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禁书过去的2021年，中国累计进口粮食1.6亿吨，相当于我国产量的24%，该比例达到了历史新高。尽管如此，中国的口粮仍绝对安全。近几年的数据均显示，两大口粮作物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

　　口粮中略有进口的则主要是品种调剂，家喻户晓的泰国香米就是其中一种。“在上世纪90年代的饭店里，好吃的大米都是泰国香米。”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水稻研究所稻米品质与营养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胡培松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如是提到。

　　实际上，早在30年以前，胡培松刚进入中国水稻研究所工作之际，即跟随著名优质水稻育种家黄发松学习育种。“当时还没有品质和优质的概念，主要还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研究方向就是优质。”

　　胡培松表示，这样的起点并不是多么“高瞻远瞩”。其给出的理由稀松平常，“因为别人都在做高产，你再去重复做一些研究也不太合适，我们就想着做其他人不做的东西。”30年过去了，其团队仍在朝着同一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如此庞大的群体从“吃不饱”成功实现了“吃得饱”，“吃得好”则是更进一步的目标。在胡培松看来，这也是中国水稻育种创新突破的内容之一。

　　“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也是胡培松常记在心的一句线年任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之前，他70%的时间都扎在实验室和田间。“现在大概不到50%了，也只能这样。说实话，科研人员做科研是最幸福的，你只要热爱它，这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胡培松称自己不喜约束，各地考察转一转，自己田里再看一看，对他而言是最开心的状态。在他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资料，黑色的旧沙发上团着一条薄毯，工作晚了这里便是床。

　　办公桌背后的那面墙上，挂着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964年5月，胡培松出生于杭州桐庐分水镇后岩村，挨饿的经历已经刻进了那一代人的DNA里。1982年，其从桐庐分中考入浙江农业大学(现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种子专业。

　　就在1981年的6月，国家科委、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授奖大会，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特等发明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这一消息几乎决定了胡培松后来的大学选择，“当时非常震撼，而且还有奖励可以拿，所以后来老师给出了几个建议时，我第一选择就是浙江农大。”

　　彼时浙江农大的种子专业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想赚钱补贴家里”的胡培松本科毕业时一心想进种子公司，然而成绩名列前茅的他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进入了杭州农校(现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校)。“当了2年老师，每周上4节课，空余的时间就是跟学生踢球。”这种轻松的生活让心怀抱负的胡培松倍感焦虑，最终于1988年报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

　　读研期间，胡培松遇到了两位恩师。“当时水稻所的所长熊振民先生和副所长闵绍楷先生，实际上他们当时都非常忙，那时候带研究生的方式也不像现在这样‘保姆式’，他们对我影响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如何做人。”

　　1991年，胡培松被分配至中国水稻所。中国水稻所是一个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198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浙江杭州建立，1989年10月正式落成。在胡培松的回忆中，水稻所彼时经费非常困难，“我和刚刚从湖南水稻所过来的黄发松老师一起成立了优质米课题组，白手起家，借了5000块钱，边做科研边搞开发，就这样开始了。”

　　黄发松是我国优质稻育种以及产业化发展的开创者。其于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湖南水稻研究所从事水稻育种研究工作，育成了湖南第一个籼粳杂交而成的抗稻瘟病矮秆粳稻品种“湘粳12号”。1991年，黄发松调入中国水稻研究所，任遗传育种系主任，组建了优质米育种课题组。胡培松将黄发松视为自己水稻育种的引路人。

　　这一研究室成立之初的方向即是做优质稻，彼时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方向。然而，优质稻的生产长期来看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粮食由自给转向商品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更是中国稻米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提。

　　胡培松分析道，实际上优质这一方向彼时在浙江也算是“应景”，“1992年的时候，浙江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现在浙江水稻种植面积只有不到1000万亩，但是我刚参加工作时有3000多万亩，粮食有点多余，那最后剩下的当然就是品质很差的那部分。”

　　一开始，他们在距离水稻所两三公里外种几百亩种子田。买不起自行车、也没有手机的胡培松，在水稻所和农场之间经常需要步行往返，“有时候人刚回来，又有客户需要去田里看，就又得再回头，那段时间很辛苦，但也开创了一个纪录，我们的种子原来1斤大概卖几毛钱，但那时候可以卖到10块钱。”

　　值得关注的是，在1991年至1993年期间，中国水稻研究所、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承担了我国“八五”攻关“出口籼米新品种选育”课题，3年育成“中香1号”、“中香丝苗”、“中优晚1号”等8个新品种(系)。胡培松称自己彼时“资历尚浅”，“但黄发松老师鼓励我，说年轻人要去闯。”

　　胡培松提到一个细节，“当时考虑到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香港人很多都吃泰国香米，也就是籼米，我们就希望香港回归以后香港同胞能够吃上我们自己国家的稻米，所以就开始攻关出口籼米新品种的选育。”

　　实际上，中国的北方人爱吃粳米，南方人则偏爱籼米，“就是以浙江分界线，杭嘉湖以南以籼稻为主体，杭嘉湖以北则是粳稻为主体，区域非常明显。”然而，近年来的趋势则是南方人也越来越喜欢吃“更软”的粳米。胡培松对此强调一点，“稻米品质和它是籼稻还是粳稻没有关系，只是国内原来的籼稻品质太差。”

　　在他看来，“更好吃”是籼稻需要努力的发展方向，但其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长期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籼稻目前大概占了我们播种面积的2/3，总产量占到稻谷的65%，基本没有太大波动。”

　　胡培松自上世纪90年代开启籼稻品质遗传改良，并始终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截至目前，其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3项、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10余项，以第二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此外获发明专利21项、新品种权18项，发表SCI论文60余篇。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胡培松获得其最新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前其主持完成了“超高产专用早籼稻品种中嘉早17等的选育与应用”。

　　“中嘉早17”于2008年通过浙江审定、2009年通过国家审定后，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稻区主推早籼品种，当年便以傲人的产量，一举夺得“浙江省农业吉尼斯”早稻百亩方示范纪录；2010年被农业部认定为超级稻，2013年起连续5年是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籼稻品种，2015年其应用1028万亩，是1991年来唯一单年应用超千万亩的早稻品种，约占长江中下游早稻面积20%。截至2019年底，中嘉早17全国已累计推广6532万亩，增产稻谷21.3亿公斤，农民增收55.26亿元。

　　胡培松提到，15年过去了，“中嘉早17”的种植面积已经在慢慢下来了，然而去年仍大概有三四百万亩，有着巨大的市场，而一般品种的使用寿命在5年左右。“最关键的是市场需求旺盛，有市场农民种了以后卖得掉、粮食加工企业也卖得掉。”

　　“中嘉早17”系专用米粉稻品种。广东的河粉、湖南的米线，均需要这样的专用米粉稻。“我每次去湖南出差，都说不要把我带到大饭店，就带到米线店吃碗牛肉粉，那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胡培松介绍，通常而言，粳米和大部分籼米都做不成米粉，“做米粉的水稻品种跟我们平时做饭吃的是不一样的，做饭吃的需要低直链淀粉，但是做米粉的恰恰需要直链淀粉含量是高的。”

　　但团队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难题是，优质米粉加工专用稻在要求高直链淀粉含量的同时，还要求具有长胶稠度，但这两者存在遗传连锁。“直链淀粉含量和胶稠度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直链淀粉含量高的，胶稠度值是低的，这是普遍现象。”

　　据此前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显示，“中嘉早17”利用中选181与D001-2杂交选育而成。其中，中选181为中国水稻研究所选育高产早籼品种，该品种产量高，千粒重高，但植株较高，株型较散，易倒伏，稻瘟病抗性较弱；D001-2则于2000年7月从浙江省嘉兴市农科院引入，后浙江省审定定名为嘉育253，该品种产量高，株型紧凑，穗型大，稻瘟病抗性较强，但结实率偏低。

　　针对上述两个亲本的优缺点，研究团队于2000年冬季在海南进行配组，历经4 年7季杭州和海南的选择与加代，于2004年在杭州选择5个品系进行品比鉴定，其中1个品系表现突出，初定名为04YK17，即后来的“中嘉早17”。

　　该品种于2006-2007 年参加浙江省早籼稻区域试验，表现高产、抗病、穗大粒多，对稻瘟病的抗性明显优于对照嘉育293，产量比对照嘉育293增产6.2%。2007-2008年参加国家南方早稻区域试验，产量比对照浙733增产9.12%。

　　品质性状方面，经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07-2008年米质检测(国家南方稻区区试两年平均结果)，“中嘉早17”整精米率66.7%，长宽比2.2，垩白粒率96%，垩白度17.9%，胶稠度77毫米，直链淀粉含量25.9%。其胶稠度长、直链淀粉含量高，适合作味精、米粉等工业加工及储备用粮。

　　“中嘉早17”是专门为米粉专用稻设计的，然而大面积推广之后还给出不少设计之外的优点。胡培松补充谈道，“中嘉早17”具有N、P、K高效，“南方2/3是中低产田，它对肥料的要求非常高，对三大肥料使用效率高，意味着它适应性非常广，都能获得相对稳定的产量。”此外，“中嘉早17”还具有隔(Cd)籽粒低积累的特性。2015年，湖南省从60个水稻品种中经过试验筛选，得出“中嘉早17”的低Cd积累特性，后将其列入了2016年低Cd政府采购水稻品种。

　　总体而言，这一米粉加工专用早稻品种，也被证实是环境友好型早稻品种。其推广应用，对绿色增产、重金属污染区种植和食品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

　　胡培松表示，他希望自己育成的水稻品种中能再出现一个大品种，被寄予厚望的是“华浙优210”。

　　这是中国水稻所与浙江省农业科技企业合作选育的丰产优质籼型杂交稻新品种。该品种去年在全国第一年试种，当年10月于湖南省醴陵市召开的现场观摩及测产验收会上，根据随机选择的三块代表性田块测产结果，“华浙优210”百亩示范片的平均产量为693.2公斤/亩。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胡培松团队还将研究方向投向功能稻米，“在如何‘吃得健康’方面，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胡培松认为，功能稻米作为一类特殊功能的水稻产品，是营养导向型农业、功能农业或功能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此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谓的功能稻米，是指稻米皮层、胚和胚乳等含有的某些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生理活性物质或特殊成分较普通稻米高或低，人们食用其稻米制品或深加工提取的活性物质或特殊成分后，可以平衡体内营养、预防疾病发生和促进疾病康复，且符合稻米安全标准的一类稻米产品。

　　“稻米主要成分是淀粉，此外还包括蛋白质、水分和少量脂类，另外还有一些微量的物质，但这些微量的物质往往是有功能的。”胡培松谈道，从世界范围内看，功能稻米研究日本走在最前列，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重视功能性水稻的研究与开发。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功能稻米“巨胚米”为例，这一品种针对高血压患者，投放市场后受到极大欢迎。

　　他在上述文章中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水稻育种以高产、优质(外观加工品质)、抗病虫等重要农艺性状为目标导向，功能稻米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不受重视。

　　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胡培松认为，通过改善或完善现有的农业发展战略，尤其是主粮作物水稻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战略方向，加快推进功能稻米相关研究及产业化，对“”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12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2022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抽样调查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面统计，2022年，31个省(区、市)夏粮、早稻和秋粮产量的总和达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74亿斤，增长0.5%，创下新高。这也是粮食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实际上，增产丰收的成绩来之不易。去年秋冬北方罕见秋汛、今年夏季长江流域高温干旱、东北地区南部农田渍涝灾害偏重，这些均对粮食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从谷物来看，2022年的单产为425.3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4.2公斤，增长1.0%。然而，受南方地区高温干旱影响，其中稻谷的单产为472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减少2.3公斤，下降0.5%。

　　如何看待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胡培松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的谷物目前没有问题，但也是紧平衡，禁不得波动。”目前，我国确保水稻面积常年稳定在4.5亿亩以上、产量稳定在2亿吨以上。

　　但过去的2021年，中国累计进口粮食1.64亿吨，相当于我国产量的24.1%，该比例达到了历史新高。其中，大豆一直是进口“大户”。2021年，我国大豆总产量1640万吨，比上年减少320万吨，减幅16.4%；进口量为9651.8万吨，比上年减少381万吨，同比降低3.8%，全年大豆供应量减少701万吨。

　　如何在保障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面积的前提下，增加大豆种植面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杨文钰曾表示，按照本土大豆平均亩产130公斤计算，如要实现1亿吨大豆的进口替代，全国需要7.69亿亩耕地，这很难实现。

　　胡培松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需要投入长期关注的话题。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大体经历了四轮，其中第三轮即是，上世纪90年代末，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卖粮难”再次出现，国家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面积大幅调减。直接的效应是，1998-2003年5年时间，粮食面积从17.1亿亩降至14.9亿亩，减少2.2亿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面积减幅最大的一次，也是影响最深的一次。

　　“实际上波动很快的，粮食多不得也少不得，一多会出问题，一少也会出大问题。”胡培松如是强调。在他看来，抛开国际局势、气候变化等因素，粮食安全最大的威胁在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全国现有2.3亿户农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

　　对农民来说，种粮除了保障口粮外，关键还在于收益。而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社会效益高但经济效益相对较低。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最低收购价为重点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粮价价格总体稳定，但钾肥等农资在不断地上涨，还要面临自然灾害等风险，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下降。”

　　胡培松提到，目前早稻在全国每年的面积大概在7000多万亩，曾经最多的时候将近有2亿亩，“有领导问我能不能恢复到1亿亩？我的回答是，从目前粮食收购的情况来看，农民是不愿意种的，因为种得越多亏得越多。”

　　今年2月，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介绍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即指出，保障粮食安全重点是“三靠”，其中“第二靠”就是收益保障。唐仁健表示，粮食归根结底要靠农民去种，农民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就安全。

　　唐仁健彼时提到，今年将推动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力争做到政策保本、经营增效。政策上，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经营上，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提高种粮综合效益。“总之，就是要让种粮农民不吃亏、有钱挣，而且还尽可能多得利。”

　　胡培松反复提到，如果农民不愿意种粮，如何保证粮食安全？他给出全国各省粮食自给率的一组数据，“在历史上，中国粮食供应一直处于南粮北调的格局，但在近40年中，这一格局已彻底改写成北粮南运，例如浙江，在粮食自给率方面现在处于倒数第三。”尽管这是各地根据当地客观实际进行资源重组的结果，但胡培松认为，这也可以明显反映出一点，“经济发达地区粮食自给率越来越低，一旦有了更有收益的就业机会，农民就不愿意种粮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2021年7月，习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2022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兴旺此前曾表示，中央对种业振兴作出专门部署，这是继1962年出台《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以后，时隔60年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种业翻身仗怎么打？胡培松认为，尽管和玉米、大豆、奶牛、高附加值蔬菜品种等相比，水稻等粮食作物种子自给率较高、自主性较强，大田作物生产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但同样在打翻身仗之列。

　　他尤其提到两点，第一、要培育好种子企业这个发展的骨干力量。“近10年之前，我国有近8700家持证种子企业。”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 号)，其中即提到要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等重点任务。2016年之际，国内种子企业一度减少至4000余家。然而，近年来，这一数字再次跳升至近10年前的水平。

　　一个明显的短板是，中国的整个种业产业缺乏龙头性的企业，行业集中度非常低。业内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排名前五的种子公司市场占有率超过60%，尤其前两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基本占到全球种子市场的45%。国内一家种子公司的负责人指出，这不仅仅是市场份额的占据，事实上对于整体的研发也带来了独特的优势，而这两者会持续地循环加强。

　　相比之下，中国种子企业的集中度较低，排名前五的公司市场占有率尚不足15%。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不仅造成了今天国内在种业领域竞争过于白热化，过多的资源投放在营销等相对不增值的环节，还对参与更好更多的国际竞争造成了很多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怎么可能好？生存都很困难，这些企业既缺人也缺材料。”胡培松谈道，“现在启动种业振兴，企业也会像大浪淘沙一样，小企业肯定慢慢自动退出，中国的种子企业如果能发展到100家，企业至少有希望了，否则的话依然非常艰难。”

　　他同时提及，“经过近10年的发展，像先正达、隆平高科、荃银高科等大的企业，它们的研发能力也非常强大了，已经慢慢开始跟国际接轨了，包括手段技术等方方面面，但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胡培松感慨称，2011年之后，很多业内人士感觉到种业的春天即将到来，令人失望的却是又进入了倒春寒。

　　企业小而散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品种的同质化现象极其严重。“大家在技术上都没有大的突破，品种没有特色，农民也非常痛苦，无所适从。2016年国家审定水稻品种是64个，去年审定品种739个。所以为什么以前的‘汕优63’一个品种一年可以推广1亿亩，我的‘中嘉早17’在2015年还有1000万亩，现在最大的品种也就几百万亩。”

　　今年8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根据企业规模、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等关键指标，从全国3万余家种业企业中遴选了69家农作物、86家畜禽、121家水产种业企业机构，集中力量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国家种业企业阵型，加快打造种业振兴骨干力量。

　　《通知》强调，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必须把企业扶优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一招，摆上全面推进种业振兴的突出位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航母型领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加快形成优势种业企业集群。

　　胡培松重点谈及的第二点则是，整个农业生产中，良种是关键，而育种技术是良种选育的核心。

　　早期通过驯化选育农家品种，进程慢、效率低。20世纪30年代，随着遗传学的发展，通过遗传育种创制的杂交玉米开辟了农业革命；60年代起，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矮化育种为标志的“绿色革命”中，科学家们利用一个半矮秆性状基因适度降低了小麦和水稻的株高，克服了株高过高易倒伏的问题，使小麦、水稻等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成功实现了水稻杂交。

　　“水稻育种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像跳高，中国名将朱建华2.39米的世界纪录保持了很多年，再上去一点都很难，现在的水稻育种也一样，不是哪一个基因能够解决，它有很多复杂的性状、综合性的问题需要去考虑，但综合性的东西靠人脑恐怕已经不够了。”

　　对于育种历史的发展，学术界有不同的提法。目前比较主流的一种是，1.0时代为农家育种；2.0时代为杂交育种；3.0时代为分子育种，包括分子标记、转基因、基因编辑育种等；4.0时代则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育种。

　　4.0时代也被称为智能设计育种时代，“发达国家已进入种业4.0时代，我国之前没有这个概念，也是最近几年在提，国内整体还处于2.0至3.0时代之间。”

　　胡培松提到，“简单来说，传统的育种家主要靠自身经验育种，这也导致一些外行说这仅仅是碰运气，但绝非如此，育种更像是科学指导下的一门艺术。然而，根据表型去育种肯定会存在机遇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刻意的结果，所以如果要真正地去做到设计育种，肯定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投入会非常大，我们希望通过10年时间，让智能设计育种真正地常态化。”

　　“总体而言，翻身仗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仍然需要走过很长的一段路。”胡培松如是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