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魔性奴提高产量，进而解决人类粮食危机，是转基因推动者最主要的论据。美国生物技术信息委员会(简称CBI)宣称：生物技术的进步，能够帮助我们在已经开发了的耕地和目前不适合农耕的土地上种出更多的粮食。

　　从短期看，多数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增加是十分明显的。转基因技术由于单方面改变了作物的某些自然属性，可能会带来短期内产量的迅速增加。但从长期看，转基因技术带来了风险集中和标准化。产量效应是短期的，如果计入配套资本、技术投入以及生态破坏成本，可能是负值。

　　转基因作物所标榜的高产量，一直是受到质疑的。美国的一个科学家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推广13年以来，并没有为美国农作物产量的增加做出重要贡献；过去13年间的增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耕作技术的发展和传统育种技术的应用。

　　目前转基因技术在农作物中的应用主要是增加抗性。当前应用最多的是两种抗性：抗药和抗虫。抗药，就使得草丹膦等除草剂农药可以喷洒更多；抗虫，则又会在作物中埋入抗动物基因。无论如何，这些作物转化为食物进入人体，相当于服食诸多定时炸弹或慢性毒药。而且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必然带来农作物的单一化和作物种子的单一化。发展转基因技术，虽然可以降低杂草、虫害、倒伏等一些非系统性风险，但却会累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这和衍生金融在经济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衍生金融在爆发危机时。只是摧毁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虚拟货币财富；而基因危机爆发时，却会摧毁人类的生存基础。

　　实际上，农业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然依赖性的行业，在不同的气候带、地质带、作物带，都有不同的生态自适应系统，去推行单一化的种子作物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产量波动。笔者去意大利做有机农业和社会农业考察时，听一位意大利农民讲了由产业化种植转向有机农业的历程。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农场率先采用美国机械化技术，配合高产种子，施用大量化肥和农药，最初五六年，产量连年增长。这位农民也成为欧洲种子革命的典范。美国的种子公司不断地带各国的人来参观，让他们学习这个欧洲的样板。但之后悲剧就发生了。有一种来自北美的昆虫，由于已经有了抗性，而此地的生态系统又没有它的天敌，于是它就在此大肆繁衍，这导致农场的产量开始连年巨幅下降。美国的种子公司马上不来了，他们转到其他地方，继续扶持新的样板去了。而这位意大利农民则陷入了生产危机，痛定思痛，他意识到了转基因和产业化农作技术，不仅害苦了自己，也威胁到周围的农场，破坏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他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转向有机耕作，成为欧洲有机食品运动的一个坚定力量。

　　有调查表明，这类状况也已经出现在中国。一直以来，不少农业专家认为，南方稻作区鳞翅目害虫危害越来越严重，Bt抗虫转基因水稻推广后，将会减少用药量，但事实并非如此。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2001—2004年刚推广的头几年，对其赞扬声不绝于耳。当时普遍反映，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确带来好处：一是农药使用量下降，二是种植成本下降，三是亩产总量上升。可是，我们留给自然的观察期太短了，不足十年，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就形容转基因棉花“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比如，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虽然抗棉铃虫的基因发挥了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成为近几年最主要、最让基层焦头烂额的问题，抗性风险凸显，用药量不减反增。据绿色和平组织调查，2009年江苏盐城大丰市转基因棉花55万亩，近40万亩有黄萎病，其中3万亩棉花死亡，病情严重的田地减产七成。

　　通过转基因处理，会有选择地提高农作物的糖分、淀粉或某种营养素的含量，强化某种特性。的确，转基因技术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只是提高作物的经济价值，随之丧失的却是作物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类福利。实际上，作物的多样性、生态的多样性，包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没有了多样性，就没有幸福可言。如果在中国吃的东西和在法国吃的东西都一样，那法国大餐还有什么吸引力?如果苏杭的饮食、自然和人文风光，和北京是一样的，那北京人还有谁愿意去逛苏杭，感受江南水乡呢?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农业文明当然也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文明。如果幸福可以流水线制造，那么幸福也就不称为幸福了。

　　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把作物单一化了，这大大降低了食物的多样性、多重价值。转基因技术的好处，是带来了食物的标准化生产。如同工厂的流水线生产，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样，食物标准化也会降低加工行业的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总体而言，转基因技术只是降低了食物生产成本，而非农业生产成本。实际上，转基因技术的推广，通常会要求更多的资本投入，比如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农场信贷等。如同微软视窗捆绑一系列办公软件一样，转基因技术也捆绑了一整套资本化、产业化的系统，这会提高生产成本，并不断降低人类福利。

　　2007年9月作者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时，有一位助手叫Claudia，来自德国。她很喜欢吃马铃薯，但到了美国以后，她变得讨厌马铃薯了。为什么呢?她告诉我，本来，自然界至少有四五百种马铃薯，个头、色泽、口感和风味各不相同。但是，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之下，美国只有四五种经过转基因处理的马铃薯。其他的马铃薯基因，全部被这些种子公司收到他们的博物馆了(这无异于一场系统的生态灭绝)。被推广的这几种马铃薯，个头很大，肚脐很浅，产量很高，淀粉含量也很高，但是，吃各种风味的天然马铃薯的幸福感，Claudia再也找不到了。

　　中国的稻种、豆种及各类作物，与中国地理、气候、文化、风俗的多样性相适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也是传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但是。这些遗产正在消失。法国哲学家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转基因作物与产业化种植捆绑在一起，不仅在消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在消灭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消灭支持这些佳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消灭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物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消灭了我们的幸福和未来。

　　通过转基因处理，可以抗虫、抗杂草、抗倒伏，可以降低农药喷施对农户的风险，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是推广转基因育种的另一大依据。

　　转基因技术，的确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一部分非系统性风险，但这只是将风险聚集和转移了，实际上，除了农业风险之外，还会引发更多的风险，如生态风险、环境风险、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等。

　　在实验室里，许多条件是可控的。所以，许多技术可能成功。但大自然不是人类的烧瓶，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单一化的种植，必然会聚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看不出来，但从长期看，一旦有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复杂生态系统的轻微改变，就会带来系统坍塌甚至崩溃。意大利的农民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美洲虫子给他带来的大面积减产，就他个人而言，还有回转之路；江苏盐城的Bt抗虫棉种植者，也经历着次生虫害带来的巨幅减产，就这一品种和这一地区而言，也还有回转之路；但一旦转基因作物得到大面积推广，自然系统中随便一个小小的不可控因素发生，我们就将面临生态灾难、食物威胁，到时，人们如何能勒紧两三年甚至更多年的腰带，去度过生态恢复、作物转换过渡期的危机呢?这条路还能回头吗?19世纪中叶，爱尔兰土豆单一化种植的病虫害，带来了上百万人死亡的惨剧，这已经是前车之鉴。但即使存在这样的风险，孟山都外协部主管仍宣称，“孟山都不必对生物技术食品的安全性做任何承诺，我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卖出去，确保安全是FDA的工作”。

　　凡是单一化的投资，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只有多样化投资，才能既降低地域性的系统性风险，也降低各类的非系统性风险，这是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我想，也同样适用于农作物种植。

　　如果讨论质量风险(即食品安全范畴)，转基因的弊端就更加清楚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发现有一例大面积的食品安全事件是发生在天然食物体系里的，而人为因素影响了食物体系，污染了我们的餐桌，威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几千年来，世界不同民族的人民，都在用自己毕生的生命见证着天然食物对人类的祝福。而近几十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见证着人工食物的诅咒。我们是选择把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呢，还是选择诅咒?实际上转基因作物抗性的增加，都是主动安排的生物入侵。本来，各类动植物都各从其类，互相之间是不能交配的；所有物种都内含一套严密机制，防止其细胞遭到外来DNA的入侵，这是种间壁垒。基因工程则穿越了种间壁垒，将一个异类基因植入到植物或者动物体内。一个常用的技术是，转基因实验者利用侵入细胞，将异类基因甚至动物基因侵入到植物中去。侵入细胞中，最厉害的就是细菌和病毒。细菌和病毒能够以各种方式侵入到哺乳动物体内，这一点让很多人不安，通过细菌和病毒让遗传物质从一种生物体植入到另一种与它不能交配的生物体，带来的对食物消费者的潜在威胁是无法预计的。

　　除了上述两类风险，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外，生态环境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政治稳定，都是转基因技术潜伏的风险。

　　表面上看，转基因技术可以降低部分农作物成本，植入抗药基因，可以大面积喷洒除草剂，减少田间管理等劳动投入；植入抗虫基因，可以减少一部分除草剂投入。所以，减少成本也是转基因推动者的一个主要论据。

　　其实，算个大账，转基因技术不但不能减少成本，反而会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转基因技术在生产环节不断地加大成本，从近些年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转基因与水、肥、药、机械、信贷等等都是相配套的，是一整套的体系。

　　比如，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是和草甘膦捆绑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孟山都对农达(即草丹膦)农药的引进一样，90年代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抗农达(即抗草丹膦)的基因种子引入，就使得农达的喷施无所顾忌，而且更加必要。转基因种子，对水肥条件、对机械投入的要求也很高，这要求必须大面积种植才有规模经济，才能降低单位成本。而这套系统必然要加大农业成本，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根本无力承担的。根据对阿根廷、韩国、印度的研究，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种植相捆绑，使得小农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继续依靠低成本的天然农作生存，由此，就导致了农民的分化：大部分农民破产甚至无家可归，少部分农民成为资本的奴隶。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欧洲农民、南美洲农民、南亚农民对转基因种子的抗拒，以及南亚和拉美国家大型贫民窟的形成了。

　　大规模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减少贫穷，甚至终结贫穷，这也是转基因推动者的主要论据。

　　正如美国生物技术信息委员会(CBI)宣称的那样：摆脱子孙后代遭遇饥饿的担忧，食品生物技术能够做到。他们的广告说：未来三十年，世界人口预计将增加到200亿，要生产足够的食物，生物技术是一条重要途径。

　　但实际上，到2009年年底，世界上饥饿人口增加到10.2亿人，却与可供应食物的数量毫无关联。世界上生产的食物，一直足够全人类食用，全球粮食生产足够提供人均每天三千多大卡热量，远超过人体必需的2000～2500大卡。但全球却有近1／6的人营养不良，这就表明饥饿问题主要不是粮食产量问题，而是分配结构问题。食物分配的不平衡是表面现象，其真正的原因是，这些宣称为了消除贫穷、消除饥饿而进行的农业系统和食物系统重塑，让本来是食物提供者的农民，变成了工业化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临时雇佣者，变成了食物依赖者。因此，可以说，食物主权的丧失是伴随产业化推进的。

　　转基因育种，又是一种新的制造贫穷的工具。因为转基因技术体系，要求的是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规模化和产业化，在摊薄农业利润的同时，要求农民必须加大投入、兼并农场才能生存，这一方面排除了更多农民靠农场生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使得处在产业化农作体系里的农民走上了“越借越穷，越穷越借”的恶性循环。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转基因推动者宣称能够让世界都吃饱，可早在这个宣言之前，他们就创造了一种叫做“终止子”(又译“终结者”)的新技术，在作物种子中注入自杀基因，种植一季之后，植物就“自杀”。你没法保留种子，种子失去了繁育能力，下一季不会产出任何作物。这逼得农业生产者必须每年都得支付专利费，购买“贫穷终结者”牌的种子。

　　转基因走的是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的路子，也是资本替代劳动、化石能源消耗替代生物能消耗的低劳动、高成本路子。转基因技术不能做到让更多农民依靠低成本农业而生存，反而会不断垫高农业经营成本，逼得农民必须离开农业另寻出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并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甚至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来容纳改变了生存方式的农民，大量的农民只能面临被到处驱赶的命运。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农民如此，印度等南亚国家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农民也是如此，甚至美国也是如此。从1935年至今，美国已经有70％的农场破产，只不过，美国相对较少的农业人口、雄厚的国家与地方财力、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就业转化体制，使得农民离开土地之后，有一个“金降落”的安排，除了农民缺失了乡土感情外，社会受到的震荡相对较小，其他少数欧美发达国家也有能力安置农民到城里就业。可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根本无力解决破产农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至于中国，有两亿多户农民，一旦出现拉美式、印度式的破产，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如果借由转基因的推广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匆忙走向产业化和规模化道路，无异于逼使各国开展一项对内的殖动，其方式是由英国当初的“羊吃人”变换为“机器吃人”。这样的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风险将是十分巨大的。

　　（摘自《极化的发展》，海南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