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火流星近读某文介绍明万历年间的《菜根谭》，认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一名言即出自此书。其实，早在南宋时期，朱熹在各地讲学之时就对此大力倡导，从而形成了朱熹书院讲学的“菜根精神”。其倡导的清廉俭朴的凛然正气，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士风和学风，并下延至明清时期的两岸书院，流传至朝鲜等东亚国家。

　　“菜根精神”的形成有“咬菜根”和“脱粟饭”两个不同的源头，因朱熹的提倡而合二而一。“脱粟饭”源自《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他十分节俭，疏食淡饭，主食是仅去壳而不加精舂的粗粮，名为“脱粟饭”，而把俸禄都用在招纳人才上；“咬菜根”则来自北宋汪革“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名言。汪革，字信民，是江西诗派代表人物，为人正直，生活清贫却乐在其中。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率门下弟子在武夷山讲学，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宋史·朱熹传》描述他的生活状况：“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在此艰苦的岁月中，汪革的“咬菜根”名言成为激励武夷精舍师生们的精神支柱。朱熹曾为之作批注说：“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他在写给陈亮的一封信中说：“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与村秀才子寻行数墨，亦是一事。”

　　“志士不忘在沟壑”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下句为“勇士不忘丧其元”。朱熹解读说：“志士固穷，常念死无棺椁，弃沟壑而不恨；勇士轻生，常念战斗而死，丧其首而不顾也。”朱子引用这句话，强调重道义而轻死生是儒者的“本心”，岂能因为不能忍受“咬菜根”的艰苦生活而违背其本心。

　　在诸多前来拜师的子弟中，也有人不能忍受这样艰苦的生活。如出身于富贵之家的胡纮，到武夷山拜朱熹为师，朱熹并没有特殊对待，同样用脱粟饭配醮姜汁的茄子招待他，这位吃惯了大鱼大肉的纨绔子弟对此非常不满，对人说：“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第二天便不告而别。在“庆元”中，他罗织朱熹“六大罪状”，成为朱熹告诫弟子时所说的“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中的可耻一员。朱子所说的“本心”，实际上就是他所说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民本之心。

　　朱熹“咬菜根”的理念和“脱粟饭”的道德践履，影响了同时代的学者及其后学。朱熹在建阳云谷讲学著述期间，其弟子蔡元定在西山之巅建造了西山精舍，此地即蔡元定“忍饥啖荠读书”之处。

　　朱子去世后，其掌门弟子是闽县黄榦。安贫乐道是宋代理学家们所共同遵守的信条，到了黄榦，则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他毕生谨守父兄廉勤之训，即使从任汉阳知军、安庆知府等职归来，因家贫无屋可居之时，仍极为乐观地以“投老无家依宝刹，为贫窃粟奉琳宫”，即借破庙以栖身和讲学的惊人之举坚持办学，教授生徒。其弟子记勉斋风范，称其：“家徒四壁，日持蔬食以对宾客。端坐讲论，至达旦不寐。书前辈诗句于壁曰‘愚夫饱欲死，志士固长饥，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识者见之，已凛然有廉顽立懦之风矣。”

　　先后师从黄榦、真德秀的刘克庄在任建阳知县时，曾在考亭书院首创朱子祠。他有诗句曰：“饥咬菜根美熊掌，穷烧柏子当龙涎。”

　　建阳熊禾，字去非，号勿轩，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举进士，曾被命为汀州司户参军。入元后，改号“退斋”，以明其从此退隐山林、誓不仕元的心志，相继在武夷山和建阳云谷山建书院，“四方来学者云集。粝食涧饮，日以孔孟之道相磨砻”。

　　清代，随着朱子学传播到台湾，朱子学派所倡导的“菜根精神”也随之入台。陈瑸于清康熙间以古田令调任台湾知县，清操绝俗，慈惠利民，闲暇即赴县学、书院引诸生考课，以立品敦伦为先，史称“旱则日食脱粟饭，去盖步祷，甘霖立至”。清末唐赞衮，清同治举人，曾历官台南知府，有《蔬圃诗》一首，其中有句云：“肉食盛充庖，岂似菜根美！”“俭勤聊习此，澹泊以承志。”

　　王凯泰，字幼绚，号补帆，江苏宝应县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同治七年（1868年）任福建巡抚。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福州创致用书院。清光绪元年（1875年），移驻台湾，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其《台湾杂咏》有诗云：“食单滋味菜根长，独有台阳问价昂。学稼不如先学圃，豆花棚下纳新凉。”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喜种植菜蔬且以菜根精神自励的官员。

　　同治十三年（1874年），王凯泰在其所刻《湖上弦歌集》自序云：“甲戌之秋，林颖叔同年院长过访署斋。余以脱粟饭饷客，摘后圃薯叶为羹。院长食而美之，因仿其法，遍饫致用堂同学，名曰‘中丞菜’，命题征诗，汇成一帙。”林颖叔即闽县林寿图，王凯泰聘其为福州致用书院山长。对王凯泰所做“脱粟饭”，林寿图赞赏不已，仿其法制羹请致用书院诸生食用，将王凯泰原名为“平东菜”易名为“中丞菜”，并以此命题征诗，得诗数十首。

　　随着书院制度的传播，福建书院的菜根精神还流传到了朝鲜，李朝的不少学者将此作为奉守终生的道德理念。著名朱子学者宋时烈在回复李季周的一封书信中说：“后书所询康侯击节之语，见于《小学·善行篇》之末，盖因汪信民‘咬菜根’之言而发，故前因先训之谕而及之矣。”宋时烈所知“咬菜根”，得之于朱熹的《小学·善行篇》。

　　柳台佐在《赵普阳墓碣铭》中说，赵普阳生前某次应试，“主司者以‘咬菜根百事可做’发策；公以‘无论咬菜食肉，立志坚定，用意勤苦，则天下无不可做之事’立论，又以朱夫子‘种得几畦杞菊，一脚出门，便不得此物吃’证之”。由此可知，朱子的“菜根说”还进入朝鲜的科举试卷。

　　宋近洙在《无可翁李公显揆行状》中介绍李显揆其人，“向里工夫必自俭约始，身不被华美之服，口不厌疏粝之食。每诵‘咬菜根百事做’之语，诏子侄曰当以西山啖荠、百源读书作为终身之符”。“西山啖荠”指的是蔡元定在建阳西山之巅“忍饥啖荠读书”，“百源读书”则指北宋理学家邵雍隐居河南苏门山百源之上读书的典故。

　　李显揆不仅自身奉行俭约，还以此要求子侄辈作为终生遵守的道德理念，可见“菜根精神”在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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