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奴重生记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与咖啡、可可相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离不开长江的滋养。长江与茶叶相伴相随，茶文化是长江文明中璀璨的“绿色明珠”，长江和茶文化丰富了世界文明样态。时至今日，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仍有蓬勃生命力。

　　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其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经济栽培茶树的地理环境不能过于寒冷，年平均气温要在13℃以上；雨水应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土质以酸性土壤为宜，唐代陆羽《茶经》认为以烂石（风化土壤）、栎壤（砂粒多、粘性小，有机质和矿物质丰富，透水和透气性好的土壤）为上，黄土最下；空气要湿润，相对湿度80%-90%最适宜；风速不能过大，光照不能太强烈，以较多的漫射光为宜，即《茶经》所言“阳崖阴林”；海拔要适中，宜多山、多云雾。

　　在中国版图之上，同时具备这些气候条件的地区，非长江流域莫属。长江流域以北纬30度为横贯中轴，大部分地区属副热带季风区，热量资源丰富，四季较为分明，春季万物萌发，最适宜采茶，夏秋也可采，这就确保了采摘周期和产量。地势以山地、盆地、峡川、平原为主，交错起伏，小气候较多；有蒙顶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别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名山，这些山区既适合茶叶生产，又在儒释道各家中享受特殊地位，实现山、茶、人的精神文化融合。长江流域的另一特点是面积大，干支流遍及19个省市区，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容易形成茶叶经济带，产生聚集效应。

　　长江最裨益茶叶的是水。首先是降水，长江流域雨量充足、丰沛，这给茶叶生长提供了足够的水源，确保了茶叶湿润的生长环境。其次是水运，长江有岷江、赤水、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湘江、沅江、赣江等众多支流，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9条，丰富的支流和水系给航运带来了便利，茶叶从茶山取水路以经济便利的方式运输到干流上的重庆、宜昌、武汉、九江、上海等大商埠交易。早在唐代人们就借助长江水系运茶，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言：“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必将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蝗。”水运促进了商品和商人的群体流动，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三是水质，“水为茶之母”，长江给茶叶品饮提供了优质用水，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出笼了两个天下之水的“排行榜”（一为刘伯刍版、一为陆羽版），陆羽所列举的20种水，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有15种。

　　借助长江，茶叶实现了物种的扩散和文化的传播，上演了一部“东游记”。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但因地处边陲，交通和人员往来有限，不为外界所知。自秦惠王兼并巴蜀后，这一带的饮茶习俗开始向外传播，顾炎武在《日知录》云：“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叶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自然扩散，即通过雨水冲刷、河流漂流、鸟兽携带等，茶树种子可以从原产地云南传播到很远地方。二是人为传播，即茶树或茶籽通过人口的迁移被带到了新的生长地。这两种扩散方式，有不同的路线，其中较为主要的是从云南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到江苏、浙江，或者是从云南经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到台湾。两条传播路线都不同程度地借助长江水系的力量传播，从西向东传播。

　　茶叶的栽培和种植经历了从野生到人工的驯化过程，最早开始这项工作的或许是西南一带的边民，但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唐代在长江流域劳动的人民。晋代诗人杜育《荈赋》描绘，茶叶成片野生于山岗和山谷之中，“灵山唯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太平御览》引《续搜神记》，称晋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王浮《神异记》也有“山中有大茗”的记载。可见，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茶树比较常见，甚至不乏大茶树。即便到唐代，陆羽还指出在巴山峡川之中，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到中唐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野生茶品质最高，茶园种植的茶要次之，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唐代人工茶园数量在增加，产量在提升，故野生茶物以稀为贵。根据文献资料判断，中晚唐时期唐代出现了众多茶园，类型包括官办茶园、寺庙茶园、私人茶园、小农茶园等，茶树也从数十尺的高大乔木被培育成一尺两尺的低矮灌木。这说明人类对茶叶的认识和驯化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也反映出唐代茶叶消费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采摘野生茶的原始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型饮品日益扩大的需求。据万美辰等统计，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共66个州，其中有25个州及南诏地区产茶，共计60种茶；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共43个州，其中有27个州产茶，共计42种茶；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共28个州，其中有20个州产茶，共计47种茶。这大致可反映出茶叶沿着长江自上游向下游、自西向东的传播轨迹。

　　长江流域的劳动人民以茶为业，开山辟园，种茶、制茶、运茶、贩茶、饮茶，从生产到消费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衍生出了一套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

　　茶叶本是一片普通的树叶，是中国人发现了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莫大价值，走上加工利用之路。从树叶到茶，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工艺。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叶的加工方式比较原始，主要是制成茶饼或者混煮羹饮，并未有一套成熟的加工技术。这种方法处理的茶叶有着浓重的青草味，茶本身的香味并没有得到挖掘。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农创造出锅釜蒸汽杀青、拍压成饼的工艺，陆羽将其总结为“七经目”——采、蒸、捣、拍、焙、穿、藏。宋代延续了唐代的蒸青工艺并有所发展：北宋时期变饼为片，皇室崇尚蒸青片茶；南宋时期变片为散，开始流行蒸青散茶。明初罢造团茶，化繁为简，人民群众更注重追求茶叶的自然本真之味，元代初步兴起的炒青绿茶变得盛行。杀青工艺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发酵程度的奥秘，从蒸汽或锅炒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杀青工艺的提升：进一步降低青草气，激发和提升了茶叶内在香气。

　　明代后期，在绿茶杀青的基础上，安徽霍山的茶农发现增加闷黄工艺可出现“黄叶黄汤”的品质，创制出了黄茶（许次纾《茶疏》）。16世纪末期，又出现渥堆的后发酵工艺，创制出黑茶；人们又发现茶叶不杀青，先萎凋发酵，再后期处理还可以创制出不同的茶叶类型，于是在16世纪末期出现了黑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出现了红茶，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白茶和乌龙茶。新的茶类的纷纷创制，既说明长江流域劳动人民茶叶加工技术在不断进步，同时也不断丰富和满足着人民群众对丰富口感的需求。

　　加工茶叶需要一定的工具。蒸青工艺的七个环节，会用到采茶、蒸茶、捣茶、成型、焙茶、穿茶、藏茶等19种工具。宋代有所简化，常见的有甑、榨、布帛、竹皮、柯、盆、磨、棬模、笪等9种制茶工具。这些制茶工具多从长江流域盛产的竹、木等中取材。除了生产工具，茶叶的消费过程中还要用到“器”，即品饮茶叶的茶器（宋代后茶具和茶器已不严格区分）。唐代盛行煎茶饮法，在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要用到陆羽记录的“二十四器”。宋代盛行点茶之法，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用白描手法绘出十二件茶器图形，称之为“十二先生”。明清以后，壶泡法流行，白瓷茶瓯、紫砂壶使用广泛。尽管品饮茶叶的器具互有出入，但都要用到茶碗、茶壶、茶则、茶夹、茶巾等，这些器物同样多用长江流域的陶土、矿泥、竹木、丝织品等制成。

　　随着饮茶风气的不断普及和扩散，茶叶消费“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记》）的程度。茶叶的核心产区位于长江流域，而消费地遍及全国甚至海外，茶叶生产和消费地域的不匹配性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崛起。茶叶比较轻便、货值高，便于长途运输，于是大宗贸易快速发展。早在汉代，茶叶就被携至西藏阿里地区，唐代向边疆塞外贩卖茶叶的茶马贸易得到发展；宋代和明代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大量外销；清代万里茶道兴起，茶叶向俄罗斯等地售卖。借助这些贸易网络，长江流域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及世界各地。

　　以稻米为食，以茶叶、桑蚕等换取日用物资，是长江流域百姓安身立命的手段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风俗所及，明清时期珠江流域也以这种生活为风尚，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在山中构筑精舍讲学，茶叶收入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屈大均《广东新语》）。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早在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就描述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茶商靠茶叶流通成为巨贾，“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茶叶是长江流域业者发家致富的“绿色黄金”。

　　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政府推出茶叶行政管理及课税政策。唐朝政府创制了贡茶、茶税、榷茶等茶政制度。宋代茶政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出现了交引法、折中法、贴射法、现钱法等，在边疆设立了榷场贸易，设置了买马司等机构。长江流域出产的茶叶在换取战马、巩固边疆、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长期承担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人类学者肖坤冰曾以闽北山区的茶叶产业为例，研究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茶叶流动”下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以大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种“流动”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闽北，整个长江流域皆以茶为媒介，促进了族群、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变迁。

　　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得到充分开发，南方和北方发展呈现均衡之势。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杀伐不断，大量人口被迫南迁，中国经济重心日益南移，形成了早期的“长江经济带”，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盛况。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时代的发展，目前长江流域共同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人口和生产总值双双超过全国的40%。在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这些人群多聚族而居，茶叶是他们的重要产业。茶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日益结合，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生活。

　　以茶为饮、为食，茶在长江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唐代的煎茶茶艺、宋代的点茶茶艺、明清以来的泡茶茶艺等，在长江流域孕育和诞生，并向全国传布。除了主流的品饮方式外，长江流域还有富有地域特色的饮茶文化，杭嘉湖一带有青豆茶、元宝茶等；西南有侗族、瑶族有打油茶，白族有三道茶，藏族有酥油茶等；华中有湖南擂茶，土家族的油茶汤等。

　　以茶为会，举办茶宴和茶事雅集活动，长江流域的人文往来频繁。唐代可稽考的茶会有刘长卿惠福寺茶会、武元衡资圣寺晚春茶会、钱起长孙宅茶会、李群玉等人的私人茶会。特别是浙江湖州多次举办茶会，主要参与成员有颜真卿、皎然、陆羽等。明清以后茶馆兴起，普通百姓有了日常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可在其中从事下棋、听书、看戏等休闲活动。特别是在长江上游的四川，茶馆文化蔚为大观，这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书中有细致入微地呈现。

　　以茶为礼，人们寄茶、谢茶、赠茶、品茶等，都要赋诗，出现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萧员外寄蜀新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元稹的《一至七字茶》，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皇帝还会将从顾渚贡茶院得来的新茶，分赐群臣，以示恩宠；臣子上表申谢，谢茶表名篇纷出，较有代表性的是武元衡《谢赐新火及新茶表》。

　　以茶为俗，茶叶在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诞生礼仪、乔迁新居、婚丧嫁娶、宗教礼仪等生产和生活中，被赋予了多重功用。男女以借茶为由邂逅、以茶排遣忧思、以茶代酒凭吊逝者、以茶求子、以茶礼求婚，聚会饮茶并以茶事笑话取乐，僧人以茶待客、以茶筵作为宗教仪式还愿等。

　　以茶为娱，长江流域的茶农将茶与舞蹈、歌曲等结合，创造了劳动号子、采茶歌、采茶戏等娱乐形式。安徽皖西地区有《采茶》《锄茶歌》，黄山地区有《请茶歌》；浙江有建德有《顺采茶》《倒采茶》灯调曲目；湖北鄂西山区有劳动茶歌、抒情茶歌、仪式茶歌等；湖南辰溪茶山号子；茶歌在江西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发展成了风格多样的采茶戏，演员多手执茶篮灯、扇子等道具，载歌载舞，劳动和欢愉尽在其中。

　　以茶为艺，茶是文学、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形式热衷表现的对象。除诗词曲赋外，小说、散文等也经常描绘茶叶，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当代作家王旭烽著有“茶人三部曲”，以家族叙事的方式勾勒了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在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生动图景，并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书法方面，唐代书僧怀素的《苦笋帖》、北宋名臣蔡襄的《十咏诗帖》等皆是茶与书法结合的名篇；茶画更是名品、名家频出，唐代的《宫乐图》、宋徽宗的《文会图》、明代唐寅《事茗图》等，都被视为珍品。茶与陶瓷艺术结合的典范是茶具，景德镇、宜兴等地出产了众多融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茶碗、茶壶等，至今不衰。

　　以茶为媒，长江流域的茶叶和茶文化连接了个体与族群、物质和精神，是长江文明皇冠上的“绿色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