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界重生之宇破混沌徐特立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早逝，9岁时，遍尝人世艰辛的父兄从牙缝里挤钱送他去读私塾，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清初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对儿时的徐特立产生了深刻影响，六年后因无钱辍学而随和尚学习禅宗。

　　18岁时徐特立决定教书与学习同步进行，但他放弃了八股文，而是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类针砭时弊、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28岁的徐特立参加清政府考试，虽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还是因为无钱放弃复试，但换来了各处学堂争相聘用，生活无忧。此时的徐特立已有舍小家，为国家的宏远理想，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907年，愤于清政府对内腐败，对外屈辱，徐特立给学生做报告讲到痛心之处，热泪如倾，愤然断指血书“驱逐驼虏，恢复中华”，写完当场晕倒。“抽刀断指”的壮举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在黑云压城的湖南参加起义，湖南光复后，徐特立任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但黑暗无比的官场让他感到绝，他辞职回到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幻想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徐特立将自己的月薪与庶务等人一样定为20元，为节省开支每逢假日回家，都要步行往返80公里回到乡下家中，但他却舍得接济穷学生，曾买蚊帐送给田汉，为烂脚学生打水洗脚上药等关心学生之事是家常便饭，他的崇高品德、渊博学识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主席、蔡和森、田汉等许多有志匡时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追求更加迫切。1919年9月，42岁的他毅然赴法勤工俭学，是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在法期间，曾到比利时考察教育半年，到德国考察了4个月，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正是他始终能在时代的激流中居于前列的根源。

　　徐特立为了理想从不为口腹折腰，在法期间他积极组织学生反对中法反动派的活动。国内军阀政府为了笼络他，想给他一个每年有1000块大洋薪俸的公费名额，他对此嗤之以鼻，仍在钢铁厂勤工俭学。

　　1924年夏，他怀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进家乡教育状况的迫切心愿回到湖南，继续自己的教育生涯，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他不但教学生知识，更教学生怎样做人，把求学与爱国有机地统一，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

　　但现实让他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于是积极投身农动，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动讲习所主任、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4月公开叛变革命，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面对血雨腥风的，徐特立感到只有才能救中国，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利诱，50岁时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员离开了，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而且态度是十分积极的。”

　　1928年，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部队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随。后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并同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回到赴江西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他为使劳动群众更快地识字，便将在苏联研究拟定的28个拼音字母推广到教学中。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时，发现十分落后的山村学校竟率先推广符合世界潮流的拼音化文字，感到极为惊讶，并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大书特书了徐特立的这项事业。

　　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与董必武一起参加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总是将瞿秋留给他的一匹好马让给伤病员骑，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党中央派遣，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此间，面对每日前来拜访探望者，不管是亲朋还是故旧，他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宣传党的政策，但只招待茶水而从不管饭。两年间只花了5块钱请法国记者吃了顿便饭，他终日身穿八路军粗布军装，撑一把雨伞，徒步在城中奔走，也因此被省主席张治中的门卫拒之门外。

　　1937年2月1日，延安各界庆祝他60寿辰，毛主席写信祝贺，称他是“服从党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1947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为徐特立举办70岁生日贺寿活动，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临徐老居住的窑洞“暖寿”、吃“长寿面”。毛主席特意做了一个寿糕，并在寿糕盒子上亲笔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字。朱总司令题词说称”当今一圣人”。中共中央在致信中称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1949年3月，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先后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等工作，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徐特立登上城楼，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庆他为之奋斗了近50年的革命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这年，徐特立已经72岁，已可颐养天年，然而他仍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等系列文章，对新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宗旨、对象、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表现出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志愿。

　　解放后，徐老始终保持勤俭的作风。他终生不抽烟不喝酒，直到晚年每天只泡一杯清茶，喝到深夜不许换茶叶。他只有一双皮鞋、一套呢制服，而且是在外出活动时才穿。

　　1950年春，中共中央在香山召开中央供给部干部会议，毛主席小心地搀扶着徐特立上主席台，并亲自为他泡茶、倒水。当徐老作完报告、全体人员起立退场时，他又端起徐老的杯子，将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

　　毛主席曾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杨开慧之父） ，一位是徐老。”毛主席不仅把他视为自己青年之师 , 而且把他视为终身之师，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字里行间，充盈着一位学生对老师的敬重之情和挚爱之意，更是对徐老一生的最高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