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明星当街产子我们体验了在特殊时期公共空间的弹性和多义，也目睹了数字空间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平行世界。

　　希望去探寻，当公共领域不再完全依托于物理层面的共同时间和共同空间，公共空间和公共性的定义是否发生了变化？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日常的每一瞬间，公共性如何产生？

　　为使本届评奖的视野更加开阔多元，2023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组委会扩大了提名团阵容，邀请到65位城市、建筑及人文领域代表人士，于2023年5月针对五个子奖项进行了提名。与提名同步，我们邀请所有提名人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思考。

　　从回答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具体而微的观察。限制出行的石墩，成为老年人休息和锻炼的工具；体育馆不开门的时候，围栏两边就是羽毛球场；一次团购，让人们走出陌生人社会，尝试建立新的邻里关系……这些变化存在于不同维度，但都呈现出人对空间的创造性使用，以及人与城市建立起的新联结。

　　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一些欣喜，也感受到一丝无奈和惆怅。惆怅于，在过去二十年的城市狂飙中，人们对城市中正在消失的部分漠不关心，当进入存量时代，方才开始追忆失去了什么；欣喜于，年轻人在公共空间的体验、建造、活化、改善和提升中，有越来越强的参与感和主动性。

　　最近这三年，人被城市隔离了，城市也被人隔离了，规模之大在人类史上也罕见。这一事实和现象，逼迫人们去思考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城市是否还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式？

　　也正是疫情，让城市和人之间的相互需要关系更加清晰。从今年五一节各地的人山人海，我们看到，当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被放开，城市就瞬间变为人们疯狂消费的对象。在此时此刻，消费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的掠夺，而是精神的渲泻。

　　人对城市的需求变化了吗？当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社会似乎已经恢复了常态，城市试图告诉人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还是可以如过去一样生活，然而隔离网、核酸亭的经历已经融入了记忆。人们对于城市的理解和需求正在松动，始于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在资本和工业化的推波助澜下几近疯狂，因此人们关于人文、艺术、社会、历史的反思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当下我们突然意识到，在人类历史上占据更多位置的战争、疾病、谎言、生存，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思考城市的潜意识。

　　而建筑呈现是一个缓慢滞后的过程，当我们意识到城市的底层逻辑已经遭受威胁的时候，我们所能评审的实体建筑还停留在五年前的思考层面上。我们不能总是迷恋一些充满人文情怀的个体建筑，而忽视最年轻、最广大的城市生活。

　　当我们习惯的日常生活被突然改变、中断，原来视而不见的城市空间、交通、物流等大系统突然失效，让大家都意识到大系统是如此地与我们息息相关，决定影响着空间使用与每个人的日常世界。我们局限在每个人的小空间里，不得不将日常的生活压缩进有限的时空里。我想，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对于人是如何适应、使用与他相关的小小空间，必然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这两三年，人与城市的一个最深刻的改变是，时空关系的重组。比如在上海，因为每个人都有非常漫长的宅家时间，我们在生存的压力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线上生活。比如团购，尽管这个生活方式后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是团购留下的人际关系却非常美好。原来我们在小区里彼此完全是陌生人，根本不知道楼上楼下住的是谁，但团购和团长把大家都连接了起来。现在我们这个群还在，还在一起买鲜花，还在一起开玩笑晚上要不要同时打孩子。这些，都是新的人城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不会马上进入我的研究，但从中生长出来的城市安全感却弥足珍贵。

　　我们体会过封闭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居住空间的其他功能需求增加，对城市社交功能需求也增加。

　　人对城市的需求，与其说有什么变化，不如说这些需求一直存在，只是由隐而显，由不大被感知到变得迫切，那就是对安全庇护的要求、对自由活力的期待。自由活力包括但不限于自由的交通网络的活力、自由的公共区域的活力、自由的街道空间的活力。在疫情中，我们领教了这些活力的消失和沦丧，而城市的繁荣，其基石就是这些活力。

　　最近两三年，我一直在关注城市更新浪潮下普通人的命运，想要去关注身边的日常，看到身边的社会小世界，看到人和人连接的可能性。我注意到，人们一方面渴望保持自己的身份边界，另一方面又渴望亲密的接触。人并不仅仅只是“单向度的人”，而是有着复杂的诉求。可惜在过去大多数时候，城市治理往往只关注宏大的叙事和高远的目标，而不在意个体的情感叙事和生命叙事。

　　我感受到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高密度的一线城市，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园、绿地、宠物友好、公共活动、图书馆、社区、骑行、夜跑、露营这些公共性质的空间和活动。疫情后的人们对精神疗愈、身心健康的关注，也推进了城市在生态宜居、绿色可持续方面的建设和成长。

　　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卫生条件、环境安全问题非常关注。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文化属性的问题，公众才会有更多的参与度和真正的期待感。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非常热闹的城市双年展和其他各类展览的现场，越来越多的观众并非来自相关的专业领域，比如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参展观众超过110万人次，可以说它已经融入了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

　　人们理应逐渐寻求一种更平衡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城市的建设也会在以往以欲望和发展为中心的路径上转向人与地方、人与自然的平衡、共生。这些变化在我们的城市建设当中逐渐体现，很多先前被忽视的议题被提上中心议程，比如城市微更新、社区营造、社区花园与社会平等等。

　　上半年我在美国访学，住在一个小城市，获得了一种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完全不同的体验。只要开车十分钟，就可以完全进入大自然的景观：一片湖，一座山。与其说发现人与城市的新关联，倒不如说这半年里，我体会到了自然与城市的关联。原本被割裂的两极，好像在这个小城市里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疫情里我做了几个和自然有关的项目，自然给了我更多思考，它让我重新去看待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人应该在城市里做什么？或者是人的主导价值的撤场，让城市的多样性变得丰富了起来。

　　城市空间的弹性在哪里？这两年，人为活动的减少，或者说对自然介入的减少，城市里面其他的生命似乎有了更多生存和成长空间，日常社区里多了不少之前很少被看到的植物和动物——它们是这里的“原居民”，应该也是城市和未来的一部分。也许任何的事情都有两面。面对未来，城市空间及发展是否能包容、应对生命的各种不确定性，取得一种恰当的平衡？也许这是我们未来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

　　今天的城市居民变得越来越“宅”了，这不仅是因为疫情，还因为早自上世纪末就开始的整个世界的虚拟化的倾向。“御宅”这个社会史的背景值得我们深思。

　　数字技术与城市空间的耦合，实现了空间的可感知，提升了空间的动态性、多样性，有机会让空间变得更生动、更有趣。在北京就有多个类似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智慧化健身设施、智慧化导览设施、多变的夜间建筑立面、与人群互动的场地光效等。

　　我从中看到了颠覆性技术赋能亘古不变空间的机会，目前这些项目也许还存在使用不便、维度成本高等问题，不过这些尝试已经算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可期。

　　因为工作关系，我在世界各地体验了数字游民的生活，因此对于不同城市规划、建筑形态、街区尺度、社群文化等有了更为具身的切换体验。而每一段或长或短的体验都让我意识到，城市对于人远远不仅仅是栖身其间的物理空间与基础保障，更是人类心理状态与精神世界的母体。大到道路规划，小到路牌标识，都会对人的主观感受产生具体而微的影响，从而创造或遏制某种个体到集群的无意识波动，可以称之为城市的“气场”。

　　城市的缘起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无论是建筑学还是城市规划，大家所努力的方向是共享与互联，但疫情所带来的措施是控制与断离。这虽然可能是暂时性的，但由于网络时代的兴起，城市中的社会关系仍然正在发生着深层转变。实体空间是否还能像以往那样为美好生活提供有力支撑？建筑师的工作是否还能在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这可能都会成为一种问题。理论而言，随着无线通讯的发展，人们对于实际社会空间的需求就会逐渐降低，但是在现实中，疫情一结束，实体性的城市环境又成为了社会生活的焦点。所以这一发展趋向还有待观察。

　　以前我们理解的城市空间，就是把一个楼建起来，环境好，然后人就会自然来。现在发现并不一定。以前我们认为虚拟世界就是上网，真实世界就是办公、生活，两者之间没关联，现在发现虚拟世界很多的要素都是来自于现实世界，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怎么样去塑造一个具有混合性的城市地点、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地点？这其实已经超越了之前我们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这种新的城市能量点，它会成为未来城市规划、建筑学等所有领域都会关注到的一个点，也会成为未来这个城市发展的一种新的动力。虽然它看起来很小，但它把三重多维世界全部凝聚到一起。

　　在室内餐厅无法营业的时候，有人在街心花园里就地野餐；体育馆不开门，就有人隔着围栏打羽毛球。我自己也曾把原本很少去逛的小区花园，视为一个可以探索的空间，甚至在其中找到了一些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宣传牌遗迹。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清晰地意识到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源于实际而迫切的需求，因而他们会创造性地利用空间，而这种创造的能量常常是巨大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22年北京严格封控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街道、广场、水面等户外公共空间的创造性使用。

　　我原认为人们占领街头是因为室内空间无法进入，但后来发现不仅如此。疫情封控期间，随着流动性的降低，所有公共空间的“级别”也都降低了：大街变成了胡同，胡同变成了自己家的路。换句话说，公共空间私密化了，但它们仍然是公共空间，这种双重性拓展了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这可能不是一种新的需求，只是这种需求之前被压抑了。

　　在去年，我们看到亮马河出圈成为北京的“塞纳河”，河边空地到处挤满了露营和席地而坐的人们。人们希望从家里走出来，渴望聚集在一起，这是人的社会性决定的。城市最重要的是它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这也是一种公平性，它表明人们使用城市空间不再有等级的限制。虚拟空间的社交和购物改变了人们部分的行为方式，但是城市物理空间，以及人和人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对于人们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2016年我写过一本书叫《异物感》，讨论的就是空间边界太过于强硬，太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限制。而这种状况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需求、一种审美，让我们对坚实的边界和明确的区分有心理依赖，甚至于欣赏并喜欢。城市里一切都被封装成为管道，互相隔绝，从而让事物清晰分开，并保证城市的基本运行。

　　我一直设想城市的硬边界是否能融化一点，让内外得以融合，边界得以柔化。从而让人能够进入到边界，甚至渗透到另外一侧空间里边去，实现自由的流动。这在传统城市里其实是常态，我们看《清明上河图》，城市空间都是内外联通，多孔多窍的。本雅明说，那不勒斯这个城市就具有这样的丰富的海绵一样的特征，从而创造出深度的空间体验，它的公共性渗透到每个细胞里。我是东北人，在我的记忆里，沈阳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当年街巷生活丰富多彩，有很多很大的边界模糊的市场，很多很多的小吃摊。但现在边界也变得越来越硬。

　　中国城市前二三十年的发展，更多的是建设刚性需求，比如说基本的办公楼群、住宅楼群……最近几年，好像在开始一次深度刻画。在原来已经搭建出来的、粗线条的框架基础上，在城市的一些局部空间中一点点出现了对于市民的日常生活、情感温度和精神的诉求。

　　这是城市更新中更加聚焦，颗粒度更精细的一次迭代。它不再是单纯以一个控制规划的指标，或者一个从上到下的宏大意志为前提的，而是从市民真正的生活需求从下往上，叠加了一层新的城市生活空间的质感。

　　需求的变化，是划时代的。如果笼统地将现有人口或人群分为成两类，或可分为“90前”和“90后”，前者是改革开放的缔造和耕耘者，他们更关心的是安身立命，现实决定了这一批人没有更多选择；后者则是享有和承继者，他们没有参与过这段历史的前期，所以注定会面对和思考未来的事，可以超脱地构想城市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并把前者积蓄的势能变成新的创造。因此现在我们谈及城市人文、城市发展、城市边界的时候，实际是在和这个群体同频同行。至于变化，我想首先就是大都市不再是唯一选择，工作和生活在别处，今后会有大比重增加。

　　我注意到，年轻一代对空间的自由度和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并且他们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形成共同体付诸行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直接体现在空间的改变上。他们重塑属于自己和社群的场所，通过清理、建造、活化、改善、提升，近期目标指向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最终的目标是塑造理想的家园。更重要的改变在于，他们对组织化建构和共益共学机制的探索，包括建立民间资金池、特色行动与培育孵化机制等等，让变革更可持续、更具深度和韧性。

　　这一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路过了不少“空芯儿”的地方，不仅是那种没了人的萧条。原来我们都以为，多修点儿“小桃花源”会改善人和城市的关系，但现在我愈发觉得，必须要干掉那些“洛特巴尔城堡”。

　　以前的街道其实也是作为社区和邻里交往的公共场所。街道尺度适宜且亲合，有梧桐树和自行车，路边有报刊亭和邮筒，路边杂货铺和小饭馆，晚上也许有夜市和地摊。现在路越来越宽，路的上面架起了快速通道，街道上的生活没有了。

　　近二十年来城市剧烈变化，人们看似无意识地跟随，对正在消失的漠不关心。然而我们经历过的都存放在记忆里，有些在个体的经验中，有些在他人的讲述里。随着速度不得不放慢，人们开始回想身边失去了什么，是生活方式还是俚语习俗，也许是一座江面上的步行铁桥或者夏日树荫下的冰镇玻璃瓶汽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迷失在物理和精神空间里，人需求个体可识别性，和其他的主体发生关联，今天的城市将如何塑造这一代人的记忆？我们并不清楚。

　　什么是充满活力的城市？不同的主题需求，展现的形式可能不同。一个看上去很安静的图书馆，因为智慧的集聚、人们的创造力得以激发，那是一种静静的能量生成；一个热闹的市民中心，因为各种便民、普惠的设施提供和有趣的空间场所，那是一种热闹的能量交互。我认为，未来的城市空间将只有两类，一类将走向安静的、私密的、自主的个人空间，是每一个人需要的身心栖所；另一类将不再简单定义为办公、商业这样的单一业态空间，而是灵活的、共享的公共空间。它们有一定主题性，呈现各种混合形态，是主流的公共空间发展方向。

　　城市需要真正的改变，但不是需要“某一种改变”。就像莱特所说，“风格很重要，但是某一种风格不重要”。

　　2020年初，我在公寓楼下的公共空间里发现一位坐在石墩上的老奶奶，石墩的高度刚好可以让她的双脚踩在她的助行器上。每次看到她，她都在不同的石墩上做不同的活动。大多数时候，她喜欢坐在石墩上看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有些时候她会把双手放在高一点的石墩上弯着背做拉伸运动；对于更矮的石墩，她喜欢把腿放上去用手拍打…… 这些本来用来限制人群活动和聚集的障碍物，变成了这位老奶奶创造日常活动的媒质。

　　出于一位建筑师对人和空间的敏感，我开始尝试观察和纪录老奶奶和她坐的石墩——纪录她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纪录她的活动，纪录不同石墩的位置和高度。从2020年初到2023年初，这个观察整整持续了3年，直到老奶奶再没出现。3年来对老奶奶和石墩的观察一直触动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考。这个观察也让我看到，人只有不断地使用、体验、改变、创造、发现和投射自己的意义，专业者和官方提供的空间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几年前，和在北川县城做现场灾后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几位国有大院的规划师、建筑师聊天，他们的最大感受是：从业多年来，第一次在做设计的过程中，心中有了具体的人。

　　他们说，现场设计的办公室，经常有老百姓推门进来，问自己关心的问题，提非常具体的个人化的需求；他们之间争论，也倾听彼此的解释；或同意，或最终也不理解，但因为面对了具体被服务的人，设计人觉得下笔的每一道线都是实实在在的，心里很踏实。

　　我觉得我们城市发生的最深刻的改变就是，直接服务人的体验、人的安全和舒适变得愈加重要。2022年4月1号《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开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通过二审，在未来一年内应该会颁布并且生效。这也从法律角度对我们的城市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过去几年，我在参与北京老旧社区改造的教学和研究中，也带着学生努力地理解老旧小区以及其他周边社区老年人生活服务的实际需求。比如，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特别强调，在老旧小区里面，要给老人们设置专用的步行系统。这在过去是很少的，但是现在我参与的实际工作中，老旧小区的专用步行道系统已经成为标配。老年人需要休息，我个人还有我推动的老旧社区改造里，也特别重视城市座椅的布置，这也是从过去的关注中获得的收益。

　　南京作为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人文城市，不少文化遗址和历史街区在向年轻化、多元化、实用性方向发展，运营模式、内容、传播媒介和风格也在不断创新迭代。这也触发我在自身工作领域的一些思考，如何在坚持自身专业理念的同时，拥抱潮流？如何探索多元破圈、跨界合作，让动物园成为不同类群、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人群乐意关注、踏足、讨论和分享的地方？

　　作为2022年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策展人，我觉得展览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重新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距离，这也是城市公共空间能够带给居住者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三个月的展期期间，我们创造了历届以来最多的到场人数和线上传播数量。我们也安排了200多场的公众活动，这不光是建筑学上的盛会，同时也是大众对公共教育和环境意识的提升。

　　作为一位建筑师背景并有理想情怀的开发商，我一直在思考，开发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是什么？开发商有一个其他行业的人所不具有的能力，那就是他可以把不同的一群人聚合在一个社区项目上，让大家各自发挥着作用。显然，理想的社区建设是开发商要去实现的理想。

　　在这次的提名过程中，我看到很多设计同行，秉承了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尊重已有的环境，用相当节制的手法来控制整体的设计。如何在低投入的设计上保证一定的品质？如何在空间中实现多种功能的复合？如何保证建造技术和材料的可持续，但与此同时又保证建成效果？一件好的设计作品，可以同时做到以上几点。但更重要的是，建筑本身会“盘活”一个地区，推动当地的发展。这就是设计的价值。

　　作为建筑师，我以前关注的是建筑的形式、空间及形式与功能的纯粹。现在我更关注在此空间中人的生活和活力，更关注人如何使用空间，在这个城市发生器中人们如何产生自由自在、幸福有趣的生活，也以更宽容的态度接受混搭、拼贴和多元，甚至不完美。

　　当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更新阶段，建筑师面临的问题也随之发生改变，若仍在城市更新项目中，简单地沿用增量发展时期的经验方法，无疑会对城市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我们必须学会更加针对性地发现问题、找到线索，才能作为起点开始设计，我认为这才是在当下城市更新阶段应有的态度。

　　我明确地感受到，伴随存量更新同时发生的是社会对人文关怀的强烈意识，以及个性化表达的明显转向。具体到我个人，即使在实践中遇到诸如地铁通风口、学校操场这类非常小且已有约定俗成的设计定式的项目，我也会引起注意，重新思考在设计全局中如何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换句话说，在具体实践中当我们将人、或可称之为“观众”作为场景中的主角时，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设计的过程同时是发现新问题的过程，而答案将有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