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华尔兹吻戏在全国人大开幕之际，笔者见到了刚刚从海南育种基地风尘仆仆返京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登海种业名誉董事长李登海研究员。

　　李登海说：“育出新品种太难了！苦点累点都可以克服，最难的是刚选育出的好品种很快就被别人轻而易举地窃取了！侵权事件防不胜防，屡禁不止。”在这次会议上，李登海已提议并会同3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联名建议。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发布近20年之久，当时所确定的品种权保护水平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和我国育种技术、种子产业发展的需求，严重影响了种子企业投资原始育种创新的积极性，制度本身需要内部革新。特别应当指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72个成员国及2个国际组织，均无一例外地通过法律形式对植物新品种实施保护。

　　李登海认为，目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主要存在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品种权保护水平低。品种权的保护仅限于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而对繁殖材料在存储、运输、加工等极可能构成侵权的诸环节均未作规定；品种保护的客体仅限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对其收获材料未作规定，对于常规品种和无性繁殖品种，权益人根本无法正常维权。

　　二是对新培育的品种不区分原始品种与实质性派生品种，对实质性派生品种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严重损伤了育种者的原始创新动力。

　　三是品种权受理审批程序复杂，授权缓慢。审理时间一般都超过三年，尤其是申请文件准备、繁殖材料递交、费用缴纳和监控等方面亟需简化。

　　四是品种权维权举证难。由于缺乏维权与执法途径，对于侵权套牌行为多数按照假种子进行行政处罚，缺乏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五是对农民和“自繁自用”没有明确规定。不少企业委托农民代繁代制侵权品种繁殖材料，导致品种权人难以追究侵权责任。

　　对于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李登海表示，第一应当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以其遏制育种剽窃和低水平模仿、修饰育种的乱象，保护原创育种者的利益，鼓励真正的原始创新。二要适度扩大育种者权利举证范围，延长育种者权利保护链条。包括生产、繁殖、销售、种子处理、进出口、储运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保护，使权利人能够多渠道、多环节地监督、发现、围堵侵权行为，搜集侵权证据。三要对“农民”、“自繁自用”等特权明确加以规定，防止某些种子企业假借“农民”的身份，打着“自繁自用”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权。四要适当扩大保护期限。对品种权原保护期应延长5年，即规定树木或藤本植物为25年，其他植物为20年。五要简化受理、审查、测试流程。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填写的内容根据实际需要应适当合并优化。合并且提前缴纳申请费、审查费，简化费用监控。同时应将申请人提交繁殖材料的时间提前，尽快安排DUS测试。

　　近年来，国家对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历史性提升。在全国两会结束前，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天辰云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书平。

　　王书平：目前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员已达到74个。包括中国在内18个国家受1978年文本的约束；55个国家和组织受1991年文本的约束。

　　特别指出的是，UPOV成员中，除中国外，均无一例外地通过法律形式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予以规定。而且，除日本、肯尼亚等国家采用植物新品种保护与种子管理法为一体的混合立法形式，其他国家均采用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植物新品种加以保护。

　　王书平：与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比较，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十分落后。《种子法》和现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不少规定还不能适应我国现代种业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需要。主要表现在：

　　品种权保护水平太低。品种权保护仅限于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而对为繁殖材料进行存储、运输、加工、许诺销售等极可能构成侵权的环节未作规定；品种权保护的客体仅限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对其收获材料未做规定，对于常规品种和无性繁殖品种，权益人根本无法正常维护权利。

　　鼓励品种原始创新不足。对新培育的品种不区分原始品种和实质性派生品种，对实质性派生品种没有任何的限制性规定。

　　品种权维权存在举证难等问题。由于缺乏维权和执法途径，对于侵权套牌行为，多数依据假种子进行处罚。

　　农民特权亟需明确。不少侵权企业委托农民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践表明很多情况属于代繁代制侵权品种繁殖材料，由于现行制度没有对“农民”和“自繁自用”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品种权人难以追究侵权责任。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这将有利于遏制育种剽窃、低水平模仿与修饰育种现象，保护原创育种者的利益，鼓励真正的原始创新。

　　适度扩大育种者权利举证范围。举证范围从繁殖材料扩大到收获物，育种者权利保护链条要有所延长。对授权品种各个环节都进行保护，这样权利人才能多渠道、多环节地监督、发现、围堵侵权行为，收集侵权证据。

　　适当扩大保护期限。对品种权保护期延长5年，即规定树木或者藤本植物为25年，其他植物为20年。

　　简化受理审查测试流程。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填写内容根据需要适当合并优化。增加加快品种权审查程序，对于创新性突破性优良品种、申请人提交的测试报告与官方测试报告高度吻合的，可以适当加快审查速度。

　　近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伍跃时。

　　记者：农业供给侧改革“保障有效供给”目标的实现，主要还依赖于创新。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永远离不开种业，任何一种农作物的种植都必须以种子为基础。种业企业如何当好“排头兵”?

　　伍跃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的“优”、“绿”、“新”三大调整要求，本质都指向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粮食领域维持多年的“三量齐增”现象说明，种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但是，产能过剩的本质是劣质产能过多，优质产能实则匮乏，因此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要实现优质产能的供给，核心途径是创新。

　　以隆平高科为例，公司率先从“单一高产”转向“安全优质高效”育种，并调整产品结构，主动淘汰一批旧品种。经过创新，最近几年诞生了“隆两优”、“晶两优”两大新品种系列，且普遍表现出高抗、高产、广适，耐极端天气等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同时，达到二级米质，口感和营养得到全面提升。

　　记者：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是突出问题之一，要保护农民利益，就要先解决谁来种地、如何融资、怎么保险等基本问题。这三方面目前存在哪些问题？相互之间有怎样的联系？隆平高科目前有哪些尝试？

　　伍跃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手段，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是目标，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就是农民增收、致富。

　　首先，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一是政府投入职业农民培育的资金比例要调整到10%～15%；二是构建三元一体（政府、院校、企业）的培育体系；三是将农业企业的客户培训纳入政府培训经费资助范畴，培训时间与农业生产季节灵活适应。今年1月，隆平高科在持续多年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隆平大学，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截至到今年3月份，我们已经有34家基地获准入选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地库，是目前全国最多的农业企业。

　　其次，有了人还得有资金，要让村镇银行成为现代农业的“源头活水”。具体来说，今后的种植大户要创业、要发展，就一定要有资金来源。由于目前的政策规定，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导致最接近农业一线的农业企业参股村镇银行遭遇天花板。因此我们希望，放宽限制，甚至让部分优势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大股东，最大限度发挥农业企业产业优势、贴近农村、熟知农民和农业风险的作用。

　　第三，有人有钱还要有保障，现代农业需要农业保险保驾护航，避免农户因灾返贫。目前，农业保险覆盖的成本只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机耕、地膜等直接物化成本，赔付标准为360元/亩左右，而没有包含土地流转成本（种植业优势核心区超过600元/亩/年），一旦发生大的灾害种植大户很可能破产。因此，建议针对新型种植经营主体开设“基本险+土地成本附加险”的保险产品，减少新型种植经营主体因灾害不能恢复再生产的能力。同时，建议将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全部纳入种业生产保险范围，国家、省级承担70%～80%，县级承担10%～20%，农户承担10%。去年4月，隆平高科也与中国人保财险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农作物制种生产保险、种企无忧全流程组合保险、融资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记者：根据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是关键目标之一。种业如何保障有效供给？

　　伍跃时：目前，政府农业服务资源的供应与农业主体需求存在脱节，供给与需求没能形成良性的正向循环，不能很好的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旺盛的精准综合农业服务需求，同时缺乏精准综合农业服务方案的示范和推广。因此，我们建议，以种业龙头企业为核心，打造精准综合农业服务生态圈。农业产业链的源头发端于种业，种子作为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科技和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种业企业最容易结合土壤、气候、肥料、植保、农机甚至粮食加工、贸易、农业金融等结合品种特性提供精准的产业链条综合服务方案。这方面，隆平高科在去年专门成立农业服务公司，在精准种植、耕地修复与开发、品质粮交易等方面做积极探索。

　　2017年是落实中央提出的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值此关键一年农业科研育种单位如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之际，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唐洪军研究员表示，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这就为全国农业科研育种单位指明了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当起到引领和支撑作用。

　　农业科研单位要“接地气”，就是要使科研育种紧密地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的需求对接。从选题、立项到研发推广，精准地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跟进科研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根据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需求和现代农业发展由量向质的转变趋势，调整农业科研的方向和重点，拓展农业科研领域，加强中低产田改良、经济作物、草食畜牧业、智慧农业、农林产品精深加工及特色优势产业等科技研发。

　　近年来，重庆农科院大幅度地调整了良种选育方向，从以数量为主转向“数、质、效”并重，从以粮食品种为主转向“粮、经、饲”并行，由大路品种转向专用品种，由单一品种调扩为对接市场的多品种，由单季菜拓展为四季菜，使育种向适宜机械化、轻简化发展。并多次带领农民到市场上调查哪些品种适销对路效益高，引导农民了解市场需求、确定调整品种结构的正确方向，形成了不同海拔地区选择不同品种的梯度种植结构。

　　据介绍，重庆农科院还帮助山区县建设了高山蔬菜实验室、工厂化无土水培育苗场、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科研基地及示范基地，优化了产业产品结构。此外，为了调动科研育种人员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性，重庆农科院也在科研机制上进行改革，实施科研成果与研发小组利益结合、育种成效与育种人员收益挂钩、品种产出与科研奖励挂钩等激励举措。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总农艺师赵治海带上会的宝贝格外多，小米精髓液、可以代替植物油用来炒菜的小米黄酒、小米粕制作的纤维素饼干他说，无论是饲用价值还是健康食用价值，谷子都是有极大发展前景的大产业，“发展上要加把劲，不要被国外相关产业占了先机。”

　　拿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赵治海在发展优质绿色农产品和调减玉米1000万亩的内容上画了重重的线。赵治海建议，在农牧交错带大力推广谷子的种植，一方面，谷草是非常优质的饲草，另一方面，一旦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小米可以马上作为主食供应国人，从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储备上讲，意义十分重大。

　　谈起谷子的育种发展方向，赵治海认为应该是“让谷子的长处更长”，“小米的缺点是，相比大米、白面的适口性要差一些，而适口性差恰恰是因为它的优点含纤维素高、富含矿物质和色氨酸。”

　　赵治海告诉记者，一个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取20g纤维素，但是从蔬菜中一般只能获得一半的量，“两块小米粕制作的饼干就有8g纤维素，当早餐吃上两块，就把摄取不到的补充上来了。”另外小米富含的硒元素和色氨酸，可以起到降心火，舒缓心情的作用。把谷子的这些优势通过育种，进行放大，让谷子在人们的食谱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是谷子育种的下一步方向。”

　　同时，为了发展谷子产业，赵治海建议继续在育种方向上发展抗旱、高产的品种，“我们在敦煌试种了一个品种叫做敦煌2号，这个品种整个生长期只需要浇一次水，在降水量低，蒸发量极高的敦煌，它可是实现亩产400斤的产量，对国家的节水战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柑橘产业作为千亿元级别的大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然而，素有“柑橘癌症”之称的柑橘黄龙病一直以来对我国的整个柑橘产业造成了巨大威胁。柑橘黄龙病发生的历史长、分布广、危害大，已经不言而喻，一旦染病就必须清除的特点，也是柑橘黄龙病被称为“癌症”的最主要原因。据监测，黄龙病已在我国10个省区的260个县（市）不同程度发生，其发生和危害不仅影响柑橘产量、品质和出口贸易，而且威胁我国柑橘产业安全。

　　“2015年至2016年，江西省挖除病树超过3000万株，近十年广西累计挖除病树也超过5000万株，广东柑橘产业损失更大。”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农业科学院院长白先进谈到柑橘黄龙病的危害时深感惋惜。

　　“柑橘黄龙病是可防可控的。近十年间，无病毒种苗、严防木虱、坚决挖除病树三大措施让广西柑橘产业稳步发展，一跃成为我国最大柑橘生产省（区）。”白先进告诉记者，“尽管防控不断推进，产业稳步发展，但三大防控策略也不断受到挑战，柑橘黄龙病蔓延阴影还是时刻相伴。”

　　不规范露天繁育的种苗携带黄龙病病源的风险极大。雪上加霜的是，某些所谓的“大专家”到产地宣传可以根治黄龙病，严重干扰了防控措施落实，造成病害蔓延加重。“广西第一大脐橙生产县富川的50万亩柑橘，就因为近年农民不愿挖除病树，在2016年黄龙病发病率达到8%，部分幼龄果园达60%多，其中近年发展起来幼年南丰蜜橘发病率最高，并向老的脐橙园传播。”白先进告诉记者。

　　多年来，白先进一直在呼吁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柑橘黄龙病防控知识宣传和普及。然而，仅靠农业工作者的呼吁和宣传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制定相关配套办法和法律法规才能从制度上让柑橘黄龙病远离果园。“一定要尽快起草柑橘黄龙病防控标准，并尽快颁布实施！”白先进坚定地说，“除了标准，柑橘种苗管理办法（条例）也要尽快起草尽快颁布实施，只有一边加大无病苗繁育基地的扶持力度，一边规范无病苗培育、销售、运输等各个环节，才能更好地防控柑橘黄龙病。”

　　“我们定西市自古就有千年药乡的称呼，中药材种植面积多年来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占全国的7%。”提起药材，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禾驮乡石门村党支部书记石寿芳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最近几年，我们成功选育出当归、黄芪、党参三大道地主栽中药材新品种系11个，筛选和成功驯化出防风、羌活、独活、丹参等30多个适宜不同生态区种植品种，2015年全市建成规模化种子种苗繁育基地8.65万亩，可满足24万亩中药材面积的用种需求。”

　　但是他也有很多担忧，在这次两会上，也把当地农民的诉求带了过来：“我们计划将定西市中药材种植实现良种全覆盖，至少需要建立规模化种子种苗繁育基地30万亩以上，但是由于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投入成本较大，地方财政困难无力进行补贴。”

　　“所以我们建议将定西市列入国家中药材种子种苗保障供应基地，并将中药材种子种苗生产纳入国家农作物良种补贴范围，由中央财政给予专项资金补贴，每年根据实际种子种苗繁育面积进行补贴，逐步将定西市打造成为全国中药材优质种子种苗基地之一。”

　　不过近年来农民种植成本逐年提高，投入越来越高，每亩投入成本在3000到5000元之间。“而且，这些年来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又大，忽高忽低，药贱伤农频繁发生。”石寿芳举了一个例子：“比如2014年，当归统货平均价格在25～30元/公斤，比上一年一下子下跌了45%左右，党参跌得更多，那年下跌80%元左右。

　　对此他建议，为了加快国家级药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高中药材质量，减轻农民投入负担，进一步激发农民标准化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确保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希望将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纳入政府财政补贴范围，给中药材主产区岷县药农每年每亩3000元左右的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补贴，并推广保值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