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电动调节阀一个经营绿化苗木的私营业主，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林业局副局长个人产生了经济纠纷。通常来讲，私营业主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都是尊敬有加不敢得罪。那么，这名私营业主与局长之间会有什么经济纠纷呢？又为什么非要将局长告上法庭呢？他难道就没考虑过后果吗？“我当然知道这是鸡蛋碰石头，但如果不告他就等于等死，与其等死还不如来个鱼死网破。”这名私营业主在向本报投诉时道出了心中的无奈。

　　这名私营业主叫孙承文，今年40岁，安徽黄山人，1987年，从园林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个体经营绿化苗木生意。他专业对口，刻苦勤奋，2001年10月，与妻子投资成立了“黄山市徽州三友园艺有限公司”，先后在黄山市祁门县、徽州区等建立了苗木基地。

　　所谓经营绿化苗木，就是向全国各地供应树木和花卉，而对苗圃个体户来讲，将树木运输出省是一道坎要通过林业局的林业检查站。好在孙承文经过多年与检查站打交道，已与徽州区林业检查站站长查建华成了“好朋友”。

　　2002年10月，查建华了解到上海万科浦东置业有限公司需要大批苗木，就主动找到孙承文。在查建华的安排下，万科公司先后三次派人去孙承文的苗圃考察，孙承文都给予了热情款待。考察结束后，万科公司对孙的货源甚是满意，表示愿意签订合同，双方约定三友园艺公司向万科公司供应1548株苗木，货款总计430万元。由于查建华与万科公司比较熟悉，孙承文就将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交给了查，委托查去上海签订合同，孙承文答应事后给查货款总价15%的回扣约64万元。但是，当合同履行完毕后，孙承文只拿到了171万元，“还不够成本费”。

　　而查建华却有自己的说法“万科公司需要大批的苗木，孙承文也愿意将苗木卖给我，但签合同要公章，我就向孙承文借了公章和营业执照，否则，我就不买他的苗木。所以，与万科公司的这笔生意是我做的，所有的利润当然归我所有。”

　　查建华的说法是否有合理性呢？暂且不论查建华的“否则”是否带有胁迫的性质，就孙承文来说，那么大的一笔生意，不要任何利润，甚至倒贴成本要“促成”买卖成功，作为一个商人，孙承文巴结这位站长的代价也太大了。而查建华接受这么厚重的“馈赠”，是否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呢？

　　2002年10月23日，万科公司与三友公司的《绿化苗木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后，孙承文分别从自己在祁门县、徽州区的苗圃起运了一千多株苗木，并办理了动植物检验检疫证明和出省木材运输证明，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全部运往上海，并安排工人到上海管理、嫁接苗木。第二年，因部分苗木未成活，孙承文又从其他苗圃向万科公司运输了两车苗木，以补栽未成活的苗木。与此同时，查建华利用暂时掌控三友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到银行开设了三友公司的银行账户，联系人为查建华。然后，万科公司将全部货款430万元陆续汇进了该账户，而查建华只从该账户内提取171万元给了孙承文。

　　孙承文为了向查建华讨要近二百万的余款而闹得双方关系僵持，从此，孙承文的苗木运输麻烦多多，林业检查站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与其等死，不如鱼死网破”，孙承文想到了打官司，“当然，也有人劝我：你的企业是受林业部门监管的，得罪不起啊。但我别无选择。”

　　2004年，孙承文分别向法院起诉、向黄山市市长写举报信。而查建华也在这一年从徽州区林业检查站站长被提升为徽州区林业局副局长。

　　2005年8月30日，黄山市中级法院判决认定：上海万科公司与孙承文的三友公司是本案《绿化苗木采购合同》的主体，两单位均在该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且合同中所载明的苗木绝大部分由三友公司提供，合同中所载明的货款亦全部进入三友公司的账户，据此，本案的苗木货款应属三友公司所有。查建华辩称自己也在合同上签了名字，是借用三友公司名义做的生意。因查的抗辩理由无法对抗书面合同的效力，所以不予采信。判决查建华应归还所截留的货款47万余元（扣除各类杂费）。

　　对此判决，查建华提出了上诉，他坚持认为万科公司是向自己买的苗木，与三友公司无关。而孙承文对“47万余元”的判决也提出了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