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四帝国5200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这些特点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民族文化，最直观的体现之一便是散落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具特色的城镇、村庄以及院落。

　　即使历史的车轮已经走到了21个世纪、中国已在加快追逐现代化的步伐，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在这些祖先们留下的美丽乡村里。他们在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在传承着祖先的历史文化，并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

　　中国人这样描述江南水乡之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乌镇就在其中。作为江南四大名镇之一，乌镇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丰饶富庶，名人辈出。

　　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嘉宾参会，其中包括8位外国领导人，近50位外国部长级官员，20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600多位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互联网名人和专家学者。

　　1990年，乌镇才有了第一条对外公路，正式与外界联通。长久的闭塞，让这里保留了最原始的江南水乡特色：小桥流水、桨声舟影、白墙黛瓦。而如今，最传统的东方之美与最前沿的互联网科技，在这个小镇上水乳交融。

　　据称专家组在全国寻找世界互联网大会会址时，曾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互联网经济比较发达;二是最好能找一个小镇，像达沃斯那样的小镇，然后赋予它互联网的魅力;三是能代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后来，专家们在很多地点中反复比较后一致认为，乌镇是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最佳选择地，可以作为永久会址。

　　而对小镇上的人们而言，互联网大会虽是盛事，但也只是平静生活里的寻常几天，因为互联网早已经融了日常生活。

　　早在2003年乌镇西栅开发之初，当地政府就在地下铺设了宽带网线。如今，在乌镇景区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连上wifi，这为小镇生活的无限拓展创造了可能。

　　30岁的王晓川是一家小超市的老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的超市加入了外卖网站，附近有居民想买东西，又懒得下楼时，就会通过网络下单。他只需要把东西准备好，就会有专门的送货员过来取货，送到购物者家门口。

　　除了生意，清晨起来，他通过手机上网看新闻，午餐选择外卖点餐;在网上选购衣物、家居用品、蔬菜水果;通过网络与运动爱好者们共享运动信息;在睡觉时，智能穿戴设备监测他的心跳和睡眠质量，分析他的健康状况，为他提出简单建议。

　　“一切改变都在节省着人们的时间，也为人们提供着丰富多彩的讯息。我的生活已经无法离开互联网了。”王晓川说。

　　80后“小呆”是一家家庭旅馆的老板，他告诉记者，七成客人来自淘宝、艺龙、去哪儿等网络平台。民宿“默默的家”则通过微博宣传和网络营销，让许多人为了它的招牌菜“辣子鱼”和“馋嘴虾”慕名而来。手机支付也成了当地商家的常见方支付方式。

　　在乌镇街头，只要扫码就可以租到公共自行车。旅客们可以在网络上预订乌镇的各种门票，在智慧信息亭里，还能够获得导航地图、宣传视频、天气预报、网络电话、无线充电、自拍相机等各种服务功能。

　　1984年，画家陈逸飞以周庄古镇的双桥为主题，创作油画作品——《故乡的回忆》，在国内外获得巨大反响，让江南水乡之美走向国际。而距离周庄仅有1个小时的乌镇，不但“百步一桥”，而且保留了最纯正的江南水乡风貌。

　　1999年5月，乌镇才开启旅游开发。“以旧修旧、以旧修故”是乌镇在开发之初就定下的保护宗旨。充满现代感的水泥板、玻璃窗被移除，2003年开发的西栅，有80%是旧物件。这一举动，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许多不解和争议，但本真的江南韵味因此得以保留。

　　这一模式，第二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评专家阿兰·马兰诺斯誉为古镇保护的“乌镇模式”。

　　2001年，乌镇被录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同年，乌镇成为上海APEC会议高官的参观地。

　　2008年，中法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乌镇西栅召开。2012年，乌镇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出席比利时布鲁日“21世纪世界文化遗产名城”论坛。2013年，中欧城市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乌镇是全国唯一一个参展的乡镇。

　　为了感受这份古老的江南水乡韵味，人们来到乌镇，坐在岸边的咖啡馆度过闲暇时光，身旁的河道里，当地的船夫们撑着一艘乌篷船缓缓驶过。

　　而在岸上，创客力量正在兴起。李在中是一家创客空间负责人，2015年9月他把业务从北京的中关村拓展到乌镇，成立了乌镇第一家创客空间，为创客提供的交流平台和工作空间。

　　李在中说，他最看重的就是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可以接触到国内外互联网领域的大佬，有更多合作的机会，再就是优美的环境和长三角极佳的地理位置。

　　位于乌镇子夜路的CIFC乌镇中心(普众创客空间)， 开业几个月就有近20家互联网企业的入驻，定期召开的创意沙龙、项目路演、创业交流，让入驻的企业家都感受到与北京、上海、杭州一样的氛围。

　　2015年12月10日，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前，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开出了第一张电子处方。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与医生远程对话，定期复诊，按时服药。

　　乌镇长期居住人口平均年龄高，智慧养老平台则让乌镇的老年人体验到了全新的养老生活。老人们戴上腕表似的感应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按动上面的警报器，将信号传递给服务中心。

　　乌镇已有1300多年，但它的梦想还不止于此。国际戏剧节已经在乌镇举办了3届，这是中国最高规格的戏剧盛宴。

　　2014年，戏剧节主席罗伯特·布鲁斯汀从乌镇回国后，在《纽约书评》发文称：乌镇的视野，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戏剧事件，像阿维尼翁或爱丁堡。照首届交出的成绩，几乎可以达成这一目标。

　　2015年的戏剧节上，世界八大国家级名团齐聚乌镇，多部国际剧目首度访华，囊括了来自法国、德国、巴西、瑞士、意大利、荷兰、波兰、立陶宛、俄罗斯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0台顶尖剧目共73场演出。

　　戏剧表演者、戏剧爱好者和戏剧明星们出现在乌镇的石板路上、桥上、船上和剧场里，一起度过10天的狂欢时光，也让古镇在古老中焕发年轻的魅力。

　　这个戏剧节没有资金困扰和行政干预，被认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艺术的纯粹性和自由度。包容、年轻、艺术性，是这个戏剧节的标签。

　　“乌镇戏剧节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自己冷静的头脑，一方面坚持戏剧的本质，另一方面坚持独特的方式和理念，比如说艺术家办节，比如说更开放更包容的平台。我觉得办戏剧节最主要的是，青年戏剧爱好者和表演者对你关注，这样戏剧节才有明天。”乌镇景区总裁、乌镇旅游开发的掌舵者陈向宏说。

　　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家木心从美国纽约回到故乡乌镇，文化的落败令他失望而归。2006年，79岁的他再次回到故乡乌镇，这次他选择定居下来，并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五年时光。

　　“今日之乌镇非昔日之乌镇矣，一代新人给予我创作艺术足够的空间，所以我回来了。”木心当初这样解释他留在故乡的原因。

　　每天一早，年过六旬的阿耕便操着一口客家普通话开始了他一天的导游解说。2008年土楼“申遗”成功后，阿耕便成了这里的大忙人，每天要讲好多场。

　　在这里，阿耕接待过、习等十多位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专家，有“牛”导游之称。

　　阿耕所在的永定县是土楼的聚集地。从空中看，这些状似甜甜圈和飞碟的庞然大物是12世纪以来福建客家人给自己建造的房子。这是一种夯土住宅，里面有一排排的木结构房间，当中是一个公共庭院。

　　永定县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西南部，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48万，多为客家人(因古代战乱而南迁的汉族族群)。在当地，每个族群都会修建自己的土楼。阿耕家的祖屋振成楼就是土楼杰出代表之一，在当地被誉为“土楼王子”，该楼占地5000平方米、拥有200多个房间。

　　阿耕原名林日耕， 1912年，阿耕的祖父历时5年建成了振成楼。1985年，振成楼与北京天坛的建筑模型一起送往美国洛杉矶参加国际建筑模型展览，引起轰动。在永定县，现存土楼多达23000多座。

　　阿耕的导游生涯最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年代，只有零零星星的游客背着背包风尘仆仆来看土楼。当时楼里只住了4户人家，阿耕牢记“来者就是客”的遗训，热情张罗着带他们游土楼，有时还主动“留饭”。来客中有不少专家学者，他们指点土楼，妙语连珠，只念过小学的阿耕仔细听，用心记，渐渐地，竟成了土楼第一个导游。

　　振成楼严格按照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八卦的布局建造，阿耕家拥有乾、兑两卦，占整个振成楼的四分之一。作为一楼之主，他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暮色中，三三两两的孩子来到这里，喊一声“阿公，我要买八宝粥。”他则从座位上站起来，笑容可掬地转身取货找钱。

　　福建的土楼是至今仍在使用的中国民居建筑。这些民居不仅能看到当地人的传统手艺，还能看到糊在墙上的1931年的《纽约时报》(据说，这种报纸目前只有纽约国家图书馆才能找到)，甚至还能看到描摹得十分精确的罗马表，显示着客家人的“留洋”经历。

　　生活在土楼里，捧着一只饭碗，可以绕楼一圈吃“百家菜”。客家人有这样的习俗：小孩出生后，胎盘要埋在楼中，表示根在这里，年纪大了终要回来。过年时，有人会挨家挨户征收购买对联的资费，每家出三五元，联合把整个土楼打扮得漂漂亮亮。假如哪天狂风大作，谁家在外面晒了谷子，全楼人都会出动帮忙。

　　随着“申遗”的成功，土楼旅游渐成气候，阿耕一家的生意越做越好。如今，他每天要接待几千名游客，最高峰时竟能达到3万多人。

　　“土楼申遗前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如今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回来，做生意、开饭店、或者从事导游。一句话，土楼让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都发生了大变化。”阿耕说。

　　傍晚时分，阿耕送走一桌日本客人，又在一桌铺陈的客家美食前和四方客人谈天说地。

　　“我喜欢这样，有人气。”阿耕说，“现在的人，有了钱，没了幸福，而我们土楼却是一个安静和谐的小社会。”

　　土楼提供的消费品十分有限，无非茶叶、土楼模型等当地土产，不售卖现代化的东西。为了景观的和谐，这里的电线全部铺在地下，水泥路上铺满了怀旧的石子。

　　说起家乡的变化，阿耕如数家珍。客家民居土楼不仅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今还被评选为国家级5A景区，游客从开始的上千人到2014年达到400多万人次。当年，通向土楼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如今政府投入5亿元，建成了4条环土楼景区旅游公路，把土楼景区连成了一片。

　　阿耕所在的村子，土楼旅游带动了外出人口的回归潮，600多位外出打工者或远嫁他乡的人，纷纷回到老家创业，开饭店、办旅馆、卖土特产。村里常住人口由以前的2350人增加至去年底的近3000人，甚至出现了外嫁女儿带女婿回娘家就业的现象。

　　阿耕有5个子女，大儿子林尚康做了10年的教师，儿媳妇在旅游公司做导游，几年前双双辞职回家做旅游生意，出嫁的女儿也带着女婿回到了土楼。家庭年收入从申遗前的4万多元增长为20多万元。

　　阿耕常常对乡亲们说：“土楼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聚宝盆，随着旅游成为支柱产业，这个聚宝盆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就会不停地为我们和子孙后代招财进宝。”

　　除了日常的导游工作，阿耕还出版了《振成楼的探秘》、《阿耕与土楼》等研究专著。说起土楼，阿耕心怀感恩，他说：“这里是我们的根，现在一家人和和睦睦地住在自己的土楼里，我很知足。”

　　喀什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称疏勒。这座名城的灵魂在老城，而老城的精髓则是高台民居。

　　吐尔逊·祖农生活的“高台民居”，如今成了活着的生土建筑遗址，尽管改造后的喀什老城更具民族风情风貌，但是，来喀什旅游的人们还会去“高台民居”的小巷里，寻找久远的西域遗风。

　　当地人把高台民居称为“阔孜其亚贝希”，意思是“高土崖的头”，因为它建在一片生土的高崖上。

　　如今这片建筑在古老而又年轻的喀什就像一座孤岛依然挺立在高土崖上。人们之所以来喀什都想看看这片生存在土崖上的建筑群，是因为“高台民居”是喀什民俗风情遗存最完好的地方，一方面因其维吾尔民俗的多样性和完整性被誉为新疆维吾尔生活的“百科全书”;一方面因其浓郁的异域民俗氛围，成为旅游者体验原生态民俗的“生态博物馆”和“天然大舞台”。

　　今天的喀什老城经过了十年的修缮维护改造，改造后的喀什老城，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具魅力，老城在改造的过程中不但对原有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保护和维修，而且还进一步挖掘了和弘扬了老城的历史民俗文化。

　　也许是对历史的眷恋，如今的“高台民居”在喀什老城的改造中，仅仅是迁走了上百户的居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造，仍然保留着历史遗留的风貌。所以“高台民居”如今成为喀什最后的生土建筑群。

　　“高台民居”面积仅有喀什老城的十分之一，可它却几乎涵盖了喀什老城建筑所有的风情。高高低低的房屋，迷宫似的小巷，高高低低的过街楼，形状各异的堆积，在挤挤挨挨中，看不出街道的肌理，泥巴糊的房屋、古老作坊里的手艺人、围坐在一起一边闲聊一边绣着花帽的妇女，走在小巷仿佛时空穿梭回到了西域的中世纪。

　　没人能说清楚“高台民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的历史就像迷宫似的小巷扑朔迷离。在“高台民居”的脚下就是孕育喀什老城的母亲河——吐曼河，流淌了千年的吐曼河见证了古老喀什的历史变迁。

　　生活在“高台民居”的居民，过去大多都依托高崖上丰富的泥土从事烧砖、制作土陶等维持生计。如今，城市的扩展，不再容许在这里烧砖，原有从事土陶生计的十几户人家，现在也仅有几户依靠生土为生的土陶艺人，被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留了下来。

　　吐尔逊·祖农就是留下来的几个传承人之一。师范学校毕业的吐尔逊·祖农开始瞧不上父亲流传下来的这门手艺，一直想找一份能挣大钱的工作，但是他又眷恋着在这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环境。

　　站在他家的院子可以看到远处的喀什母亲河——吐曼河弯弯曲曲的身影，现代城市生活在河的那一边，喧嚣传不到这里。现代生活和传统的安逸，对吐尔逊·祖农既是期盼又是眷恋。

　　最终，吐尔逊·祖农最终还是选择了继承着父辈的生计和传承土陶的历史文化遗产。他在父母的小矮屋里生火烧窑，把旁边的一间屋子辟成了展览室。屋子窗户很小，光线很暗，但正好配合他烧制的黄黄绿绿像唐三彩一样的东西，随意画上花纹的碗，或者凝固着流动样棕绿色彩的陶罐，都成为游客最喜爱的产品之一。

　　喀什烧陶始于3000多年前，主要品种有碗、碟、盘、壶、罐等，其造型古朴素雅，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古老的土陶工艺就是采用高崖上的泥土做原料，制胚、晾晒、上釉、烧制，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图纸和模板，完全依靠匠人的手感和经验。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大部分土陶制品已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随着喀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在这座高崖上发现了这个带着历史气息的土陶，不少游客对这些看似朴拙简陋、却有着独特民族特征的陶制品情有独钟，于是即将消亡的喀什土陶又重新绽放出生命的气息。

　　在政府的支持下，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又被挖掘出来，作为古老喀什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传承。吐尔逊·祖农就是作为第六代土陶传承人，今天依旧坚守在这片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土崖上，并获得了国家政策的支持。

　　西藏民间敬鱼为神，人们极少食用鱼类。然而，在拉萨市曲水县却有一个专门以渔业生产为主的藏族村落——俊巴渔村。

　　一大早，当太阳照在俊巴村的时候，28岁的索朗次仁和26岁的普布次仁兄弟俩就已经开始忙碌了，他们准备要去70多公里外尼木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上打鱼。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摩托车，一辆是三轮的，主要是用来运生活用品和鱼，另一辆是两轮摩托。

　　尽管处在藏区，但俊巴村民打鱼、吃鱼由来已久。索朗次仁从老一辈那里听来的传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由于拉萨河内的鱼类猛增，鱼都长出了翅膀，河里的鱼常常飞到天上，遮天蔽日，严重威胁万物生存。天神命令一位叫巴莱增巴的猎人带领俊巴人一道去消灭这些长出翅膀的鱼，在激战九天九夜之后，终于大获全胜，当天他们吃鱼、喝酒庆祝胜利。从此俊巴人就有了吃鱼的习惯。

　　传说归传说，其实最可能的原因是俊巴村位于拉萨河最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在历史上交通闭塞，耕地稀少，打鱼不得不成为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索朗次仁兄弟俩到了江边，第一件事是准备生鱼酱和糌粑午餐。将剁碎的鱼肉加入新鲜的葱和白萝卜，再加入干辣椒粉、盐、味精和水一起搅拌，这样，一盆生鱼酱就做成了。

　　吃过这顿破费时间的午餐，索朗和普次兄弟俩就背着三四十公斤重的牛皮船到雅江边打鱼。索朗划船，普次沿着江面布网，第一网收获不小，有30多条鱼。撒了四五次网之后，打渔结束，索朗将牛皮船推上岸边晾晒，普次在岸边整理渔网、清理杂物。

　　过去，俊巴村人大部分以打鱼为生。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拉萨河里鱼量的减少，俊巴村已经从以打鱼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多种生产方式共存。

　　据俊巴村的扎西组长介绍，目前村子里共80户家庭，人口380人，人均耕地面积2亩，除了有部分村民仍然以打鱼为生外，其余村民有耕地的种地，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做手工艺品。

　　57岁的次仁正在自家的院子里做牛皮船工艺品。这种“迷你形”的“牛皮船”材料选用的是羊皮，船架也改成了竹片，一般一个人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做好一只，在市场上的零售价大约在50元左右。

　　次仁和弟弟一起在村里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平时有五六个工人，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个。除了他和弟弟之外，作坊里还有两位师傅教大家做手工。除了生产牛皮船工艺品之外，还生产普通钱包、骰垫(玩骰子时用的皮垫)、糌粑袋、挎包、提包等皮具。

　　而牛皮舞表演，则是俊巴渔村的又一大文化特色。扎桑老人今年78岁，他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位“阿热”(牛皮船舞中的领舞者)。跳牛皮船舞时，“阿热”手执“塔塔”(五彩旗杆)，唱着歌，跳着舞，另外几位(一般是4-6人)舞者背着重约三四十公斤的牛皮船，用同样的动作跟着“阿热”跳舞。大家动作整齐，船浆击打船舷的“咚咚”声不绝于耳，既轻盈又凝重。

　　西藏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俊巴渔民们每年都要向旧地方政府服长途水上货运的差役。牛皮船只能从上游漂到下游，不能逆流而上。到达目的地后，船夫们须将牛皮船晒干，扛在肩上再背回出发地。

　　长年累月在江上漂流，唱牛皮船歌、跳牛皮船舞逐渐成为船夫们一种独特的娱乐方式。船歌有两种：一种悠长而舒缓，如江水远逝，如白云悠悠，带着浓郁的抒情色彩，这种歌是船在壮阔的江面上飘忽行进时唱的;另一种是号子，那是船夫们与风浪拼搏时发自肺腑的呐喊，短促而热烈。有的仅仅是无字歌，高低起落，与波涛合拍，甚至融为一体。

　　完整的牛皮船舞共分为4段。第一段叫“述道白”，即由“阿热”说开场白;第二段叫“仲孜”(即牦牛舞)，船夫们首先在“杂昂!杂昂!杂昂!”的击船声中跳起牛皮船舞，同时，“阿热”边跳边唱《祝福歌》;第三段叫“挑哈达”，“阿热”唱《祝福歌》并从藏袍里取出哈达，边跳边放在地上，牛皮船舞者们边跳边向前弯腰，用背着的牛皮船的左右上角从地上挑起哈达;第四段是唱《祝福歌》。

　　2008年，俊巴渔村的牛皮船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小的牛皮船，是俊巴村人的打鱼工具，也是他们劳动之余跳舞的道具;如今，牛皮船和牛皮船舞又成为俊巴村旅游开发的热点。

　　就在距村子约8公里的路边，曲水县俊巴渔村旅游度假村已初具规模，主建筑的外观像一只牛皮船。游客在这里可以大快朵颐，品尝鲜美丰盛的特色全鱼宴，喝青稞酒、酥油茶，欣赏别具风情的牛皮船舞，乘坐牛皮船漂流。

　　羌族是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寨逐山势而建，高耸入云，因此羌族自称“云朵上的民族”。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出现了“羌”字，字形头戴羊角头饰的人，代表以羊为图腾、起源于中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

　　桃坪羌寨位于四川阿坝州理县杂谷脑河畔，距离成都市约180公里，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寨子因其完善的地下水网、四通八达的通道和碉楼合一的迷宫式建筑艺术，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活化石”、“神密的东方古堡”。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四川省羌族的典型建筑群落多半遭到毁灭性破坏，唯有桃坪羌寨巍然挺立，诉说着这个民族的坚韧与顽强。

　　从成都出发，沿着317国道，三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桃坪羌寨。一下车，但见一片黄褐色的石屋顺陡峭的山势逐坡上垒，其间碉堡林立。

　　羌族姑娘唐英一家就生活在这个寨子里。她因为上大学，走出山寨，走进了都市，离开了父母和祖辈生活的羌寨。如今唐英是“中国青旅”的一名导游，一周两次往返于九寨沟与成都之间。从小生活在羌寨里，养成了男孩子的性格，短发、大嗓门、带团组队干净利索。

　　在羌寨入口，唐英提醒我们，这里漂亮的羌族姑娘不仅会热情地给游客们充当导游，还会“威胁”游客说：“寨子采用传统的八卦布局，外面有8个门，里面有13条通道，以碉楼为中心，道路四通八达，像迷宫，没有人领路，一定走不出来。”

　　跟着羌族姑娘们走进寨子，叮咚的流水声不绝于耳，却不见水在何处，这正是桃坪羌寨的奇特之处——寨子里的主要通道和房内都有宽敞的地下水道，揭开石板就能取水。地下水道的设计极为巧妙，既方便了生活，又能起到消防作用，还可以调节寨内气温，战时又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寨内的巨大碉楼，雄浑挺拔，屹立于村寨中，高高低低，从数米到数十米，建筑形式有四、六、八角，以土、石、麻筋、木为料，有的仅用土木。片石与黄泥砌成的坚固经历了无数的地震后仍完好无损。

　　整座寨子是石碉与民居合二为一的建筑群，墙体和墙体之间的巷道深幽而神秘，因一些巷道上搭建了房屋，于是有了无数暗道，走入其中就像步入了历史的迷宫。

　　羌寨的民居，房间宽阔、梁柱纵横，一般有二至三层，上面作为住房，下面设牛羊圈舍或堆放农具，屋内房顶常垒有一“小塔”，供奉羌人的白石神(一块卵状白色石头)。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原始宗教，盛行万物有灵。自然崇拜主要表现为对白石的崇拜，羌民一般都在石碉房和碉楼顶上供奉着五块白石，象征天神、地神、山神、山神娘娘和树神。

　　据说，羌族人施工时不绘图，不测算，信手砌成，结构匀称，棱角突兀，雄伟坚固，精巧别致，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前来考察观光。

　　整个寨子有一个神秘的去处，就是水源的起点——杨家大院。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首先要经过杨家，才能流向全寨。杨家大院是桃坪羌寨第一任头人的住宅，占地368平方米，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寨子里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宅子，直到现在依然“掌管”着全寨人的用水。

　　杨家大院现在的主人据说是杨家第54代传人。宅子右侧有一个通向地下水网的通道，由此进入室内，没有窗户，漆黑一片。房内的门有四五道之多，但只有两道用来通行，其余的都是为了防备土匪而设置的陷阱门。杨家祖屋的二楼，屋梁上自然也挂满了腊肉，可见日子过得十分红火。

　　经过几道木梯进入碉楼，内部黝黑的墙壁，将人带入一个久远的年代，从一个个射击孔里，仿佛看到羌族人在动乱岁月中的艰难生活。

　　唐英说，小时候在羌寨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就记得父母早出晚归操持一家人的生计，自己养成了男孩子的性格也是由于从小只能捡哥哥们的衣服穿，从来都是“假小子”扮相。如今，羌寨人的生活改善了，从每家每户的装饰布局就可以窥探一二。

　　随便走入一家典型的羌族民居，三层石砌小楼，底层的门边倒挂着大块大块的腊肉，顺石阶走上二层平台，台阶上堆放着硕大的南瓜，陈旧的木楼阁上悬挂着成串的玉米和辣椒，墙顶上摆放了几盆鲜花。

　　羊头形状的装饰遍布羌寨子。相传，古羌族是一个以养羊为主的畜牧民族，由于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了对羊图腾的崇拜。

　　寨子里的羌族人，大多还保留着穿传统民族服装的习俗。羌族男子的服装一般是蓝布长衫，外套羊皮褂子，包青色头帕。羌族妇女的服饰比较鲜艳，她们多穿蓝色或绿色的花边长衫，腰系绣花围裙和飘带，戴黑色头帕。

　　羌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为“祭山会”(又称转山会)和“羌年会”(又称羌历年)，分别于春秋季举行。实际上是一种春祷秋酬的农事活动，却始终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更折射出远古神秘文化的光辉。

　　每逢传统节日或祭祀活动，羌族人便聚在一起歌、跳舞。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羌族男子和穿着精美刺绣服饰、佩带雕花首饰的妇女聚在一起，代表各自村寨，在山间放开嗓子赛歌以决胜负。更有青年男女三五成群成双对歌，互倾爱慕之情。

　　演唱不受场地、时间和男女的限制，分领唱、轮唱、重唱。日复一日，这种演唱方式在村寨里日益盛行，形成了羌族特有的多声部文化。

　　“羌族人久经战乱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养成了他们豪放的性格，粗犷的舞蹈，以及直来直去的说话做事风格，”唐英介绍说，羌族的沙朗舞，类似藏族的锅庄舞，是最为活跃、奔放的艺术形式。“这个舞蹈男女老幼均可参与，有时几十人或者上百个人高歌劲舞，气氛非常热烈。”

　　呈坎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距离热闹的市中心只有约30公里的距离。但它却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村落，村里有150余处宋、元、明、清等历史古建筑，其中有21处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罗青在呈坎旅游公司干了15年的旅游经营管理工作，对呈坎古村落的发展、蜕变深有感触。“我们呈坎是个原生态的古村落，互联网时代让旅游更加智慧和便利，呈坎的乡村旅游也日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游客从‘逛’风景到体验‘慢’生活，很多游客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对呈坎流连忘返。”

　　罗青介绍说，“我们与携程、去哪儿网等都有合作，平时游客入驻率在70%左右，春节客房节前就有人在提前预定。”罗青和姐姐正在加紧对另一幢老宅“湄洲太守府”进行修复，预计明年“五一”正式开放，而弟弟经营的行德堂乡村客栈如今已是红红火火。“今年村里已有十多家不同档次和规模的乡村客栈，2016年就会有20多家了!”

　　走过永兴湖，这个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村子便呈现在眼前。它是一个典型的徽派村落，房子大都为粉墙黛瓦，石灰墙面在岁月磨砺中已渐斑驳，墙上爬满青藤，高高的马头墙形成了独特的天际线。脚下的青石板路已经变得光润如玉，把村里的600户人家连接起来。

　　在呈坎村南水口处有一幢老宅，高规制的牌坊式门楼暗示着主人不一般的身份——这是明万历年间徽州大儒罗应鹤的官邸。现在，罗青一家人正精心地打理着这里。“这是罗家祖上的老宅，我们对它有很深厚的感情，”罗青说：“这些年村里旅游发展很快，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同时整理了一些房间对游客开放，就是想让游客在真正的徽州老宅里过一种慢生活，体验家的感觉。”

　　呈坎村的最高点在保纶阁顶。宝纶阁始建于1542年，后来经过扩建成为占地五亩的罗姓祠堂。祠堂分前、中、后三进，五层山墙层层升高，是目前国内难得一见的明代民居。宝纶阁的精华在于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手书的匾额，以及大量精美的木雕和砖雕。

　　登上保纶阁顶，可以看到村子四周环绕着连绵的群山，山与山之间有梯田、旱地相互连接。众多小河流绕村而过，故而呈坎村桥多，其中著名的有元朝的造型优美的环秀桥、明代的江南单孔跨度最大的石拱桥——隆兴桥。村子里的街巷曲曲弯弯，分不清东西南北，如迷宫一般。

　　呈坎其实是完全按照《易经》的风水理论建造的。相传建村的罗氏兄弟精通风水，他们发现呈坎“枕山、环水、面屏”，是一块风水宝地，就将原来的村名“龙溪”改为“呈坎”，都取自八卦：呈意为“阳”，坎意为“阴”，即二气统一、天人合一之意，希望子孙后代能长久地兴旺。

　　村落周边的八座大山自然形成了八卦的八个方位，古老的龙溪河呈“S”形由北向南穿村而过，形成八卦阴阳鱼的分界线。两条水圳引众川河水穿街走巷，为每家每户提供日常用水，还发挥着消防、排水、泄洪、灌溉的功能。

　　呈坎的建造和兴盛都同徽州商人密不可分。徽商自宋代开始活跃，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命脉。而徽州作为中国宋朝时期的理学大家程颢、程颐兄弟以及朱熹的祖居地，整个地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因此徽州商人重视教育、敬畏先祖、强调家族，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以后，一般都将大量财富送回家乡，不仅用于修缮自家房舍，还大力兴建书院、祠堂、牌坊、水口园林等公共建筑，并使用了大量反映儒家士人情趣、志向的对联、雕刻等装饰，使得今天徽州地区(即黄山市)的许多村子都成为游客寻找诗意的田园生活的理想之地。

　　整座罗氏老宅刚刚结束为时2年的修缮，耗资达400多万。整体结构依然是最典型的明代徽派建筑，内部保留了古井、土灶、廊亭、老藤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也增加了现代化的独立卫浴，以适应游客的需求。午饭时，一位来自江苏的游客正在用土灶做饭：“亲自动手做饭的感觉特别棒!这里的主人非常用心地将这栋古董级的徽派建筑和温馨雅致结合在一起。吃一顿食材新鲜、烹饪可口的饭菜，听一听老房子的故事，掰一掰明朝村里那些事，仿佛住在历史里。虽然一直下着雨，内心却是充满喜悦!”

　　顺应着旅游发展的新需求，近年来，呈坎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积极探索古民居合理保护利用模式，吸引社会力量投入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利用，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开办乡村客栈、民宿等吃上了“旅游饭”，不仅腰包鼓起来了，而且更加懂得只有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大家的日子才更有奔头。

　　2014年，呈坎村以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样板工程和全国古村落保护利用综合试点。村里邀请专业修缮工程队对古建筑进行全面修缮，确保修旧如旧，并同步完善古村落消防、防雷设施等，做好防虫处理。目前文物保护样板工程一期10幢古建筑保护已基本完成，并启动了二期5幢古建筑修缮。

　　广西横县的南山白毛茶品质上并不输于一些中国名茶，但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做出自己的品牌。从1993年开始，谢雨夫妇开始在这片南山上种茶，他们并不急于开发新产品，而是静下心来，走出良种选育、提纯复壮的第一步。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谢雨夫妇将曾经失传了的“南山白毛茶”恢复了生产与经营。

　　谢雨是一个商人，但有时候更像农民。1997年他和妻子来到广西横县宝华山，承包了宝华村的茶山，种茶、采茶、制茶，一干就是18年。

　　宝华山与横县县城横州隔江相望，主峰海拔564米，雨量充沛，云雾缭绕，不仅适合茶叶生长，而且景致怡人，“宝华朝烟”是古书记载的横县八景之一。宝华村位于宝华山主峰山腰位置，民居如乐高积木一般散落在绿树中。

　　“我和妻子需要干净的空气和灵魂的宁静，我们喜欢宝华山的秀美和宝华村的安逸。”谢雨这样解释当初的选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受益者，谢雨夫妇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便开始找寻属于自己的田园生活。而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开始选择逃离大城市，走进乡村休闲度假，甚至扎根。

　　隐居深山的谢雨不仅收获了健康，而且因为这份坚守“意外”成就了商业上的第二次成功，如今他的茶厂生产的有机茶受到市场的追捧，他的茶园也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通往宝华山和宝华村的道路被政府拓宽修整，村舍修葺一新，从南宁驱车到横县县城之后再到宝华山，只需要2个小时。宝华山所在的横县因为大量种植茉莉花而被称为“中国茉莉之乡”，如果是在每年的4月至10月之间前往，正好赶上横县广布乡野的茉莉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谢雨的茶厂和茶山成为宝华山风景区的旅游目的地，谢雨给他生产的茶取名叫“圣种”，意思是“皇帝的茶”，他的新山庄于2015年中旬投入运营，白色的复古建筑在满山绿树、茶园的映衬下格外显眼。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自驾到宝华山旅游，他们住在茶山的庄园，品尝乡野美食，领略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跟着茶农上山采茶，同村民打上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在应天寿佛寺聆听晨钟暮鼓，徒步穿越并不险峻的山岭，循着建文帝当年的足迹到宝华山主峰远眺，体会建文帝北望江山的无限苍凉。

　　宝华村和村民们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宝华村的闭塞和落后迫使很多村民远走经济发达的广东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现在姜湖宗和村民们有了新的选择，姜湖宗和很多宝华村村民把土地租给谢雨，并受雇于他的公司，帮助他打理茶园和山庄，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收工后就能回到家和家人团聚。

　　这样的变化正在横县宝华村，乃至很多的中国农村发生。人们既在追逐财富，也在追寻生活的意义。

　　红砖灰瓦，枯树绕墙，闲嗑的人群、欢叫的牲畜，这是河南陕县北营村地上的世界，与中原其他村庄的冬日景象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与热闹喧嚣的地上世界相比，北营村地下的地坑院落则显得十分静谧。

　　穿过十几米长的门洞，一路下行来到村民荆建厂老人的地下院子里。这种进入院子的方式，对习惯于地面生活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次奇特的体验。

　　这个地坑院落干净整洁，劈好的柴火整齐地放在窑洞内。地坑院里，除了有一个隐藏的红薯窖外，地面上还有鸡舍和放东西的凹槽。扒开上面覆盖的秸秆，露出的都是红彤彤的柿子。

　　站在院子里，望着开凿的八孔窑洞以及阔大的深深院落，不难想象挖出这样的一个地下院落，要耗费多少人力。荆建厂老人介绍说，这样的院落一般占地1亩到1.3亩，开挖一个这样的院落，一家人连续干上两三年才能够完成。

　　挖好窑洞，还需要做一系列的防渗和排水措施。院内挖有渗水井，用于蓄积雨水和排污水。“除了渗水井，我还在地坑院上面砌了护马墙和‘眼睫毛’。别看那只是一圈砖墙和凸出来的五层青瓦，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可不小。有了它们，雨天时，水就不会顺着窑脸往墙内渗。”荆建厂说。

　　地坑院最大的优点就是“冬暖夏凉”，温度常年在20℃左右。窑洞内一侧有灶和炕相连，冬天炕上很暖和。

　　建造地坑院最讲究的地方是风水，因之关系到家庭兴衰，因此在选址时，必定要请风水先生看宅子，凿地形，定坐向，量大小，下线定桩，选择吉日动工。

　　站在地坑院落中抬头仰看，一方天地，日走云迁，岁月匆匆;环视院落，烟熏火燎，质朴自然。生老病死在院落窑洞里上演，人间烟火在平平淡淡中延续。

　　陕县的土塬上，星罗棋布的村庄散落着数以万计这种奇特民居——地坑院。北营村就位于陕县张汴塬最北端。

　　地坑院常住居民绝大部分为一个家族，其中辈分最高的宅主居住在宽敞些的主窑内，吃饭时全家人一起围坐在院内。

　　我们到访另外一户人家时，78岁的兀一草老人正独自在一孔窑洞内生火做饭。老人所住的窑洞内除了灶台、炕外，还摆满了桌子、椅子和锅碗瓢盆等一应生活用品。熏黑的窑顶和发黄的炕围子，无一不透露着老人在此已居住了很长时间。

　　老人说，自己有四个孩子，这个地坑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的。她拉着记者去看三儿子当年结婚时住过的“厢房”窑洞，深情地抚摸着门上、窗上、洞壁上当地人自剪的窗花、团花，似乎在抚摸着往日的温暖。

　　对地坑院有研究的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郑东军说，虽然地坑院内冬暖夏凉，但也有着很多缺点，例如通风和光线较差，雨后还潮。许多农户买的汽车、摩托车都无法开进地坑院内，非常不方便。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不少人搬出了地坑院”。

　　“1990年以后不少人陆续搬了上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两个不同的世界。”村民荆生鱼说。“给儿子找媳妇，人家都先问是住地上还是地下。如果住的是地坑院，媳妇都难找。”谈起几年前从地坑院里搬到新盖的瓦房里，有村民一阵感慨。

　　目前，居住在地坑院里的多是老人，他们怀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不愿意改变固有的居住环境;还有就是无力在地上盖新房子的人。地坑院曾有的人气和温情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家搬迁到地上而渐渐逝去。

　　陕县文化馆馆长张琦介绍说，在陕县境内，每年有数百个这样的院落正在逐渐消失。

　　怎样让地坑院恢复生机是当地正在考虑的事情。陕州地坑院景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其中作为景区核心的陕州地坑院民俗文化园已基本建成，而地坑宾馆、游客服务中心和小吃一条街等雏形已现。

　　陕州地坑院景区建设项目部办公室主任白良旭说，民俗文化园由二十多座地坑院通过暗道串连在一起，每个地坑院都有着考究的门窗、高挂的灯笼、崭新的布局，每个院里摆放了不少老物件，形成一个特别的主题，如农耕院、纺织院、石磨坊等。

　　但对来自西安的游客杨毅中游客来说，原生态的地坑院更有吸引力。在地坑院民俗文化园南侧，依然保存有一二十户还未征迁的地坑院落，杨毅中最终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期待的感觉。但是，地坑院“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传说还是变了。

　　因此，为了保持地坑院的生气和真实，当地政府正在尝试给村民提供一些补贴进行原生态保护，鼓励原住民还住在里面。

　　我社从未在地方上设立诸如记者站、工作站、联络站、事业部、文化公司之类的机构，特此声明。《今日中国》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