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凤灵蛇澎湃新闻获悉，“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共分为“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个专题，其中“居延汉简”专题位于博物馆第六展厅，展览不仅溯源了简牍发展历史，系统介绍了居延汉简的发现历程和重要文物，生动地展示了居延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戍边吏卒的重要职责，真实还原汉代边塞屯戍的军队面貌，还从衣、食、住等后勤保障中展现戍边吏卒的日常生活，以及戍边吏卒在工作之余的学习情况，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居延戍边生活的细节点滴。

　　我国近代西北地区简牍的发现肇始于十九世纪末外国探险家的盗掘。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发现一万余枚汉简，内容与数量远超之前的发现，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是为第一批居延汉简。

　　此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于1972年至1986年（第二批）、1999年至2002年（第三批）在居延地区进行科学发掘。迄今总共发现了三批居延汉简，内容大多数为汉代边塞屯戍文书。

　　早在二十世纪初，罗振玉与王国维合撰的简牍学开山之作《流沙坠简》一书中，即已实践“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研究历史文化，而随着居延汉简的大批出土与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简牍学的发展，并为汉代历史、考古的研究开拓了空前广阔的新天地。

　　简牍是中国古人在纸张发明之前采用的主要书写材料，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推测至少在殷商时代，我国就开始使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只是这一时期的简牍遗存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简牍实物为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的战国早期。

　　“简”呈长条形，多为竹质或木质;“牍”的幅 面较宽，多为木质（出土实物中亦见少量竹质的牍）。 简牍的形态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札、牒、两行、檄、 觚、楬、检等。我国西北地区气候相对恒定干燥，南方地区墓葬与水井遗址长期浸沤，都较利于简牍的保存。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简牍的制作，需要对竹木原材料裁截加工，单片简牍可以用丝绳编联成册。成语“韦编三绝”，按照传统文献的解释，是指孔子勤于读《易》，将编连简册的熟牛皮条磨断了多次。简牍以笔墨书写，错谬之处以削刀削改，这一书写方式也衍生出了“刀笔吏”的称呼 。

　　简牍笨重，不便藏存与流传。文献记载东汉蔡伦制作出便于书写的“蔡侯纸”。随着造纸技术的传播与纸张的普及，简牍作为书写载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简牍的形制却深刻影响了后代的书册制度。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上，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如汉代的“孔壁藏书”、晋代的“汲冢竹书”，每次新发现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学术史。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地区发现了一万余枚汉简，为中国简牍乃至中国历史的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对居延地区汉代遗迹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两万多枚。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居延地区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五百多枚。迄今为止，居延地区发现的三批汉简大多数为汉代边塞屯戍文书，简文内容最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居延戍边吏卒的生活面貌。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汉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于黄河以西陆续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开辟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太初三年（前102），汉武帝于今额济纳旗和金塔县境内，设立了居延、肩水二都尉，于居延泽以西、额济纳河两岸修筑烽燧塞墙，并派遣戍边吏卒屯卫，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并起到切断匈奴与羌联系的作用。

　　戍边吏卒在居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候望”，即查望北方匈奴入侵敌情，及时点燃烽火通报。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说“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描绘的就是戍边吏卒候望时不得休息、和衣而眠的艰辛。

　　戍边吏卒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查看天田。所谓“天田”就是戍卒管辖的用于侦查敌人出入踪迹的一段数里长的沙土地。戍守的士卒每日定时巡视天田的痕迹，平整天田，这就是“日迹”制度。一旦有人马通过天田，可以通过天田痕迹判断人马的方向、数量。

　　传世史籍中记载的匈奴大规模入侵汉地动辄多达数万人，而出土汉简反映的是居延地区汉匈小规模冲突的日常状态。面对敌军犯塞侵扰，居延吏卒会奋起反击、英勇杀敌。

　　戍边吏卒担负着保卫国家边防线的重任，要随时准备面对北方匈奴骑兵的侵扰。居延汉简中的守御器簿、吏卒被兵簿、燧兵簿、兵弩簿等簿籍反映了戍卒的武器装备情况与武器管理制度。

　　居延在每年秋季会例行举办“秋射”盛典，作为边郡的大练兵、大比武，考核戍边吏卒的军事训练成果。“射”是用弓弩射箭矢，要求每人发十二矢，射中六矢者为“中程”，即为考核合格，多中或少中则会有相应赏罚。

　　有功则赏，有罪则刑，居延汉塞有着严格完备的功过奖惩制度。戍卒的日迹、考课、战功、秋射等都会被算作“功”与“劳”，记录在册，作为日后升迁的依据。相反，玩忽职守、打架斗殴、贪污公款的吏卒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居延的戍边工作紧张繁重，加之居延地处边塞、气候恶劣，戍卒水土不服，稍有不慎，就会生病。为治疗戍卒伤病，保证部队战斗力，烽燧中会储备常用药品，军医也会进入烽燧为戍卒直接治疗，如遇到病情严重者，则会将伤病戍卒转移到他处就医。

　　《孙子兵法·军争篇》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戍边将士的衣、食、住等后勤保障关乎国家边疆稳定。然而，戍边吏卒的日常生活情况在《史记》《汉书》这些传世文献中几乎无闻，居延汉简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居延戍边生活的细节点滴。

　　简文中出现的衣物名目有帻（zé）、面衣、裘、袍、襦（rú）、襜（chān）褕（yú）、襌（dān）衣、手衣、袜、履等。居延戍边吏卒的衣物有自备的与官方配给的官衣。但有时也会出现官衣配给不及时的情况，吏卒只能求助同袍亲友借衣。

　　居延戍卒的口粮由国家定额配给，主要来源有屯田自产、赀家入粟输边、本地购买和官方调运。汉代人的主食有“五谷”之说（一般认为包括稻、黍、稷、麦、菽）。在居延汉简中，各类粮食统称为“谷”，具体种类有粟、黍、糜、麦等。

　　“夫盐，食肴之将”，食盐不仅可以让食物更加美味，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居延戍卒每人每月可以领取三升食盐，食盐除了可以直接加入菜肴食用外，还可以作为制作豉、酱的原料。

　　居延戍卒食用的副食品较为丰富，肉类有鱼肉、牛肉、狗肉、羊肉、猪肉、鸡肉、马肉、骆驼肉，以及猪、牛、羊等的下水。菜蔬类食材则有葵、韭、葱、芥等。

　　居延烽燧遗址一般分为烽燧与房屋两部分，烽燧是戍卒候望之地，房屋是戍卒的住所，附属厕所、畜圈，形成一个工作生活一体的区域。建筑墙壁多夯筑而成，也有用土墼（jī）砌筑，墙体外一般还会涂抹草拌泥和白灰。屋顶一般由木梁椽、芦苇、胶泥土等制成。戍卒住房内还设有火炕、火墙等取暖设施。

　　由于居延戍边的特殊工作性质，需要吏卒掌握一定的阅读、书写、计算能力，以应对军中文书档案事务。然而，“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刚刚放下锄头就被征调到边塞服役的农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亟需军中的继续学习。军中没有特定的“学校”，戍边吏卒主要依靠自学，在工作之余，向识字、知书、能算的战友伙伴请教，并利用弃简进行抄写练习。

　　文字的阅读、书写是吏卒学习的首要内容。汉代正处于中国汉字书体的大变革时期，主要使用的书体有隶书、草书和篆书。

　　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戍边吏卒还会学习算术、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作为屯戍边塞的军事性组织，居延戍边吏卒在传达、学习朝廷政策法令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政策性学习的内容包括汉代天子诏令、各级政策法规等，如《烽火品约》等与戍边日常工作紧密相关的法规，更是吏卒学习的重中之重。这些政策性学习对提高戍边吏卒的组织性与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发现的简牍材料按内容大体可以分为文书和典籍两大类。居延汉简除各类档案文书外，也出土了一部分古代典籍，可以与汉代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相对应。其中一些典籍文献失传已久，全赖汉简的考古发现才得以重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