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盟我在对五起收集的典型案例进行逐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一杀多”案件犯罪人共同的犯罪心理成因和具体的犯罪人类型。

　　犯罪行为人王某的成长经历了原生家庭、重组家庭和寄养家庭，这种经历造就了其不良的人格特质。

　　12岁时，继父入赘本家；16岁时，被寄养在姨妈家，姨妈性格强势、脾气暴躁。

　　王某原生家庭贫困，在村里处于弱势地位，父母在村里经常受人欺辱，其忍让、退缩、回避的处事方式无形中影响了王某。

　　父母忙于生计，情感抚养匮乏，安全感缺失，加之寄养在强势的姨妈家的生活经历，诸多因素使王某养成内向、懦弱、自卑的人格特质，形成了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行为模式。

　　王某本就怀疑前妻王某娥与村民吴某来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吴某来又伙同王某妻子强行侵占其打工的２万块钱，还图谋变卖王某房产，后被王某识破。

　　王某在妻子奸情泄露后又得知孩子非自己亲生，家里的财产被席卷一空，老婆不知踪影，村民风言风语，这些都使其内心受到极大打击。

　　王某同吴某来协商达成协议，但对方拒不履约，还进行言语威逼，“我是坐牢出来的，你愿意找谁去找谁”（源自吴某来调研笔录）。

　　王某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遭受欺凌，认知非常狭隘，不良人格、不良经历、外部刺激叠加，再加上酒精的刺激作用；

　　使得其持刀窜至吴家将吴某来妻子、儿子、儿媳三人杀害，并将吴某孙子（4岁）左手腕砍断。

　　刘某堂性格暴烈，自幼就有暴力倾向，经常同他人发生冲突、打架斗狠，打过弟弟、舅舅、邻居、工友等。

　　春节妻子未回家过年让他感觉十分丢脸，刘不止一次要其妻子的朋友向妻子转达最后通牒———“不回家就去她娘家找事”“烧了她全家”，案发当天正是最后期限。

　　于是案发当天刘某堂酒后携带汽油到其岳父郭某元家中，以放火的方式造成其岳父、岳母及三名调解人当场死亡，其本人也在案发现场严重烧伤不治死亡。

　　家庭在村里处于弱势地位，李某抗父母应对的方式多是反抗、斗狠，付诸武力，这种处事方式对李某抗影响很大，“我爸给我起名‘永抗’即是永远抗争的意思”（源自李某抗调研笔录）。

　　李某抗先后经历了两次婚姻，并且幼子车祸死亡，两次婚姻、儿子的医药费用极大加重了李某抗的经济负担，其内心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变得非常敏感，易激惹。

　　因宅基地和责任田边界纠纷，与邻居李某朋结仇，李某朋对缓刑期内的李某抗挑衅辱骂进一步加剧了两家矛盾。

　　与其哥一家的矛盾，则起因于对父母的赡养问题，哥哥多次殴打父亲，使得李某抗一怒之下将哥哥打成重伤，被判刑6个月，缓刑一年，赔付哥哥3万余元。

　　李某抗发现应由自己种植的土地被哥哥种植之后，拔苗毁地，嫂子报警，经派出所调解，李某抗赔付哥嫂1600元，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李某抗将哥哥伤父一事编成视频，在抖音平台上发布，后因涉及公民个人信息，被强制查封账号，案发当天，李某抗路遇嫂子，嫂子以言语刺激，“抖音号被封了吧！

　　随后将徐某玲的尸体放到电动三轮车上拉回村里示众，途经邻居李某朋家门口，因其与李某朋存在积怨，又将李某朋及妻子砍死后逃跑。

　　李某海父亲脾气大，强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照死打我们”（源自李某海调研笔录）。

　　“脾气暴躁，说一不二，没人敢惹他”（源自邻居访问笔录），强势、霸道、虚荣、爱面子。

　　李某海曾在打老婆后为表示忏悔之心，用菜刀将自己左手小拇指剁掉，这表现出其倔强、狠毒、不变通的性格特点。

　　在李某海妻子得知丈夫出轨王某娥后，当事三人达成口头约定：只要今后二人不再来往，就既往不咎。

　　王某娥向丈夫哭诉被李某海强奸，丈夫非常气愤，质问李某海，王某娥这一“违约”行为激怒了李某海；

　　使其自感颜面扫地，报复心理加剧，夜不能寐，半夜起身，喝完一斤白酒之后，持刀翻墙入院，将王某娥及其两个未成年儿女刺伤，三人均伤重不治而亡。

　　张某锋小学二年级即辍学在家，父母的过分宠溺，养成其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缺陷人格，心理抗挫折能力差，认知偏激狭隘。

　　张某锋长期从事货车司机工作，很辛苦，也曾被抢劫和挨打，这种职业经历加重了其内心的苦闷感，进一步强化了其孤僻、易怒、自卑的人格特质。

　　张某锋曾因交通肇事逃逸，被判刑５年６个月，这一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坐牢前收入稳定；

　　在家中有一定地位，出狱后收入下降，夫妻感情逐渐破裂，张某锋倍感生活艰辛，内心非常痛苦。

　　在张某锋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妻子多次提出离婚要求，对张某锋的内心打击很大，使其一直处于焦虑、敏感的状态。

　　案发前几天，弟媳见张没有出车，讥讽道“你开车撞死在哪个地方正好，也省的俺姐同你离婚了；

　　还能给小孩包赔个几十万块钱”，“弟媳说这句话太伤人心了，当天我自己哭到半夜”（源自张某锋调研笔录）。

　　案发当天下午，张在家附近见妻子后请求其回家，妻子置之不理，带着女儿离开。

　　张某锋怀疑妻弟张某伟一家在其离婚纠纷中作梗，案发当日其饮酒后持刀窜至妻弟张某伟家，将张某伟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子女杀害后逃跑。

　　个性内倾者，在应对挫折或不良境遇时具有较长的内部心理加工过程，常表现为压抑→爆发的行为模式，心理上有一个“延迟裂变”的过程，最终的爆发都有一个明显的“导火索”。

　　上面五起案件中涉及的犯罪行为人，王某、张某锋属于第一种情况，刘某堂、李某抗、李某海属于第二种情况。

　　不良经历会加剧犯罪行为人人格中消极因素的聚集、发酵，强化、固化畸形行为模式。

　　上述五个犯罪人的不良经历对其人格中的消极因素的形成均起到了强化和固化的作用。

　　案件往往是在人、时、空条件均已具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案发前情景刺激因素往往充当了最后的推手。

　　情境刺激因素就像引爆炸药的导火索，使得犯罪人因人格因素和不良经历因素积累的负面能量最终以犯罪的方式爆炸。

　　当创伤导致个人不再关注现在与未来，也不再考虑合理与合法，而是寻找一切机会，动用全部心理能量；

　　不计代价地以犯罪行为方式挽回失败时，这种导致犯罪发生的心结即是危险心结。

　　王某妻子出轨、被人设计、人财两空和对方违背协议等不良刺激是其实施犯罪的主要诱因。

　　李某海的被害人“违约”和被害人丈夫兴师问罪的不良刺激最终促使其实施了报复杀人行为。

　　反社会人格是先天禀赋为主的危险人格，这种人自幼顽劣，最突出的特征是情感异常。

　　反社会人格在整个犯罪人群中的比例很小，刘某堂身上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影子。

　　犯罪人格是因后天社会化缺陷而导致的早年生存性违法或者长期与监所为伍而被“犯罪化”。

　　缺陷人格则是过度宠溺造成的人格方面的严重缺陷，缺陷人格与不良经历和情境刺激相结合就有可能发生“一杀多”类犯罪。

　　李某抗大体上属于此类犯罪人，母亲的宠溺抚养和从父母那里习得的应对方式使得他观念和性格方面有重大缺陷。

　　各职能部门立足部门职责、职能，建立有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案，信息在上下级部门之间能够做到及时传达、报备、存档。

　　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命案防控和矛盾排查、化解工作中，都十分重视与党建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比如，在城区建立以街道办为基本单位，在农村建立以村委会为基本单位的网格化命案防控管理模式，在很多地方被采用。

　　各地公安机关也充分发挥了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带动命案防控工作向最基层延伸。

　　但就目前调研的情况看，处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最前沿的乡镇派出所、司法所、民政所、综治办、妇联、村两委等工作机构人力不足；

　　常常一人兼数职，且经费保障不足，客观上限制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有力开展。

　　例如，在调研中发现，河南省社旗县乡镇司法所有16个是1人所，而且大部分都是乡政府人员兼职。

　　矛盾排查、化解本是各职能部门共同的工作内容和目标，民政、妇联、司法、派出所等职能部门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都有一套相对好的工作方法，本部门内部上下指令有力、沟通及时；

　　横向联系缺失，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也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外省的刑满人员释放后，只有发案地派出所知情，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民政等部门不知道，不能及时掌握信息，更谈不上及时跟进，不掌握人员释放后的行踪；

　　妇联对掌握的家暴信息，仅作个体心理干预，或提出司法援助的建议，而没有及时进一步处理，缺乏跟公安、司法、民政的沟通，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甚至酿成悲剧。

　　个别职能部门在发现、预防、调处矛盾时，对于本辖区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解决也不主动上报。

　　“我安排过了、我有台账”，个别职能部门责任没有落到实处，工作浮在表面，遇到矛盾需要协调其他部门或涉及其他部门职责时；

　　无大局意识，“各扫门前雪”，“部门主义”思想严重，需要进一步跟进的工作没有及时跟进，更没有辅之以切实有效的协同措施进行化解。

　　例如，开封市杞县案发的余岗自然村，全村50多户人家，有40多户家有青壮年外出务工。

　　男性长期在外务工，夫妻常年两地分居，严重影响了婚姻稳定，离婚率上升（河南省社旗县2018年结婚3881对，离婚1480对。

　　2019年1月至9月份结婚2860对，离婚1185对），甚至还出现工地上“临时夫妻”和农村妇女频频出轨现象，严重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稳定。

　　调研中发现，农村男青年结婚花费惊人，“丈母娘经济”突出，出现男性对婚姻“结不起、离不起”现象。

　　例如，河南省安阳县当地一个普通家庭男性结婚花费了八十六万，其中买房四十多万，定亲彩礼二十多万，三金、家具、家电等十几万，买车十几万。

　　这种支出对于多数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导致多数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男性青年无能力结婚，家庭条件一般的男性青年结婚后不敢离婚。

　　农村适婚男女比例失调，农村女性在婚姻中地位上升，出现“不怕离、不愁嫁”的现象；

　　女性一旦离婚，就有数个“媒婆”登门说亲，结一次婚，就增加一次收入，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婚恋观扭曲，滋生大量社会问题。

　　多数男性外出打工造成其在家庭劳作中的缺位，女性独自撑起沉重的家庭劳作的重担；

　　生活压力大，同时由于夫妻双方长期分开，婚姻质量得不到保障，在外界因素的诱惑下，往往会出现一些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

　　道德滑坡现象突出，男性不专一，女性不守妇道，出轨、外遇、脚踩多条船现象时有发生。

　　例如，前述案件中，被害人王某娥因丈夫长期外出务工，与李某海产生不正当关系，关系破裂后，导致案件发生。

　　安阳县王某案，犯罪人妻子更是同被害人丈夫产生婚外情，并生育一子，最终因风言风语，犯罪人女儿被侮辱，导致案件最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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