而得到实际利益。越南瑶民Bồn Văn Quỳnh，原来在中国境内跟随建房子的瑶族包工头打杂，后习得技术后便带着寨子里同胞来天保口岸地区找活计做。他们寨子周边山区有野树茶或价格低于中国边境本地的茶叶，越南边民往往售卖给东家，量少也会赠予东家，也有中国的老板向他们了解越南古树茶的分布、开发情况等。

　　技术作为物质力量通常与科学紧密联系，为科学所支配，也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享有。为追求共赢利益，与茶叶相关技术的跨界实践也筑牢着瑶族边民互惠的基石，技术交流的同时也是文化互动的过程。

　　种植技术。茶叶的种植可以看做对资源的改造、适应，也是对共有资源的维护与常续使用。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地景塑造是人类驯化自然也是自然驯化人类的过程，谷物驯化的延迟回报，及时回报是完全栽培化的结果，也是满足人类生存诉求的体现。放于茶叶中，亦是如此。一山分两林，作为中越边境分界的大山中生长的茶树养育着数代瑶族边民，山水分流而茶叶共享。跨境而居的瑶族，茶叶种植按生态位分为古树茶（生态茶）和台地茶，种植方式包括幼植移栽、撒种、扦插等。中越瑶族边民长期交往互动，双方互学互信。优质茶树何处寻,也彼此相知，拥有良好的茶种也会互相移栽引种，以期互利互惠最大化。

　　说到茶叶，我们瑶族和茶叶是很有渊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迁徙的民族，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决定在哪里垦荒，我们就要种茶树，以前迁徙都要带着籽种的。我们喜爱喝茶，有早茶、午茶、下午茶、晚茶。原来没有扦插技术，我们都是直接用茶叶籽播种。扦插的茶树根主要盘在地表，不像用籽种下去的根长得很深，所以种植方式不同口味也不一样。直到现在，中国和越南的瑶族都还会用茶树籽种来种植，不过我们中国的瑶族更多用扦插技术了。与猛硐相近的越南瑶寨有大量古茶树，据说他们那边七八百年树龄的老茶树有很多。我们在越南设厂主要收他们的大树茶（古树茶），也会教他们扦插技术，我们还会把他们的茶苗带回来种植，因为越南那边原始林里的有优质的古茶树，每年开花结果，成熟的茶果掉在古茶树下会长出小茶树苗，加之我们两边的都是沙土地，也容易养活。

　　采摘技术。茶叶的采摘时节主要集中在夏、春、秋三季，中越瑶族边民在采摘技术上略有差异，中国瑶族边民多手工采摘，按采摘等级分为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一芽、四叶一芽等，如越南手把茶为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部分晒青白茶为三叶一芽，等；采摘方式可分为机器采摘和人工采摘，越南台地茶多为机器采摘，部分古树茶也用机器采摘。原因在于中国的手工茶价格高，茶商根据茶叶级别进行分类采摘，边民也可获得更多收入；而越南部分瑶族边民缺乏较好的加工技术和销售路径，机器采摘与手工采摘收入无异，反而效率更高。但在越南瑶族聚集没电的地方，都是人工采摘。抛开经济原因来谈，长时间的采摘、饮用习惯也影响着茶叶的采摘方式。

　　技术培训。为获得品质不错的茶叶毛料，中国的茶业公司还会专门安排相关茶叶加工技术人员到越南瑶族茶叶加工基地进行培训。公司负责越南茶叶生产端的工作人员（瑶族）还会把加工机器带到越南的加工基地，并教越南瑶族边民使用方法。如萎凋机的跨界流动，到越南瑶族茶叶基地的技术培训员盘WD告诉笔者：“我们的加工厂选址都是要选在他们那边通电的地方，不然像萎凋机、风扇等吹水分的机器都用不了。”且越南多私人小作坊，部分越南瑶寨制茶的家庭作坊使用的手动杀青机、揉茶机也在中国瑶族的互帮互助下改装为电动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

　　随着天保口岸的建设发展，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扶持，使得中越边民贸易畅通；越南瑶族拥有茶叶资源的自然要素，为中国瑶族资本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条件，两相结合的跨界交易是交换形式之一，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毗邻而居、相通的民族语言、相近的亲属关系则是中国边民到越南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对于交换共同体内部性、外部性的建构具有积极作用，且共同体基于利润动机发生交易行为时，甚至会成为“交易民族”（trading people）状况。资本要素则是促成交易的重要手段，影响着交易过程的发生。一般而言，资本要素指通过直接和间接形式，最终投入产品生产过程的资本货物（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和金融资产。笔者讨论的资本要素既是看得见的物也是无形的物，如实实在在的茶叶、金钱、人力、土地、设备等，无形则包括跨界的地方性知识、区域社会关系、行业行情、共享的民族文化等。此类资本的双向流动关键还在于流动前、流动时、流动后的互惠。

　　我起家生意做的是木材，直到现在也还在做。我去越南的时间比较早，1991年去时大概了解了越南那边的茶，做茶叶是在1993年开始的。对于我而言，哪种生意好赚钱就去做什么，越南那边和我们做生意的人多半是瑶族，也是蓝靛瑶，我们并不是亲戚，只是做生意、出国旅游或者熟人介绍而结交的朋友，既然大家互惠互利就一起合作了。我在越南河江开茶厂主要是投钱，起初投了3万块钱，场地经越南瑶族合伙人介绍、自己考察便定了下来。茶厂名字叫“清水河新寨社茶厂”，因为越南那边习惯叫社嘛，所以也就尊重他们的叫法。

　　一般来讲，传统互惠组织靠的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来维持。这样的互惠形式可以满足边民基本生活，而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在生产性互惠里靠的不止亲缘、血缘、地缘那么简单，更为强调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一生产性互惠组织更倾向于市场产业化、专业化，是跨境产业链重要一环，是边民自发力量使然。经济学中把产业组织看做是产业的“集合体”，有一定的结构条件强调集合体中诸元素之间存在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放于边境，则更为强调边民的生产性互惠，因为这一属性决定了边民发生跨国交易行为的长期性、稳定性，是经济要素与民族建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

　　早在清末时期，猛硐的瑶家人便用寨子里制作的茶叶拿到越南河江换取盐，民国时期还会以茶到越南河江换衣物及其它生活必需品，这并非散乱活动而是有组织的（马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猛硐地区瑶寨纷纷成立了茶厂，如响水茶厂、坝子茶厂等，生产的茶叶则由麻栗坡县对外贸易公司收购；而在集体时期，越南的部分茶叶也会拉到中国；改革开放后，集体茶厂转为私营，并且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口岸建设发展，双方瑶族边民茶叶跨界交易也日益频繁。依托历史的、长效性的互惠关系，各类茶叶生产性互惠组织不断涌现。经历了生活、生计组织到生产性组织的转变，互惠发生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猛硐响水瑶寨历来就有很多加工茶叶的瑶族人家，保存有加工技术，且地理位置优越，茶叶的收取、加工、运输比较方便。响水茶厂1965年筹建，1966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多个生产队联合办厂。当时响水、马嘿、龙头、小响水、垮土（下垮土一二组）、小平寨、那些、铜塔以及周边寨子的茶叶都收到响水茶厂集体加工，再由麻栗坡县外贸公司统一收购。1982年，响水茶厂被私人承包并发展至今，既收购中国的茶叶也收购越南的茶叶，加工的茶叶依然卖给外贸公司。随着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组织改制，外贸公司被麻栗坡当地人收购，且于2007年在外贸公司原址建立了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对接了原来外贸公司的茶源、茶厂，在越南开辟新的茶叶来源，又于猛硐瑶族乡开设茶叶种植基地。据不完全统计，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每年的茶叶约有一半来自越南，这一半中又约有一半由地方茶厂提供，另一半公司直接到越南收购。

　　为整合茶叶资源，公司联合当地能人办合作社现象愈发频出。社员与越南瑶族边民茶叶交易的主要时间节点为3—5月份，地点为相近的瑶族寨子，如中国的小平寨与越南的南达寨。交易鲜茶数量不等，边民个人单次收购数量少至几斤多则几十斤，收购的鲜茶则直接卖到合作社赚取差价，由合作社统一加工后再发货给合作公司。

　　当中国的公司收购越南的茶叶时，往往由越南的茶厂或者地方茶农建立的家庭作坊在村寨收购加工再转卖给中国公司。据猛硐瑶寨做茶叶生意的老板介绍，越南瑶族边民寨里寨外、房前屋后茶叶成片种植，初级加工的茶多由中国茶商在越南的某个寨子或者区域集中定点收购，再用本地劳动力按商家要求就地加工。制为干茶后再装车过境卖于中国境内茶商。在越南进行茶叶加工的过程中，由越南瑶族寨子里的头人组织带领越南边民把自家采集的鲜茶到固定的收购点称斤卖钱，有时几个寨子的人也会联合起来一同送往收购点，因为收购点不固定，如有变化也由当地头人通知转告。

　　随着交通网互联网发展，中越瑶族边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和“快速交通”给聚落、社区带来的变化是人口的、资金的、商品的、文化的、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时空张缩效应，高速移动性的打破了自然地理、政治上的阻隔，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也加速了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同时，近些年随着旅游交通业的发展，诸如申通、圆通等快递于天保口岸区发展完善为茶叶远销提供了可能，许多边民在微信微店或淘宝开起了自家店铺，出售特色农副产品，茶叶则包括当地瑶寨茶、越南茶、缅甸茶等。茶商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网络社交平台从茶源到加工再到成品为茶叶做宣传，以期网络的互动能够带来更多经济价值。到越南投资建厂或采购越南茶叶的中国瑶族边民也可直接打电话联系越南瑶族边民到哪里看茶或茶品质如何，再或双方开视频、发短视频做简单了解以为后期到越南做茶叶生意作前期铺垫。

　　盘JX现经营着天保口岸“瑶家妹老兵之家”，2015年之前，她在山上开小卖铺做小本生意，卖干农活所需手套等用具以及学习用具、生活用品等。每年四二八纪念日、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等节日来老山的老兵大多都会找她带路，但相关部门考虑到每年老兵上山找她比较麻烦，便让她下山，在天保口岸为她提供场地以及相关商品。起初相关单位和部门为其提供战役纪念品供来旅游的老兵采购，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相关部门按百分比分利的形式让她经营。盘JX原本想着把瑶族银器也拿来卖，可效果不佳。后觉得老山的茶叶挺有特色，便把茶叶也拿到店里买，一开始散装卖，后做出包装袋进行加工处理。茶叶来源为山上老家瑶族自己种植采摘加工的生态茶或越南茶叶。为丰富产品类型，她又跟随丈夫到瑞丽口岸等地学习，获得了一些进货资源渠道。先后引进缅甸红茶、越南白茶、越南姜粉等等进口产品，且随着互联网，物流网发展，特色产品得以全国发售。道路交通的便利，产品实实在在是好货，加之曾经的战友情，你来我往，相互传好，订单自然增长。而源头的把握不再局限亲临现场，在原先互利互惠基础上建立的信任，使得瑶族边民的产品或多或少得到实质性利益回报。

　　我们在讨论某一民族、地区文化特性的时候，往往“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的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边境地区长期生存着不同族别的边民，其在特殊历史时期共同塑造了现如今跨越边界的自然景观生态与文化交结链，且跨越国界的不同民族、族群彼此相关，这一虚拟社区是一界两侧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接触区。同时边境地区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兴边富民”政策实施而发展，跨界区同一民族、不同民族间交流呈现由“立”转“破”趋势；物，流进流出，人，你来我往。所生发的跨界文化共享，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合作、互惠关系的反映，共享则是文化的基本特质与表现形式。在新形势下，跨界的文化共享，到底是什么样的共享或者说共享着什么。笔者认为随着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发展、生产性互惠组织建构，其作用的文化共享因子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生态文化理念的共享；二是跨界流动强化了传统的瑶族茶俗文化；三是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

　　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大山是瑶族人民生存之地，也是保存和延续瑶族文化的天然屏障。居山和历史时期的游耕是塑造和形成瑶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生产瑶族各种文化现象的根源并影响着瑶族文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趋向。可以说，瑶族由于独特的文化秉性，其悠久的民族文化本身就拥有着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理念。再从茶叶种植区与瑶民居住环境来看，具有“茶山之下建家屋，家屋周边耕农田；山水四流环村寨，稻香鱼肥美人院”的生态格局。瑶家人特别注重山中水源保护，同时茶山有着良性排灌系统，且不给茶树打农药施化肥，茶山生态保护完好。另外瑶族讲求天人感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等理念，这在中越瑶族宗教信仰中也有体现，如度戒仪式（俗称过法）中的“十戒十问”，“一戒不得争天霸地，咒骂天地日月星辰”；十善业道经里的“身三善业戒”，“不杀生—不杀害物命”。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乃至宇宙是一体的，应该维持共同的和谐、均衡关系。这对边境地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提供了民族的生态文化理念，也要意识到边境一线、口岸周边生态保护是沿线国家共同议题，边民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强化了民族茶俗文化。茶叶的跨界流动与生产性互惠形式加速了中越瑶族边民往来，强化了传统的茶俗茶文化。茶，不仅作为中越瑶家人的饮品，在婚礼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整个婚俗中，媒人为双方说亲见面时，男方要带着半斤表示心意，如果双方都看的上，那么在双方订婚时，男方还要带半斤茶叶来送礼，结婚那天也是要带半斤茶叶，这样才符合礼俗。又如日常山歌传唱，把茶叶芽尖或者茶心用来比喻人心的甜美。

　　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上文研究表明，茶叶跨界流动中的技术交流包括采摘技术、技术培训、机器安装、设备使用等是一系列技术规则的共享，同时跨国贸易投资，建厂取名、选地表现出相互尊重的和谐市场秩序。而跨国合作组织、公司等呈现了茶叶跨界流动的产业化趋势，是跨境合作成功之雏形。诸多要素构成了共享的市场文化规则，最为直接的体现如：跨国贸易通关合作，囊括包装、运输与通关合作。再如当有着共谋发展的机遇，中越瑶族边民往往秉持互惠原则，越南瑶族边民学习中国瑶族边民手工采摘“一叶一芽”等技术，中国瑶族边民则尊重越南边民“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采摘方式制作而成的手把茶，且手把茶也受中国内陆一定消费市场欢迎。最后茶叶生产的跨界分工。从越南过货的茶叶多为初级加工，中国瑶族边民购至麻栗坡县边境贸易合作区后进行精细加工，加工地点或在口岸区或在麻栗坡县城。有的茶叶收购商通过天保口岸直接到越南收购茶叶，越南的瑶族边民根据茶商要求采茶再而就地初加工，通过口岸拉到精加工地。由此形成茶叶原料在越南初制，又于口岸区过货在麻栗坡县边境经济合作区落地加工，其成品流向文山、昆明、广州等内地消费市场。

　　在包装方面，越南瑶族按照中国瑶族的标准进行，像白茶等粗制加工的茶叶直接用大号塑料口袋装运，越南手把茶则用纸箱装运。运输、通关产生的费用一般由中国的茶业公司负责，关于运输路线、工具、人员选择等过程也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以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2019年10月5日茶叶通关费用为例，一辆BJ130轻型货车通过中越边境口岸，在越南清水河口岸需要交500元的报关费，产地证明200元，车费400元；通过中国天保口岸需要交500的通关费加上茶叶税费即可。此流程产生的费用均由中国公司承担。

　　在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跨界区（边境陆路口岸及周边地区）开展跨界民族研究、互惠研究、瑶学研究是民族学人类学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释放中国学术话语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就如何理解民族、边界与互惠关系层次作简单讨论，并结合田野案例浅谈新的研究思路。

　　首先关于民族或族群与边界的问题，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强调族群间的边界维持在两个族群单位之间，这种单位的维持取决于文化特殊性的维持，一套有限的文化特征保持了族群界限。但并不意味边界是隔离的，文化实体的文化因素影响着族群内不同群体同边界有着连续的组织化的联系，是一个连续单位的范围。周建新认为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是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将长期存在，而跨国民族现象则是一种“和平跨居”的互惠互利双赢模式。指出如何使跨国民族在既有国家发展繁荣，是国家和跨国民族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可以说，在边界地区开展跨国民族研究是既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对“一个连续单位范围”的探讨，是跨界人类学国家边界“两个社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区域”研究的持续探索。把积极跨界的“边民”作为研究对象，是人类学民族学历来所倡导“主位”研究法的基层视角，看到的是边民“有来有往”“双向流动”过程。

　　再而互惠关系则是保持这种动态平衡的重要纽带，费孝通指出互惠关系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杨美慧探讨了关系互惠涉及关系的情感和关系的伦理问题，阎云翔研究了人情互惠的道德和情感方面，呈现出生活性互惠研究特点。而学界也关注生产性互惠转向，如哈正利以蒙汉结合部——沙镇为例，认为地方性生产技术互惠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共同体意识。不同于内陆地区的生产性互惠研究，边境地区生产性互惠是边民“双向流动”的重要基石，其重要意义在于夯实民心相通这一人文基础。本文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研究，茶叶的跨界流动让我们看到中越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是跨境合作的长效机制。且新形势下的文化共享对边民生产性互惠起着重要作用，是民族文化理念的区域生态共同体表达，也是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塑造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也向我们传达了：共同的默契、相通的行为准则、专业化贸易合作、文化的共享等基本要素建构着区域命运共同体。正是因为有生产性互惠所呈现出来新的文化共享性，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基础。

　　笔者认为边境地区的互惠研究、跨国民族研究、瑶学研究在坚持“边民为本，文化先行”原则的基础上应注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探索，它是一种持续的民族志研究，不是一家之言，应跨学科博采众长。研究范式上需注意流动性、民族性。流动性，基于物的跨界流动来理解，这一物的来源去处以及与所有者的关系，一物是囊括的。如茶叶的跨界流动，并非单纯茶叶的流动，还包含着与茶相关的技术交流、设备流动。通过物的跨界流动产生的社会现象剖析文化内涵。民族性，对边民的研究不应忽视其民族性，民族文化是多样的，边民跨国实践的互惠行为往往受民族习性影响。本文选取茶叶与瑶族边民来研究，而不是选取茶叶与苗族、彝族、汉族等，原因在于田野点茶叶资源为瑶族所主导，瑶族塑造了茶景观，茶反过来影响了瑶族文化，正如前文提到的中越瑶族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研究方法上倡导一种“线索的田野工作”，田野点某条线索可能是织起一张网的线头，抓住一条主线往往能使研究者“循着人或物移动的轨迹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理解”。而线头的抓取则需在持续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形成一种“田野人格”，包括打入田野点社会关系网、田野材料证实等。

　　【注】文章原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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