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我要你负责2021年12月14日，包容会第11期“普惠大视界”活动“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助农取款点的来龙去脉”成功举办。在对话中，各位嘉宾充分交流了最基层金融服务站点的现状、未来发展等。不同地域间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还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探索，目的都是为了有效解决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早在2014年人民网就有报道，其中写道：央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截止2014年上半年，助农取款服务点近90万个，覆盖行政村48万余个，消除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空白行政村超过80%。这两年我又听到相关消息说，助农取款点已经覆盖了60万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100%。

　　我去参观过好几个地方的金融服务点，比如在小卖部、村委会当中装一台机器，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存取款服务，大概金额限度在2000以内，很实际地解决了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甚至可以说是“最后一百米”的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印象中国际上类似的服务终端也有。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一项代表普惠金融成就的重要项目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样的发展历程，未来又会朝什么方向走？有没有面临一些挑战？国际上的经验是什么样的？这是今天想和几位嘉宾探讨的问题。

　　我之前对于普惠金融的助农取款点了解不是很多，曾经见到过山区、海岛的一些乡镇中的代理点，比如天台的山区中有一个邮政的代理点，实际是一个小卖部，我和农信的主任一起去看的，小卖部中有简单的金融服务的记录。

　　目前我了解中主要是三个银行会在基层做这种服务，一个是农信系统，一个是建行，另外一个就是邮储银行。在取款点方面，其中建行系统在我们台州的行政村大概是达到了90%的覆盖率，农信也是90%以上；在整个浙江省去年的统计来看，农信是有1.5万个点，建行有2万多个点，邮储有2300多个点。在各家的点上都有各自的品牌，农信的品牌叫丰收驿站，建行的品牌叫裕农通，邮储叫助农通。具体做法上一种是代理的，跟其他网点结合起来，比如与超市、村委会、电信代理等合作。台州农信自己建设的1260个取款点里面分为两种，一种是标准化的，另一种是简约式的，按统计来看，平均每天办理业务是7.52笔，平均每笔业务是2110元，所以每天的平均业务量大概在1.59万元的规模，全年平均每个取款点中的交易量大概在580万的规模。按照服务的人群来看，大概平均服务到的人群的业务是1.78万，这是金融的取款方面。还有一些非金融的服务，包括电费代缴，社保代缴，车票辆代购等，平均每个点每天的业务量是1笔，单笔平均的钱大概是15.7元，量很小。

　　由此可见，助农取款点对于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各个银行也都发挥了各自的特色，比如农信系统与组织部合作，设有一些“红色驿站”，建行跟供销社进行一些合作，邮储是和老的邮政的渠道合作。

　　再来看取款点的维护成本，每个月为每个点发放200元左右的补助，所以每年每个点的补助大概是2500元。如果是新建的点，比如农信的取款点的建设成本平均每个点花了34000元。

　　从三家银行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助农取款点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方面。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近些年随着线上的银行业务量的大幅提升，物理的取款点的业务量有很明显的下降，比如邮储银行的点在浙江全省来看，2018年的业务量与2017年相比，不管是交易笔数还是交易金额都下降了30%以上，到了2019年又比上一年度下降了20%以上，2020年又进一步下降，其中他们统计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半左右的网点基本上没有业务。所以业务的下降使得合作的商户和银行对于维护好网点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另外，从银行方面的感受来看，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维护这些网点还要应对日常监管和现场巡查的压力，比如有些地方要求要配验钞机、硬件设施等，这方面也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由此我个人觉得，未来是不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再进一步讨论，首先是从功能定位上，我觉得应该从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出发，适应新形势变化，特别是线上支付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今后的重点可以解决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甚至有的家庭存在所有成员都不会用的特殊情况，按照适老化方面的要求对网点业务进行调整。第二个可以结合老年人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老年人的健康经常会有一些老年病之类的，是不是能跟乡村中的医疗网点结合。第三个是最近几年有比较明显的情况是在收入增长的同时，老年人遇到电信诈骗的事件就增多了，骗子迎合老年人的投资需求。所以是不是在这方面也能有所探索，从原来的单一的融资，逐渐转变为将需求稍微扩展到投资者教育、联系的一个渠道。

　　另外今后是不是可以做到两类结合，一个是线上线下的结合，既然是一种民生体系，应该相对开放，能够跟其他的线上支付更好地结合；以及金融网点可以跟村委会、商超网点、电商网点等一些人流、资金流相对密集的网点建设结合，做到与生产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与生活场景、村委会的一些服务群众的社会服务功能紧密结合，可以使得成本下降，效益效率有可能提升；同时要统筹兼顾社会效益和商业可持续，这方面很多银行网点也在探索，我们这里有的城商行就提出将生活圈和生意圈结合起来，金融机构提供服务能够和扩展渠道有效结合。

　　台州之前有个相关探索，叫做“政银联通工程”，这个项目是从农商行的“社银联通”发展而来的，原来群众要到县城里面办理一些业务，像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不动产抵押登记等，随着办理业务的增长，政府的办事服务大厅要增加窗口，就要增加人力物力投入。但另一方面银行随着线上支付的增加使得线个，于是银行的人力和窗口都富余但政府有不足，怎么办？按照去年统计的数据，台州我们政府就陆陆续续把173个办理的事项转移到银行窗口去办，通过增加一些类似于工商执照的打印机等设施，再将银行的柜员加以培训，让银行来代替政府办一些与群众的资金相关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可以减少投入，银行又增加了获客渠道。而且对于群众而言也更加就近便利，因为银行的网点在乡镇一级的平均下来也有5个左右，这样就获得了三赢的效果。这样的政银联通也许可以延伸到乡一级。

　　再有可以兼顾的是风险防控和便捷化方面的，比如说人民银行的巡查监管能不能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这样就更加方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风险也可控。

　　在网点的建设上，靠金融机构一家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政策支持，在信息、硬件、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比如我们近几年在搞“金融三服务”，包括“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出了要建设载体，就是在基层建三个基地，分别为投资者教育基地，企业融资的服务基地，和以党员骨国干为主的金融先锋基地，依托乡镇级的网点建设这些基地。同时此外我们还相应组建有三支队伍，一支是从市县两级聘请一些专业的金融顾问，我们叫金融顾问队伍；第二支是从金融行业客户经理中选拔的，我们叫金融指导员队伍，让他们成为联系企业的人；还有一支是跟基层治理结合的，负责风险防控，是与整体的“大平安”的概念结合的，我们叫金融网格员，每块网格村中平均有3-4个人全天候负责，是政府出钱聘请，其实也是政府的力量与金融机构的力量相结合的体现。

　　叶主任讲的信息量特别大，特别是提到助农取款点不仅有一些优势，而且确实在新的形势下也面临一些挑战。他对未来的发展也有一些设想，台州也是小微金融改革工作开展得很有成绩的地方。接下来我想请出陕西铜川的马行长，因为我前不久有幸到铜川的宜君县做了一些调研，叶主任刚才提到的一些考虑，在宜君的金融服务站中已经有了一些探索。

　　我向大家介绍陕西铜川宜君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情况。宜君县在2016年4月获批开展农村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试点，金融综合服务站是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的试点工作的改革举措之一，目的在于构建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乡镇的便捷高效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体系。目前宜君县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基本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完善，并在覆盖率、可得性和包容性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并且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服务站也经过三次整合完善，走出了一条符合宜君实际商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我主要是从5个方面汇报一下：站点的演变过程、包括建设的考虑，站点的建设模式以及建设成效和经验启示及下一步思考。

　　站点经历了三个方面的演变，2010年到2014年，主要是实现了助农取款的服务，办理一些转账或者小额取现，包括养老，为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家中办理基本的金融服务。2014~2015年在助农取款服务点的基础上，融合了一些金融服务的功能，升级为惠农支付服务点。惠农支付服务点主要是在村委会比较好一点或者大一点的支付点上，加载了6大功能，我们一会简要介绍一下。从2016年至今，在惠农支付服务点的基础上，我们又加载了5大功能，叫“五站统建、五员一体”。

　　第一代到第三代站点的发展思路上主要经历了从开始的行政行为为主导，到以市场行为为主导的变革。第一代助农取款点主要选址是在个体工商户和村委委员家中，功能主要是转账、小额取现，包括一些养老金的取现，主要依托市人行主导的社会机构和特约商户。第二代是在助农取款点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金融服务的一些功能，包括金融的一些咨询等，在惠农取款点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农村电商，包括农村商超、农村物流服务站，包括信用信息采集为一体的，是在原有的综合金融服务基础上又增加了这4项功能，形成第三代“五站统建、五员一体”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五员包括金融服务员、交易员、信息采集员、产品销售者和物流配送员为一体。站点主要是在乡镇一级或者较大的行政村委会设立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站，主要是政府建平台来进行市场化运作。这种五站统建的站点主要在乡镇以及较大的行政村，在落后一点的或者是相对分散的区域，也还保留一些助农取款点，但是目前主要还是在乡镇这一级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在发挥功能，也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方面我们主要是结合实地情况考虑为什么要建综合服务站，宜君是典型的山区县，居住分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6人，经济也不发达，金融基础建设不完备，全县只有三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机构网点有17个，每90平方公里设置一个综合性网点，早期的站点即便是这样的环境中也不能满足服务需求，设备故障频生，有时候有设备无网络，还有站点扎堆、服务功能单一、商业可持续性差等问题。所以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提出来建设符合实际要求，功能完善的乡镇综合服务站，这是建站的考虑。

　　第三个方面主要是模式建设。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模式主要是4个方面：第一个是管理模式，管理模式主要是靠政府负责站点的建设。由政府负责机构经营场所，完成标准化设计，并且面向社会统一招聘站点的工作人员，这样的话商业成本就通过一定的行政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降低，并且先建设再推向市场，有利于提高运作能力。第二个方面的模式是选址的原则，选址的原则主要是在人口相对密集的乡镇，经济总量相对较大，交通相对便利，这样它辐射的范围就更大，服务的人群更广，同时也能依靠高业务量来实现一些基本的盈利。第三个方面，服务的功能主要就是5大功能，刚才说的五站统建的金融综合服务站，包括信息采集服务站和农村电商加农村商超和农村物流服务站。第1个功能是金融服务站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金融产品的超市，像银行里的产品，一些保险类的产品，期货加保险的产品，以及一些基础的金融服务项目，一般一家综合服务站里集合了三家机构的产品。另外服务站也发挥一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救助等方面的工作。第2个功能是信息采集服务站，主要是配合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面向当地农户进行定期信息采集，维护信用信息系统，缓解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一些基础的增信业务。第3种功能是发挥电商服务站的功能，以互联网加现代农业为依托，提供农产品线上交易服务，农产品上行助力农业产业转型。第4种功能主要是商超服务站，开办实体超市。第5个功能就是物流服务站，主要为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提供物流配送，有些入驻了像京东物流公司，农行、农信社、邮储、长安银行4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还有人寿保险、人保财险、人寿财险3家保险公司。第四个模式主要是配套的保证措施。第1个方面是资金补助，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每月给付站内工作人员的一些基本工资，经办的银行金融机构按比例给付一定的手续费，因为有经办金融业务，包括站点的水电、物业费用，由进驻的金融机构承担，是资金补助方面。第2个是业务集中，通过综合金融服务站整合区域内的金融服务站点，全部集中在站点内开展业务。第3个方面是自主经营，站点的人员可在站点内经营商超、电商和物流业务，自负盈亏，与实体经济结合。第4是岗位培训，由政府和人民银行共同组织，对在编的人员开展金融业务的培训，加强业务技能的提升工作能力。

　　按照这个模式，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的建设目前取得的建设成效，第1点，全市共建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16处，是比较标准化的，覆盖了两区一县。第2点，各种支付点形成了网络体系，助农取款点实现了117个行政村全覆盖，6个乡镇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全覆盖，县一级是绿色信贷标准化网点覆盖。第3点，支付服务点作用也在不断增强，主要是有针对性地通过背包银行面向提供服务，解决老弱病残群体的一些支付需求。主要形式是由惠农支付点的代理人员带着小型的验钞机、密码锁等基本设备的背包定期或者预约上门提供服务。业务与普通助农取款点一致，主要包括取款、现金汇款转账、补助领取等。由于站点的代理人员部分是商超的经营人员，所以他们在上门服务的时候还可以附加上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送货销售等，也促进了商超的销售业务。惠农支付点上门服务的月均交易笔数和交易额分别为330次，平均一年14.83万元。

　　从金融服务的便利性来看，建成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每个月平均可以办理1000多笔业务，办理金融业务的路程也变短了，时间也缩短了，老百姓从物理距离上嵌进了金融，原来距离最短的是三公里，到目前综合服务站建成后是最小距离是0.5公里，最大距离原来是30公里，目前建成后最大距离是三公里。

　　金融机构针对特殊群体，也创新推出了部分的信贷产品和保险产品，并依托服务站销售办理。主要有4个品种，第1个是富农宝，针对的是贫困户的信用，在核定额度和期限内向居住在辖区内的贫困户发放无抵押无担保的一些贷款。这种小额信用贷款一般不超过10万，就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第2个是创业贷，主要是发放给辖区内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和创业能力的高校毕业生，包括自助工作，转业军人以及返乡创业者，农村富余劳动力，贷款用于支持自主创业的合伙经营，一般不超过50万元，个人一般不超过10万，企业一般不超过200万，特点为政府推荐、创业培训、财政学习、风险分散，这是和国家创业担保基金基本上是结合起来。第3种是“果易贷”，宜君主要需要三大保障，第一项是苹果，对于有固定居住场所的核桃、苹果等果业种植实体，年龄在22~55岁之间，有融资公司、农户、信用社三方合作为主体，以农户受益为核心的一项专项贷款，额度一般在5万以内，具有手续简便、期限短、周转使用的特点，这是针对农资产品。第4种是保险加期货，这个主要针对是苹果期货价格，保险中用户不需要了解这些复杂的一些期货交易，只需要向保险公司卖入价格保险即可。保险公司利用保费向期货公司买入看点期权，期货公司在市场上对冲，其中保险一般由发行期货公司全额本钱，农户不需要交钱。保险期间由于市场波动，也造成这个参保苹果的市场平均价格低于保险价格，保险公司就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苹果种植户提供赔偿。这个目前应该说首单的苹果，包括保险加期货项目已经落地，目前拓展着玉米、鸡蛋等领域。通过一个案例，有一个贫困户，叫王建龙，是第一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在2016年通过彭镇信用社，通过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采集的他的信用信息，对其进行贫困户的建档评级，并向其发放了扶贫小额信用贷款5万元，用于购买农机具、脱粒机主要在农产品收购期间为村民玉米脱粒，按照每斤的玉米净赚一分钱效益，每年使用脱粒机可实现净收入2~3万，同时带动周边农户和贫困户务工。就是这样给他通过信息采集，实现了增信发放贷款。同时王建龙以每亩40元的保险费为自家的5亩果园购买了保险，共花费了200元的保险费。2018年2月初，铜川受到大范围降雪天气的影响，苹果期货价格持续下跌，他种植的苹果应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基本绝收，这就得益于人保财险和郑州交易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为他购买的苹果价格指数保险。受灾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勘查灾情，一周内为王建龙赔付了8000余元，减少了大部分损失。可见期货加保险，苹果价格指数保险在灾害天气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这种基层金融服务还建立了村民和金融机构沟通的桥梁，主要是针对失信贫困户进行信用重建，这也是人民银行2016年金融进入扶贫攻坚阶段以来推出的一个主要举措。也有个案例，宜君的强文平以前是货车司机， 在2011年因为车祸导致残疾，所以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妻子经营农业。2012年他在信用社申请了2.8万元的贷款发展种植业，借款后遇到冰雹雨雪天气，农作物受损，几乎绝收，家庭收入难以支撑，贷款在2016年到期后无力偿还，形成了不良记录。在2016年新一步的脱贫攻坚中，强文平想发展养殖业，但他因为之前有不良记录，金融机构无法给他贷款，我们就通过信用重建，根据其良好的道德品质，包括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强烈的发展生产的意愿，给他发放了5万元的信用贷款，帮助其购买了500只鸡苗，收入明显增长。

　　另外还带动了当地的特色产业，使实体经济提速发展，我们主要依托金融综合服务站，让农户参与到一些现代金融，促进了当地的发展，群众也通过服务站提升了金融素养，参与了金融市场，获得了金融服务。我们也建立了宜君指数，主要是构建实施效果来评估，建立了评估指标体系，并服务于了33项的指标的赋值，加起来计算得出的反映农村普惠金融试点进展情况的一些具体数值进行实时监测，动态把握，为试点推进起到了一些决策参考和推动作用。

　　此外还能带动就业，有个彭镇的案例，贝院长也亲自看过。站长是当地的一个大学生，但是他因病导致毕业找工作时受挫，一直待业。2017年4月首批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建立以后，他就通过笔试面试进入了附近的站点的站长。他每天和前来办理存款、转账、贷款咨询、买保险的村民打交道，还在电商服务区为老百姓做电商的展示和代购。后来他说每个月除了公益性岗位的工资之外，还能从基础金融业务中获得两三千元的收入。

　　关于服务站的成本方面，服务站主要是政府建平台，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以某个宜君县的站点为例，基本上就是在一次性房租、门头装修，共有3万元左右建站点。配套的设施主要就是一些水电，桌椅、货架，取暖补助每年有700元，工资主要是供一些岗位补助是每个月是1500元。宜君联社和宜君农行在站点建设上主要是布放机具，有POS机、配套设施比如制度卡、打印机、点钞机一些基本的易耗品，工资的话基本上是宜君联社每年返还给站长的业务返点利润12,000；宜君农行每年的业务量相对大一些，支付返点一年有36,000，这样两家机构基本上像宜君联社每年的转账现金汇款交费的业务一年是1000笔左右，涉及金额是200万元；宜君农行平均每年有9276笔，涉及金额是912万元，所以站长每月的收入基本上是4000~5000元左右，在当地就是中等以上收入。

　　马行长，我听下来，宜君服务站的基础设施、房子，可能是租下来也好，或者是装修也好，好像是政府掏钱的，各机构负责布机具；刚才浙江台州的叶主任讲的情况我听下是说浙江的网点实际上是三家主要机构自己花钱来配置。

　　对，我们主要是行政推动，实际上是做一些平台，鼓励机构来进驻，机构在乡镇这一级也有微利，使得整个事业是可持续的。

　　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浙江的金融机构本身效益比较好，也是比较富裕的。但是陕西特别像宜君这样的农信、农商，他们实际上还是不那么富裕的是吧？这属于政府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还是蛮有必要的。

　　对，其实就是政府引导。目前站点存在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机构的困难，与前面叶主任介绍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觉得一个是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对站点的业务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大概从2019年开始至今手机银行的快速普及对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业务量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各服务站情况不一样，但站点业务量也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第二是实体的结合度小造成的站点人流量小。这也和机构的选址有关系，有的选在交通方便的过道旁边，其它的机构也少，业务量就比较大。第三是站点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综合服务站内业务主要还集中在农村金融服务和商超服务。

　　谢谢马行长精彩的介绍。确实你们在这个领域应该说又往前迈了一步，还是做了一些探索，但是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实际上跟刚才叶主任讲的也是非常相同的。整个国家数字金融发展以后，对这些比较传统的助农取款点带来了挑战，那么因为我们后面肯定还要对这些现存的问题和到底怎么发展还要展开讨论。我想先听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我想请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朱韵小姐给我们介绍别的国家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点到底未来应该怎么走。

　　好的，谢谢贝院长，也非常感谢叶主任和马行长的详细介绍，我跟大家多讲讲国际上的故事，我想我有4个话题跟大家进行分享。第一个话题是，助农取款点——国际上叫agent banking（即代理商模式）——产生背景和逻辑；第二个话题是，国际上有哪些模式；第三个话题，刚刚大家谈到了很多商业可持续性，我想聊聊国际上是怎么看待“代理商银行”商业可持续性背后的驱动力；最后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各国的代理商模式，对其监管的启发。

　　首先，助农取款点国际上叫做“Agent Banking代理商银行”，它其实是在”Alternative Channel替代渠道”——即银行大零售业务的“大渠道”体系中的一部分。我记得以前世行集团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渠道做过调研，有一个案例讲到，如果一个传统的银行网点成本是25万美金，那么，迷你网点（可能设在商店里面）的成本大概在5万美金，这个银行建一个ATM机渠道的成本约1万美金，建设有全套的POS机具的助农取款点成本约2000美金，而更简化的代理商（只拿一台手机，类似于我刚刚听到的背包助农取款点）的成本大概是400美金，那么当整个社会发展向无网点渠道、无现金交易发展时，它的渠道维护费用基本上就是0。所以在国际上我们跟银行去聊代理商模式，聊助农取款点的时候，也鼓励银行统一地去考虑所有渠道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考虑网点布局与设置。

　　在国际上助农取款点或者代理商的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它最开始是解决现金社会中最后一公里的现金需求（CASH IN CASH OUT），在中国主要就是小额存取、以及一定的转账查询功能。这个渠道最初是为了方便政府的转移支付，比如给农户的政府补贴，国际上还有很多“国际民工”，他们在各个国家打工，需要把钱寄回到家里，也是通过这样的助农取款点。在国际上，不同的是，他们的代理商网点可能还会有开户、以及小额信贷申请的功能。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国内外看到助农取款点的功能已经从传统的小额取现，延申到了更多的金融服务，乃至叠加的大服务功能，比如，农资物流、健康服务、金融教育等。

　　接下来，我们聊聊助农取款点的模式。国际上，代理商模式有银行主导、电信运营商主导、独立第三方运营等模式。在国内，由于各方面的考虑，主要是以银行主导的模式。2010年左右人民银行开始组织助农取款的试点，2011年正式推广。从2010~2015年期间助农取款点在我国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助农取款网点达到了将近100万个。2015年以后，随着手机支付的蓬勃发展，助农取款点数量有小幅的下调，但是依然在90万个左右。国际上，基于智能手机的金融业务发展并没有这么快，在亚非拉的很多地区，代理商模式仍是银行网点非常重要的替代渠道。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大家经常听到非洲肯尼亚的M-PESA，就是由电信运营商主导的模式。它从2007到2014年间，从推出到快速增长，交易总额就达到了相当于肯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40%的规模。在该国低收入人群当中，75%的人都是使用M-PESA获得金融服务的。在南亚，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印度的FINO、孟加拉的bKASH、巴基斯坦的Easypaisa，他们之中不仅有电信运营商的模式，还有独立第三方运营的模式。在拉美地区，有着本身从事零售服务的公司，在其网点上叠加起金融的代理商服务，像墨西哥的OXA,，也有例如巴西的联邦储备银行的银行主导模式。简单总结来讲，在国际上，代理商的模式有与国内一样的银行主导模式，也有大量典型的电信运营商主导模式、零售商运营模式，以及独立第三方运营的模式。

　　我特别说说独立第三方运营的模式。大概在2013~2015年左右，国内外的专家曾经有过许多交流互访与研讨，当时大家对第三方是由谁来监管怎么监管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在非洲南部与南亚，独立第三方代理商运营商倒是有着不少成熟的例子，比如印度的FINO就是帮助多家银行运营代理网点的专业机构。2015年，印度央行推出了“支付银行”的牌照授予好几家像FINO的运营商，鼓励该行业的专业性。

　　前几位嘉宾刚刚都提到了“商业可持续性”，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观察到的背后驱动力。第一点就是协同效应。无论是刚刚听到的中国实践，还是海外案例，都验证了这一点。前几年，我们走访过哈尔滨、内蒙古、浙江、山东等等，看到不同地区的模式，却都一个特征，就是在当地能够符合要求做好做活助农取款点的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或者一个人，可能是这个村委会的干部、可能是电信代理商、可能是邮政的三农服务站，或者村小卖部。这一个点在本村不仅承载了助农取款点的功能，还承载了物流、三农服务、健康服务、农户教育等各方面的功能。这样叠加的协同效应，其实对它本身的商业可持续性是有好处的。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可能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固定成本。

　　第二个驱动力，是对于代理商的分层管理。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比如酒店的管理运营有五星四星三星级对吧？同一品牌的酒店，对于不同星级的点，客户能够享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专业代理商分层管理，是同样的道理。再以印度为例，他们的高阶代理商，配置和功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银行网点，可以进行远程开户、存取款、缴费，乃至贷款的申请和发放；第二级定位成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代理商网点，功能相应减少……到第五级便定位为满足最后一公里基本需求的代理商，他们可能连网点都没有，只是穿着工作服、携带专业极具的工作人员，主要功能是小额取款、话费充值。

　　另一个驱动力，是金融教育。我们在国内看到，助农取款点通过与农户面对面的交互，可能是一个进行金融知识的普及的最佳渠道之一。我们在调研中常常发现，”最后一公里”地区，除了留守较，也有着大量返乡人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很需要可信的渠道。我们曾经在张家港调研时曾经遇到一个大姐，她以前在城市医院打工，养成了很喜欢学习的习惯。返乡以后，由于缺乏便捷渠道，她迷上了所谓的微信学习群，因为群里有普通话标准的“老师”。她兴致勃勃地跟我们展示了200多个学习群，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群大多是传销、虚假广告、套路理财。这个例子提示我们，其实需要一个接受过培训的人员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金融普及教育，把他们从网络骗局中拉出来。

　　最后因为时间有限，我简要分享一下基于国内外调研，在代理商监管方面的一些建议。首先我们很理解，最后一公里的复杂性，提高了代理商的模式中的操作性风险和欺诈风险。比如，我们在南亚听到过偏远地区的”假ATM”，即看似ATM机的小屋子背后，是人而不是机器在“存钱”。我们也听到过有诈骗分子在偏远地区建了一个“银行网点”，装修得跟电视里的大银行网点一样，对农户进行揽存。对于代理商网点，在进行风险管理的同时，要兼顾商业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我们建议，首先，有一套标准的代理商管理系统是很有帮助的，它能帮助我们统一管理代理商的准入标准、实时远程监控其运营中的风险以及业务诉求。觉得浙江省的有关部门和银行几年前曾经探讨过。希望他们有更多进展。再则，扩大网点叠加功能对于商业可持续性很有帮助。建议有关部门能有一个机制把原来属于不同部门监管的功能进一步打通。最后，网点的分层管理机制也值得考虑——即：鼓励对于达到一定标准、又有当地需求土壤的网点加载更多功能，而对于需求相对简单的网点、可简化其功能——这对于管理的便捷度和商业可持续性都会很有帮助。

　　谢谢！非常精彩，信息量也非常大。我略加归纳，刚才几位专家讲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我国的助农取款点，还是股份金融服务站，它的价值、功能在解决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还是非常显著的，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它所面临的一些新挑战。比如现在农村普遍有的“空心村”现象，村庄里的人只剩老弱病残，被称为“38-61-99”部队。真正干活的人都不见了，对金融服务有旺盛需求的人越来越少，站点的业务肯定就会呈下降趋势。另外一个挑战是手机银行发展得特别快，人人都有智能手机，大多数人的金融业务都可以在手机上解决了，城里面的银行网点都门可罗雀，对物理网点的设置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再加上刚才几位也谈到了有一些重复建设的问题，比如一个村里三家银行都设有站点，村里有限的业务量也就被分散了。换言之站点的存在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但是它的建立和维持也需要成本来支持。那就牵扯到有没有长期可持续的前景，如果说也要进行改革、提升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提升？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原来传统的普惠金融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可能要进行很大的转变，才能够与时俱进。当然我也在调研中也看到，有一些机构实际上是把这些站点作为品牌宣传的窗口，似乎是发挥出了其它的一些功能。

　　所以从未来来看，刚才那几位专家也都提到，基层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可能是朝相对集中，功能拓展的方式去转变，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商业上它还必须是要可持续的，不能永远让政府来背包袱。那对于这些服务站未来的设想，我还想请朱韵、叶主任、马行长以非常简洁的语言来谈一点看法，特别是把助农取款点和农村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跟未来的乡村振兴等工作联系起来，听听你们的看法。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金融渠道分为非接触和接触式，助农取款点，作为触达“最后一公里群体”的少有的接触式金融渠道的延伸，它还可以加载很多金融与非金融的功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非常鼓励银行在监管机构的支持下，能够打通各种功能。同时，未来是不是也能朝着低碳绿色的路径上发展。

　　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我们感觉下一步要不断地优化升级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上要紧密依托一些实体经济，在站点的选址上、功能的拓展或设置上，都应力求更加精准合理。我们下一步要探索与供销联社合作来服务实体经济，扩大服务群体和使用效果，在这一方面来解决收入和有些成本的问题，实现商业可持续。第二方面我们建议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站推向市场化的一些管理制度的完善，我们探索金融机构轮值管理。第三个是科技赋能方面，从管理的角度普惠金融服务站目前正在建设安装三级联网视频会议系统，目前我们已经立项，前期招标也慢慢完成，实现站点管理的实时动态掌握，市、县、乡镇通过三级联网来有效防范站点的隔离风险，从线上和线下结合进行风险管理和监控，同时通过三级联网、视频网络加大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来提升金融素养。

　　马行长您讲的除了商业方面的，让我感到最值得去琢磨的就是怎么样把站点将来作为金融教育、金融素养培育的基地。能力建设是普惠金融服务中很关键的一个点，这方面好像你们确实还是动了一些脑筋，也已经有了一些尝试。我觉得从全国的角度可能将来不仅仅把这些站点作为实现交易的网点，而是还可以把它变成普惠金融教育的站点，使得功能和价值的利润提升一大步。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是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从原来的单一银行去建网点，转变成由政府来推动，并与金融机构共建的模式可能比较好。另外服务点最好变为共享的服务点，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我们最近有城商行就提出来，它的网点都要变成“邻里中心”，今后在共享甚至虚拟的空间让功能多元，并由党组织和村委会一起来推动站点的建设可能更加现实。中国的体制优势可以发挥起来。

　　我觉得叶主任说的“政银联通”，村集体的一些共享平台，以及“生活圈加生意圈”的这些探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最后是各地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社区的情况，产生出各种特色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