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部族头像城里人与村里人间的感情从未如此敏感。城市化浪潮下，城乡的鸿沟没有变小，而是越来越大。乡村已被抛弃了吗？是我们变了还是乡村变了？新浪新闻和来自31个省乡村的记者，一起记录我们的乡村正在发生的变化，观察乡村走向何处。

　　对他们而言，每一年春节，都是上一年务工季的结束，下一年务农季的开始。 过完年后，茶树开始抽芽，又一个采茶季节来临。

　　对村里人来说，采茶收入占一半以上，采茶季是相当忙碌的，采茶、炒茶、卖茶，需争分夺秒。一般从正月末持续到十一。

　　但对于急着赚钱的村民来说，往往五一后，就选择外出。毕竟过了五一，一天采茶最多只能挣100元左右。

　　外出务工的，多是年轻人。上了60岁的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留在村里，种些经济作物。

　　与他们不同，近几年越来越多村里人去国外打工。村民们记得，2008年起，村口村务公开栏时不时有人张贴出国务工告示。

　　第三代农民工，年纪往往在30-40岁左右。他们留下老婆孩子留下，自己跟着劳务派遣公司走。走之前，他们都会签订“生死合同”。

　　签订合同后，就远赴日本、非洲、东南亚、南美等地，一走就是好几年。到国外后，或修铁路、或修高架、或修工厂。总之，都是大工程，工程做完之日，便是归期。

　　第一代农民工，往往就在近郊，帮人砌砌房子、拉拉电线、修修补补公路。最远也就到省城，几乎很少出省。

　　小杨他表叔盛林安(化名)今年39岁，是村里去国外打工第一人。2010年，他怀着对财富和异国的期待，跟着工程队去日本开挖掘机。一去就是3年，中间没回过一次家。

　　“钱是赚到了，但人跟坐牢似的，再也不想去了。”他说，头一年刚到日本，见什么都觉得新鲜，工友们之间聊得也多。一年不到，由于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工友们都渐渐开始消沉。后来工友们只顾埋头干活，下工后除了打牌就是睡觉。

　　“电视也看不懂，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他说，到后来，就连每周一次给家里打电话，也都失去了意味。“每次打电话都不知道能说啥，无非就是问下天气怎么样，家里人好不好，其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

　　从日本快回国时，他想着给家里人带些东西。在机场免税店，他见到了能贴在墙壁上开的遥控汽车，觉得神奇得很，就给家里的小孩一人带了一辆。回国拆开一看，车底赫然写着“Made In China ”。这事儿把他气惨了，他总觉得老祖宗说得没错——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木易）

　　三秀才消失的消息，在整个村子里传开。对此，三秀才的大哥一直支支吾吾，不肯多说。

　　宁夏南部山区，因缺水干旱，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但这也正是回族作家张承志笔下被精神化、被神圣化了的“西海固”。宁夏西吉县火石寨乡小红庄村，便是类似“西海固”的一个小村子。在这里，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能靠天吃饭。

　　上世纪90年代，尽管当地政府一直在推动劳务输出和生态移民，但村里人大多种地，外出打工的很少。几乎每家种植十几二十亩土豆，秋末初冬卖掉，一年赚个三五千。去年，西吉县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6857元。

　　三秀才，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念书时聪明伶俐。等他现在快40岁时，村里人还是未改口。

　　种地没有出路，初中未读完，三秀才就出去打工了。靠着头脑灵活，挣了一点钱。但回来时，他的一条腿是跛着的，有人说他欠钱被打。他总笑呵呵地说，自己不懂事弄的。

　　回乡后，不甘于现状的三秀才，准备了20多万资金，和人搭伙做水厂。第一次创业，世事难料，打了水漂。

　　不气馁的三秀才再次外出打工。这次，他在西藏挣了不少钱，据他讲在当地还买了两套房。

　　2014年春节，三秀才再次“荣归故里”。这一次，腰包鼓了一些，他打算和人合伙开零食厂。他说，“我打算将零食打入新营乡、吉强镇，让西吉县知道咱们村有这个品牌。”而且，第一阶段如何推销，第二阶段如何赚回成本，他说的头头是道。

　　然而，一年后，三秀才又失败了。这次，不是资金短缺，而是合伙人不稳定，让他出局。

　　三秀才在消失前，他最后要大干一番的是一个养牛场。养牛场不大，也就一亩地的面积，他却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十八亩”。里面养着三五十头牛，但员工就几个。

　　为办好养牛场，三秀才到处筹钱，借遍了能借的村民。为此，他又负债二三十万。去年过年时，来三秀才家讨债的人络绎不绝。为躲债，三秀才就消失一段时间。

　　终于，养牛场熬不住了。三秀才借完了村里人，甚至邻村的，实在没办法，他跑到县城找到关系，借了高利贷。到底借了多少高利贷，村里人不知道，三秀才的大哥也说不清楚。

　　然后，他又四处活动，把养牛场卖掉。欠的债，还了一部分，剩下的还拖欠着。今年过年，来家里要债的人一拨接着一拨。“三秀才是人才，只是运气不好。”有村民说。

　　如今，三秀才参与创立的桶装水，村民们喝上了；零食厂，在县城的工业园里拔地而起；养牛场，被一个回族企业家买下后，继续开着。只有三秀才，消失不见了。(王小异)

　　老高有好几次机会彻底离开农村，，但每一次他都舍不得，选择了跟土地在一起。现在，老高后悔了。

　　这是地处河北、山东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交通便利，东临德州、西靠衡水，京沪、京九铁路在附近横穿而过；公路四通八达，省道、县道、乡道都在十分钟的车程以内。

　　村里有100多户，700多口人，土地3000多亩，人均耕地面积在附近村庄里算是高的。

　　陌生人来到村里，会觉得这个村子生活不算差。家家户户高屋大院；过年时，几乎每家门前都停着一两辆汽车。但这高屋、大院、汽车，没有一样是土地给他们的。

　　62岁的老高，是村里的“能人”。能打家具、会盖房，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算账。上世纪80年代，老高开始单干，成了乡里最早的“万元户”。

　　他第一次能离开土地的机会，是在90年代初。那会儿他给东北一所大学盖楼，熟起来后，大学劝他把户口迁到学校。户口迁走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家里的20亩地，老高犹豫了好久，没有答应。

　　他继续包工，1997年金融危机一来，他的工程不见少，但工程款越来越难要。到年底，老高将自己的积蓄给工人发工资，老高开始不想干建筑了。

　　他的第二次机会来了。德州城建集团请他去上班，老高又犹豫了。“20多亩地，好好弄弄，怎么也不会受苦。”他决定，彻底在家当个农民。

　　土地效益一度还不错，但这两年越来越差。农药、人工成本嗖嗖涨，粮食价格却一直降，老高给算了一笔账，“土地效益不行，种地根本不够花的”。

　　村里种的最多的是小麦和玉米。村里没有水，用深井浇水，所以这一项的支出特别高。

　　拿玉米来说，一亩地能产1200斤左右的玉米，一斤玉米只卖7毛钱，收入840元左右。但支出却高得惊人：玉米种子50元，机器播种30元，浇三遍水210元，化肥150元，收割加旋耕180元，再加上喷洒农药，一亩玉米纯收入仅200多元。种小麦也差不多，每亩地纯收入在400元左右。

　　老高还种棉花、芝麻、谷子。20亩地，“一年下来收入两万块钱，除去各种支出，基本剩不下来钱”。“想出去干活儿，但现在老了，没有人要。”踏踏实实种地又入不敷出，忙了半辈子的老高，特别心慌。

　　其实，村里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了。老高家有十几个侄子，只有两个还在村里生活：一个侄子50岁了，在村里种大棚，儿女上了大学，留在了外地；还有一个侄子在村里住，今年去阿尔及利亚打工，没有回家过年。其他的侄子，大多在建筑行业，但都已不在村里生活。

　　老高数了又数， 40岁以下还在家种地的，基本没有。“吃不了那个苦，再说种地也挣不了钱。”老高说。

　　老高的儿子小高，2013年底开始自己包工单干，2014年工程款就被拖欠。“一年能挣20万左右，但现在2/3的款都欠着。”小高说。

　　小高犹豫着是不是放弃不干了，但老高还是劝他坚持，“随便干点啥活儿，都比种地强”。(高美)

　　站在祁连山上向下望，山洪冲积而成的扇形戈壁滩一览无余，不远处，是金黄色的巴丹吉林沙漠余漠。两种地形间，夹着一片不足4000亩，远看像火柴盒的村落，便是明水河村，隶属甘肃张掖市临泽县。一个建于1991年，地道的移民村。

　　村子名为明水河，但却是一个没有一条河流过的戈壁滩村。25年过去，全村170户，不足千人。

　　这也是个“孤岛”一样的村子：向东距离邻村，有近2小时的自行车程；向西隔着一条山洪沟，对面是邻县的村子；向北步行1个多小时，爬过巴丹吉林沙漠余漠，可以到312国道；向南穿越40多分钟戈壁滩，可以到达铁路兰新线。

　　除夕前一天傍晚，孙永从县城高铁站接到回家过年的妹妹孙有后，车程15分钟，两人便带着年货回到了村里。9年前，同样的路程，需要骑自行车走2个多小时。而在更久以前，则需要穿过戈壁滩，骑行3个小时。

　　2009年6月，在筹备两年后，全长7.8公里，造价每公里33万，横穿沙漠，直达312国道的柏油路开通了。据村支书介绍，1991年，全村只有一台两家合买的拖拉机，至今全村已有50辆小汽车，几乎每家一台农用车。

　　25年里，在这个从戈壁滩发展起来的移民村里，越来越多的移民二代逐渐长大，成功走出村子。据统计，至2015年，全村已有61个大学生，其中全国重点院校学生有20个。因为“好学生多”、“发展快”，村子早已声名在外。这也为这个移民村营造了一种重教育的氛围，如今，学生上下学全有车接送。

　　作为移民二代，孙永虽然不是大学生，也告别了农民身份，在县城开了一家汽修店。如今，他的下一代已被安置在县城。很多移民二代和三代，虽然住在村里，却也不像世纪之初那么艰辛。

　　“作为移民村，移民一代中的40-60岁人口，占到了全村人口的五分之二。”村支书坦言，用血汗创建了这个村子的移民一代，几乎都步入了老龄阶段，而移民二代的脱离务农，极大加剧了这个年轻村落的劳动力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地流转将会成为该村的主要经营方式。

　　当然，也有留守村子的年轻的移民二代，开始尝试通过网店售卖当地土特产，探索新的赚钱门道。(王巧爱)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多赚点钱，以后自己做点什么，不再为别人打工。”在23岁堂弟的未来规划中，已排除了农村、土地这两个选项。

　　堂弟初中毕业后，读了汽修学校，毕业后随施工队去了安哥拉修铁路。两年后回国，去杭州一家汽车厂打工。在外花销大，又赚不到钱，他最终在年前辞了工作，回宝鸡找了份在4S店做售后的工作。

　　宝鸡地处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我老家郝家村则是宝鸡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全村1300人，地理位置尚好，离县城不到一小时车程，去省城西安也只需3小时。

　　早在十年前，叔叔(堂弟的父亲)和村子里的大多数青壮年一样，在宝鸡、西安一带打工，用赚来的钱在家盖起了二层小楼。一楼自己和老人住，二楼准备留给孩子以后结婚住。当时，家里还新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轰隆隆开进高大的门楼，整个家显得富足又美满。

　　如今，叔叔已不再打原来的算盘，把二层楼留给儿子结婚，他更希望为堂弟在城里买一套房子，不再回农村。“我爸早放过话，他不会在老屋投资一分钱。”堂弟说，家里的农用三轮已经卖了，前屋本打算铺墙面瓷砖的计划也终止了，一家三口所有的收入都将用在攒钱买房上。

　　叔叔在老家有四亩多地，每亩地年收入约600元，这已经不值得他们守在村里耕种。他只在农忙时回家料理，有时甚至农忙时节也不回来，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几乎完全取代了人力，一个电话，村里的农机手就可以代为播种和收割。

　　在村里，有类似盘算的人不在少数，土地收益已变得微乎其微，对在外打工的人来说，也没专门回家劳作的必要，把土地托管出去，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些收播季节难回家的村民，可将耕地委托给专业种植合作社。合作社一般由种子化肥销售户、机械手、种粮大户等组成，他们为村民提供“菜单式服务”，农户自选项目，签订合同，再从卖粮款项中扣除服务费用。

　　县里统计资料显示，最大的合作社已托管了2200亩土地，由于大面积作业的高效性，每亩土地能节约100元耕作成本，粮食产量也有所提高，合作社的年纯收入接近20万元。

　　这样的合作社是政策支持的对象，“培养起职业农民，就不怕以后农民都跑城里，没人种地了，这也是农业发展的大方向”。

　　在一些年长的村民看来，土地托管模式虽然解决了家里的后顾之忧，但播种、施肥的服务质量怎么样，地里到底打了多少粮食，其实自己很难知道。

　　“往年的产量都在那放着，差不多就行。”在堂弟这般大的年轻人眼里，既然都托给别人种了，又何必斤斤计较？(千杨)

　　西亭村礼昭山屯，是桂东南地区一个只有300多人口的小山村，位于广西桂平县。覃老汉一家三代15口人，就生活在这个贫困的山村。

　　覃家祖孙三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今过春节，有田有地的覃家人却难以吃上新米，只能吃陈年米，甚至要去买米。

　　上世纪50至70年代，为了增加耕地，吃饱饭，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处于丘陵地带的礼昭山，只能用烧毁山林植被的方式开荒，许多位于半山的水稻田就是这个时期开垦出来的。

　　勤劳的村民通过努力实现了温饱。覃老汉不识字也不善言辞，但他会用竹子、木头、稻秆制作农具和家具，每到初一、十五，他都会在家里和附近的土地庙祭上贡品，表达对土地的感激。他熟悉身边的一草一木，却完全不知道桂平以外的世界是啥样。

　　上世纪70至90年代，当地政府在原有道路基础上修建了353县道，泥泞的土路虽然并不好走，但为礼昭山走向外面的世界提供了一条通道。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为大山里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可能。覃老汉的大儿子覃大哥就是通过高考走出了礼昭山，进入了当时“铁饭碗”的铁路系统。

　　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重，油麻镇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退耕还林的政策，禁止烧毁植被开垦田地，加上水稻种植收益小，父母年纪大后，覃二哥就不再种田。

　　现在，覃二哥与别人合伙在当地承包起了建筑工程，帮临近村庄的村民盖房子，也顺便接一些红白喜事宴席。

　　除了屋外少量的菜地和一小片果林，覃家的土地全部荒置了。自己有田有地却吃陈年米，有时甚至要去买米，这成了礼昭山的怪现象。

　　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前10年，改革开放使广东工厂如雨后春笋建起，粤语地区相对欠发达的桂东南，无疑成了距离广东最近的廉价劳力输出地。

　　353县道在8年前翻修成了沥青柏油路面，从油麻镇到桂平的小巴每15分钟就有一班，加上南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开通，交通的便利使礼昭山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现在，村里18-35岁的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以去广东佛山、中山、东莞地区的工厂最为集中。

　　“读书不如去打工”成了礼昭山少男少女的普遍观念。覃二哥15岁的女儿小琳，就在去年暑假前背着父母，偷偷跟着小伙伴冒用别人的身份证到广东打工，直到过年前才回家。

　　因为缺年轻劳动力，农田的荒置更为明显，就连353县道旁的田地都出现了严重荒置，成为沼泽。而村口路旁的田地积满了杂草和水，根本看不出两三年前稻田的样子。

　　对于打工的这一代，礼昭山是他们的故乡，然而故乡也不再是童年时的样子。小时候年前打新米、做米饼、包年粽这样的年俗，也因为不种地，而简化为到临近集市买现成的。

　　它是位于苏北的一座煤矿城市，因煤炭兴起而生，又因煤炭枯竭而亡。我家距离坡井只有一里地。那是我小时候对于城市想象的全部寄托。

　　我本可以离它更近，成为一个矿工之子。上世纪70年代末，坡井刚开工建设不久，我们村南面的一大片地被征收。作为补偿，坡井决定从附近每个村子招收几名矿工。

　　这是一份当时人人都羡慕的职业。我父亲参加了坡井的第二批招工，并且顺利通过体检，挤进了五人录取名单。但父亲被人顶了包，最后只换来1050元征地补偿金。

　　至今，我父亲提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我的母亲对此感到很可惜。“矿里每个月工资有几十块，你爸要是有这份工作，你上学就不会那么困难。”她说，楼上矿工老张家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都有3000多块。

　　我当时意识不到这一点。直到1984年，坡井开始出产煤炭，才逐渐繁华起来。又过了几年，我上了小学，才渐渐感受到这些。

　　对我来说，坡井简直就是一座天堂。我用的文具，喝的汽水，吃的冰棍，都来自坡井。理发店、包子铺、饭店、商场、澡堂、医院、磨坊、学校，还有当时非常时髦的台球室、录像厅、电影院、舞池，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却离我很远的东西，都可以在坡井找到。

　　我每次和小伙伴偷偷潜入坡井玩耍，哪怕只是在垃圾堆里翻翻，都觉得是进了一次城。坡井门前的大街，汇集了各种大小餐馆。这些餐馆都是本地人开的，目标客户就是工人。每逢工人发薪的日子，就生意爆棚；在工人下一次发薪之前，就一片惨淡。

　　在我的印象中，坡井人最早住上了楼房。他们住的楼房有六层高，而周围的村子当时全都是平房。

　　坡井关闭是在十五年前的春节。那时，正逢我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工人集体搬迁到另外一个矿井。这给坡井带来了灾难。所有工人楼房里的窗户几乎都被打烂，凡是带不走的都要踩上几脚，似乎担心后来人占便宜。

　　据我母亲讲，很多东西来不及带走，还是让一些“胆子大”的人发了财。几乎夜夜都有人潜入，运走那些残缺不全的钢材设备，转卖发了一笔小财。

　　大年初五那天，在一个雾蒙蒙的天里，一如此前夹杂着煤灰的空气，已经迁到另外一座城市的我回到了坡井。隔着一扇铁门，我把手机伸进去，拍了几张照片。突然一个中年人闯到我面前，制止我，“你干什么？这儿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他介意什么，他对一度繁华的坡井堕落至此讳莫如深。

　　现在，它几乎成了一座“死城”，几乎全部都是遗址。理发店、饭店、裁缝店都已成断瓦残垣。曾经灯火通明的办公大楼，外墙上爬满了蔓藤，在冬日的阴霾下枯萎发黄。

　　电影院已经成为一座垃圾回收站。我在那里看过第一部电影，还看过一次公审公判大会。

　　台球室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前曾经黑水横流的水渠被各种白色垃圾塞满，水塘早已干涸。

　　坡井唯一幸存的完整建筑是那座20多米高的水塔，现在成了坡井最高的建筑，也是唯一一座还在运转的设备。

　　自从坡井关闭开始，周围的村庄开始了对坡井的侵入。寥落的街道上，还开着门的，几乎没有一个属于原来的坡井。

　　一扇早已生锈的贴门上，贴着一副像是刚写好不久的春联：“地利人和，山清水秀”，昭示着仍然有人为它祭奠。(应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