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博拉尔原标题：当年为我党赚钱的3人小公司，市值已近2万亿，世界500强第69名

　　战争年代，我党也会经商，从小货摊，到大公司，形式各式各样，一是可以打掩护、搞情报，二是能为党赚取经费。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战争年代为我党赚钱的那些企业，其中有一家不仅经营良好，而且做成了跨行业的巨无霸，市值近2万亿。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渗透到国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企业，当年是如何为我党赚钱的。

　　1948年12月，一个叫卢绪章的人接受时任上海市长陈毅邀请，出任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等职。

　　这一任命顿时引起轰动，很多人致电陈毅市长：“卢是 CC特务头子陈果夫的红人，与中统、军统往来密切，请组织务必查清此人底细……”

　　卢绪章确实与上层走得很近，是公认的大资本家，他创办的广大华行在上海、重庆都有分公司，股东中有不少高官。抗战胜利后，卢绪章又在纽约开了分行，成为美国施贵宝药业的中国代理商。

　　1947年，卢绪章经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介绍，认识了陈果夫，陈将一家挺赚钱的药厂交给卢绪章经营，卢绪章由此成为陈的心腹。

　　不为人知的是，卢绪章在方面显赫的身份只是表象，他其实还是一名员。

　　卢绪章1911年出生，浙江宁波人，14岁开始学做生意，曾与朋友合伙开了家药品代购的小公司光大行，后因经营不善关了门。后来他们又把光大行改名广大华行，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邮寄业务，这一次做成了。

　　卢绪章年轻时一腔热血，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1937年，他经人介绍入党，组织要求他以合法商人的身份留在上海，经营广大华行的同时负责运营华联同乐会，暗中为党募捐，支援抗战。

　　1940年，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卢绪章，对他出色的工作成绩予以肯定，同时要求他隐藏员的身份，以资本家的身份在上海经营公司。

　　自此，广大华行成为我党的秘密联络站，一边赚钱，一边为我党运送人员、药品和物资。

　　有一次，卢绪章深夜开车回家，让妻子和儿子帮忙把一批药品搬上车，要运往八路军部队。妻子毛梅影问：“你怎么大半夜往外运药？而且不找人帮忙，让你一个总经理亲自装车？你不会是吧？”

　　卢绪章闻言停了下来，严肃地对妻子说：“人家八路军出了大价钱买药，我怎能不卖呢？这事你一定要保密，不然会掉脑袋的！”

　　面对家人的质疑，卢绪章只能敷衍，不敢对他们说自已是员。直到1948年，卢绪章员的身份被公开后，他的家人才知道其线月，卢绪章经营广大华行11年，为党赚取利润、筹集经费近400万美元，有力地支援了革命。

　　1948年8月，一名负责广大华行外部联络的地下党被捕，其妻子受刑不过叛变。中央得到消息后，通知卢绪章迅速转移，并结束该公司在国内的一切业务，清理资产后迁至香港。

　　和广大华行不一样，华润从一开始就是组织上投资的党产，也就是“国有企业”。

　　秦邦礼1908年出生，江苏无锡人。熟悉党史的朋友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是的，还有个秦邦宪，即博古，是秦邦礼的胞兄。

　　杨廉安和卢绪章几乎有着同样的人生轨迹，他年轻时追求进步，很小就去上海学做生意，学会了记账和开店。

　　当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遭到毁灭性破坏。5月，陈云出任中央特科新负责人，开始寻找身份不曾暴露的新人，于是博古把弟弟秦邦礼介绍给了他。

　　从这一年起，秦邦礼化名杨廉安，接过了陈云交给他的开店、建交通站的两项任务，开启了他红色商人的革命生涯。

　　当时世道乱，开店简单，赚钱却难，但杨廉安很有头脑，他开的店不仅不赔钱，反而个个红火，个个盈利。

　　他先开了家米店，从无锡贩运大米到上海，又用赚来的钱开了家木器店。之后又先后开了糖坊、杂货店、纸烟店、文具店等，这些店无不运转良好。在为组织赚钱的同时，一个个交通站也顺便建了起来。

　　建交通站就得建交通线，要打通从上海到苏区的交通线，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要在沿途建很多补给点、接应点。这些工作很繁琐又需要高度保密，稍有不慎，就可能殃及很多同志。因此往往一个人叛变，整条交通线就会被毁掉。

　　顾顺章叛变后，原来的交通线遭到破坏，杨廉安奉命在汕头开了家药店。此后4年里，他一直上海汕头两头跑，非常辛苦。

　　比如1933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大转移，包括张闻天、博古、、陈云等人在内的中央直属机构和人员要分批迁往江西苏区。杨廉安多次往返于苏区、汕头、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和其他交通员一起将同志们安全护送了过去。

　　1933年3月，陈赓被捕后逃到上海，就住在杨廉安的家里，伤好后又被杨廉安送到汕头药店，后又送往瑞金。

　　到1935年秋，杨廉安已营救、护送了200多名党员干部，身份一直未曾暴露。不仅如此，4年的小店主经历，也为他日后创建华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37年，杨廉安结束了在苏联列宁学院的学习，回到上海继续开店。8月31日，日军占领上海，杨廉安被迫卖掉所有店铺，去了延安。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决定让杨廉安发挥经商的优势，派他去香港“八办”工作。

　　“八办”即八路军办事处，是国共合作期间我党在各大城市设立的办事机构。当时全国共有17个“八办”，工作性质和交通站差不多。

　　香港“八办”位于皇后大道18号2楼，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筹建并负责，对外叫“粤华茶叶公司”与何香凝和宋庆龄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是两块牌子，同一班人马。

　　香港“八办”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它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性，以及宋庆龄、何香凝二人的特殊身份，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资金和物资。

　　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和他们的医疗队前往根据地，就是经由香港“八办”护送过去的。香港沦陷后，“八办”又成功地将滞留下来的800名各界名人营救出来并护送到内地。

　　香港“八办”成立后，第一年就为我党筹集资金25万港元，以及大量的药品、医疗器材、大型X光机、救护车、文化用品。

　　听说毛主席希望八路军每个团至少要有一部电台，宋庆龄马上在香港购置了大量军用电台；1939年“保盟”又出钱委托制作了10万件棉衣送到西安“八办”；仅1938-1941的3年间，从香港送往延安的物资就有资金500万美元、药品120余吨、卡车30余辆。

　　为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保盟”“八办”成立了一个专门运送物资的秘密贸易机构“联和行”。联和行经合法注册成立，对外的性质是贸易行，由杨廉安负责，因此机构名称也取得“廉安”二字的无锡发音。

　　成立初期，联和行只有两三万元启动资金，加上杨廉安一共3人，主要任务除了转运物资外，还负责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采购药品、无线电器材、交通器材，同时把募集来的外币换成国币，汇回国内。

　　这样看来，华润一开始只是一个物资中转站，并没有赚钱的业务。但凭借合法身份，杨廉安慢慢积累了生意场上的人脉。他的第二任妻子黄美娴，正是他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认识的。

　　1938年广州沦陷前，联和行从香港转运物资还比较方便，广州沦陷后，线路多次变动，后来只好改走滇缅运输线。

　　无论陆运还是空运，走滇缅线都大费周折，物资损耗大不说，还常有人员伤亡。因此可以想象，把这份工作坚持下来并一做多年，需要多么大的韧性和毅力。

　　一次往内地运送的物品非常杂，有药品、医疗器材、电灯、电线、电子管、无线电零件、发电机等，另外还有大量的被服、衣物。所有物资加起来20大箱，装了满满10辆卡车，另外还有20个要回国参加抗日的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

　　当时走的是越南河内-镇海关-南宁-贵阳一线，途中陆运、河运、海运来回倒腾，一路上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为通过哨卡的盘查，还要将货物反复装卸打包，电讯器材类战略物资要塞进被子、衣物、毛毯里，以免被哨兵查到。

　　杨廉安帅气儒雅，风度翩翩，但每一次运输物资，都要亲自安排搬运货物。有人开玩笑说，杨老板没有老板样，就像一个搬运工。

　　虽然经手大量金钱、物资，杨廉安的家庭境况却很一般。他一家人三代租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沙发两用，晚上拉开就是床，用度极节俭，从未私自动用过公司一分钱。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杨廉安被迫关闭联和行，辗转香港、桂林、广州、梧州，继续以联和行的名义做些生意。

　　1942年春，杨廉安准备将筹到的一笔款子送到重庆交给组织。他怕途中被小偷盯上，就做了一个马甲，上面缝了很多个小口袋。他把钱分成很多份，卷成一个个小卷儿塞进小口袋里，马甲外面又穿上衬衣和外套，这样就不会轻易被发现。

　　为安全起见，他化装成和尚，与一群逃难的和尚一起一路化缘，往重庆迤迤而行。

　　这一走就是大半年，从春末走到深秋，历经波折，终于在当年10月份到达重庆，见到周总理，并将钱交给了南方局秘书袁超俊。

　　让人动容的是，杨廉安靠要饭走了半年，吃尽了苦头，可那些钱他一分钱都没动过，走的时候有多少，交给党组织的就有多少。

　　1944年10月，日军占领桂林，杨廉安未来得及转移，公司钱款、货物被日军查封，损失惨重。

　　即便如此，1946年秋天他再次去见周总理时，仍然给解放区带去了价值近1000万法币的货物，其经商之能，略见一斑。

　　看着这位为革命辛苦挣钱的“搬运工”，总理激动得紧紧抱住了他，亲切地问候他的家庭情况，不料杨廉安却放声大哭。

　　原来，香港失陷后，杨廉安忙于转移文化界名人和联和行的资产，没法顾及妻儿老小。他的妻子王静雅只得挑着两个箩筐，一只装着生活物资，一头装着孩子，再搀着小脚的婆婆，随其他难民逃到了广东湛江，与杨廉安失去了联系。

　　更让他难过的，是兄长博古的意外离世。1946年4月，博古与叶挺、王若飞等人遭遇空难。博古自1933年从上海转移到瑞金后，再未与母亲见过面。现在母亲和妻儿也不见了，杨廉安悲痛莫名，难以自已。

　　1946年的这次见面，周总理给杨廉安布置了新任务，要求他在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即将爆发前未雨绸缪，发挥经商的特长，回到香港继续经营联和行，打通运输线，培养对外贸易干部，赚点大钱，为内战补充“燃料”，同时安排好从南京和上海转移到香港的地下党员。

　　接到任务后，杨廉安迅速回到香港，以“联和行进出口公司”的新名称继续做起了生意。不过此时公司仍然只有3个人：杨廉安、黄美娴和一个会计。

　　钱之光出生于1900年，浙江诸暨[jì]牌头王家宅人。他最初主要负责红军在行军途中的补给问题，后来逐渐成为我党在经济、贸易领域的重要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国家轻工业部首任部长，是我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战争时期，钱之光是中央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他有一个突出贡献是，打破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了苏区军民的食盐问题。

　　当时在的封锁下，苏区食盐奇缺，很多人因为缺盐，浑身浮肿、四肢无力，部队战斗力大大下降。人们只好利用厨房、厕所、坟墓下的沉积土熬制有毒的硝盐。

　　钱之光带领苏区军民与斗智斗勇，想尽办法搞盐。老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将棉衣浸透到盐水里的情节，就是当年苏区的线月，国共和谈破裂，从上海、南京撤离的党员、工作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去了延安，一部分去了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去了香港和南洋，其中以去香港的人最多。

　　是时，香港成为中共可以公开活动的最重要的城市，承担着“发展海外经济关系”的重担。因此，从1947年2月到1948年8月，中央先后六次发报，催钱之光尽快赴港。

　　在赴港前，钱之光花了大量时间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搞钱这件事，从原来主要依靠募捐，变为自主赚钱——他把我军控制的东北、华北地区的农产品，如大事、皮毛、猪鬃等装船运到香港，再从香港采购解放区需要的药品、医疗器材、钢材、钞票用纸等，从而打通了香港与内地间的进出口贸易，为我党找到一条可持续赚钱的路子。

　　他以杨廉安的联和行为基础，向中央要了两万两黄金作为启动资金，于是联和行鸟枪换炮，一下子“发达”了。

　　发展贸易就要有对口的协作公司，钱之光又去大连成立了一家中华贸易总公司，并请当时负责东北局的陈云帮忙解决农产品的货源问题。

　　为避开的禁运，钱之光租来两艘苏联货轮，先将货物用火车运到朝鲜，再从朝鲜用苏联货轮运到香港，成功避开了的盘查。

　　钱之光规划的运送物资路线多吨大豆、各类中药材、毛皮等货物到达香港，除毛皮外，均被香港市民一扫而光，杨廉安大喜。12月初，联和行又采购了解放区急需的物资装船北上。

　　仅第一趟贸易，联和行就从原来的3人发展到20多人，办公地点也由原来的小门面换到了皇后大道毕打行的100多平米的大办公室。

　　1947年圣诞节那天，联和行举行联欢会，杨廉安提出应该给公司换个名了，以前是他名字的谐音，现在公司不是他个人的了，再用原名不太合适。

　　刚开始有人建议叫“德润”，“德”取得朱德的名字，因为当时朱老总分管华润。

　　于是杨廉安提议叫“华润公司”。他说，“华”代表中华民族，“润”是毛主席的名字“润之”中的“润”，“华润”寓意润泽中华。已是杨廉安第二任妻子的黄美娴则给公司取了英文名“china resources”。这个名字得到了朱老总的批准。

　　1948年，卢绪章创办的广大华行从上海搬到香港，与华润合并，后来陆续有不少党产创办的商铺合并到华润，使华润成为我党贸易史上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权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让市民拿金圆券来兑换。刚开始人们不认可，纷纷拿人民币换取黄金白银，或者粮食等生活物资。很多人趁机囤积居奇，还有敌特分子暗中搞破坏。一时间，上海经济秩序大乱，不到一个月，银元兑换人民币从100元飞涨到1100元，面临大幅贬值的风险。

　　为稳住上海物价，当时已经到了上海的卢绪章和钱之光，利用华润地处香港的地理优势，搞了一个庞大的进出口计划，上海缺什么，就从香港进口什么，充分保证了上海物资充盈、物价平衡，让很多投机者亏得很厉害。

　　在新政权行政和市场的调控下，在华润得力的帮助下，上海的物价很快被稳住，上海的经济形势也稳定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华润转为国有资产公司，划归外贸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代理。

　　建国之初，华润承担了外贸标准的制定、维护以及外贸人教的培养，比如合同范本、商品检验标准、报送手续，等等，事无巨细，都是华润完成的。因此，华润堪称我国外贸行业的“黄埔军校”。

　　2021年，华润集团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69位，有员工40万人，有实体企业2300多家，其中上市企业11家。2021年上半年，华润营收利润分别是3474亿元和315亿元，总资产接近2万亿，是标准的超大型企业。可谁又能想到，它刚成立时只有3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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