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瑞拉的拖鞋我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出生于1931年，今年92岁。这样的年龄，有文化的人告诉我可以算是“耄耋之年”了。我现在的身体，真的可以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现在的我，每天都需要吃降压片、降糖药，否则，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血压和血糖指数。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大半截身子已经没入黄土之中了！

　　不过，生老病死，那是自然规律，谁都无法抗拒得了。想当年秦始皇让徐福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呢？还不是照样“驾崩”了！

　　回首自己九十多年的人生旅程，感觉就是弹指一挥间，儿时的记忆仿佛就在眼前，一晃，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了！

　　我是苏北兴化人，小的时候上过几年私塾，所以粗通文墨，看看报纸，记记账，对我来说，不算难事。

　　不瞒您说，年轻时的我，长得一表人才，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帅哥一枚”。

　　父母只生了我和妹妹两个孩子。在我15岁那年，体弱多病的父亲终于一病不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三年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俩来苏南讨生活。经人介绍，我在一个小镇上的粮油加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当然，那时自己的身份是临时工，薪水低得可怜。

　　常言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厂长的认可，两年后，领导便将我吸纳为粮油加工厂的正式职工。

　　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家中的长子，理应承担起延续家族香火的责任。

　　在厂领导的关心下，我把全家人的户口从苏北迁到了苏南。没过多久，户口所在地的大队（那时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批给我们家一块地。

　　后来，我们便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三间茅草屋。虽说跟别人家宽敞明亮的砖瓦房不在一个档次，但我们娘三个已经心满意足了——毕竟，我们已经在异乡有了一个落脚之处了！

　　俗话说“筑巢引凤”，这话一点儿也不错。自从有了这三间茅草屋后，便有媒婆上我们家提亲。

　　当时的我，自认为相貌堂堂，加上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收入稳定，所以，姿色平平的姑娘还入不了我的法眼呢！

　　后来，有一个叫静芬的农村姑娘总算让我瞅着感觉还有点眼缘，便开始跟她处起了对象。她呢，也对我颇有好感。

　　半年后，我们彼此都了解得比较透彻了，觉得对方都是值得自己托付终身的人，便在双方家长的操办下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婚后，我仍旧在镇上的粮油加工厂上班，妻子静芬则在生产队里“修地球”挣工分。

　　翠娥和我同在一个生产队，但由于我一直在粮油加工厂上班，所以，跟她并不十分熟悉。

　　翠娥的丈夫叫阿坤，当时在部队里当兵。一年难得回来探一次亲，夫妻俩属于两地分居。

　　有一天晚上，我在下班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子拦住翠娥欲行非礼，不由地怒火中烧，立马走上前去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我认识你，你是大坤的媳妇。你男人不在身边，以后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晚上尽量不要出家门。”我善意地提醒道。

　　“生产队里收工后，我去探望生病的姑妈。本来，我不打算在他们家吃晚饭的，可他们非要留我吃晚饭，所以回来晚了，路上碰到了这个歹人。福泉哥，今天的事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了！”翠娥微笑着说。

　　“你看，又来了！刚才你不是已经谢过我了吗？往后，不管你有啥事，只要跟我吱一声，我会立马过来的！”我真诚地说。

　　见我这么说她，翠娥“扑哧”一声笑了，露出了两个迷人的小酒窝。我顿时觉得她是那么的好看……

　　大约过了三个月后，我听妻子静芬说翠娥的父亲得了重病，急需动手术，但手术费用缺口比较大，正在四处筹钱。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对静芬说：“咱们手头不是还有200块钱吗？不如借给人家应应急，咋样？”

　　吃过晚饭，我便小心翼翼地从床底下捧出储蓄罐，把那200块钱取了出来，之后，跟静芬说起了一声便出了家门。

　　“听静芬说你爸动手术还缺几个钱，我手头有200块钱，正好闲着没啥地方用，所以送过来救救急！”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现在最要紧的是你爸的手术得赶紧做，耽误了时间可就后悔终身了！这钱不是送给你的，以后你有钱了，再还给我。”说完，我从兜内掏出20张10元面额的钞票递给了翠娥。

　　打那以后，我跟翠娥便开始熟悉起来。她的公婆由于体弱多病，有些重体力的活儿干不了，于是，下班后我总是见缝插针地前去帮忙。

　　有一天傍晚，翠娥的公婆去走亲戚了，我帮她收完麦子后，她硬是拉我进去吃晚饭。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桌子上除了几个素菜外，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猪头肉。不仅如此，翠娥还特地拿出了一瓶老白干，说是要陪我喝几杯，感谢我这段时间对他们家的照顾。

　　俗话说，日久生情，这话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我跟翠娥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依恋，都是时间这只无影的大手在推波助澜。

　　几杯酒下肚后，翠娥不由自主地走到我的身后，之后拦腰抱住了我，将头靠在了我的背上。

　　从此以后，我一有空便去翠娥家帮着干活，不认识我的人，还以为我跟她是两口子呢！

　　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多久，我和翠娥的事便在我们那一带传开了，后来，便传到了妻子静芬的耳朵里。

　　一天晚上，吃晚饭时，静芬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外面的人都在说你跟翠娥有一腿，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她跟你到底清不清白？”

　　一个月后，翠娥的丈夫阿坤回家探亲，听说了我俩的事，将翠娥结结实实地痛打了一顿。在阿坤的武力逼迫下，翠娥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了我俩的事。

　　不久，阿坤一纸诉状，将我告上了法院。那个年代，触碰军婚那可是罪加一等的，最终，我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妻子静芬发现我欺骗了她，不由地怒火中烧，毫不犹豫地向法院提出离婚。我自知有愧于她，只得爽快地签了字。

　　后来，在监狱服刑期间，从妹妹给我的来信中，我了解到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没有能力养活两个年幼的孩子，所以把我的小女儿送给了邻镇一对无法生育的夫妻。

　　三年后，我刑满释放，回到了家里。此时，静芬已经成了阿良的妻子，而且还为他生下了一儿一女。

　　后来，我总算找到了一份给工地看管建筑材料的工作，不过，每天晚上得住在工地上，不能回家。

　　只要能赏口饭吃，不能回家也无妨。当时的我，急需一份工作，所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

　　大约过了半年后，大女儿打电话给我，哭哭啼啼地告诉我妈妈死了。我连忙追问到底是咋回事。

　　大女儿说，妈妈（我的前妻静芬）跟其他社员乘船出去割草，后来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因为发现得晚，把她打捞上来时已经气绝身亡了！

　　“孩子，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你还有爸爸呢，往后爸爸一定会加倍疼你的！”我安慰女儿说……

　　一年后，我的妹妹嫁给了我以前的同事阿巧。第二年，母亲身染恶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半年后，经妹夫介绍，我回到了以前工作过的粮油加工厂，不过，我的任务是看门，而且只是个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200块。

　　一年后，我的下放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还拿到了一个城镇户口的指标，这个指标可以让给自己的亲属。

　　那个年代，城镇户口比农业户口要吃香很多，年轻人一旦具备城镇户口，上面就会安排工作。

　　当时，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希望我把这个城镇户口的指标让给自己的儿子，可是指标只有一个，给了这个外甥，那个外甥就有意见。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对两个女儿说：“只要哪个外甥以后能给外公养老送终，我就把这个户口给他！口说无凭，必须签下协议，而且去公证处公证！”

　　不久，我跟大女儿一家签好了协议，而且去公证处公证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半年后，我的邻居来加工厂找我，希望我把那三间茅草屋连同地基卖给他，他愿意出15000块钱。他说：“你反正一直住在加工厂，那三间茅草屋对你来说毫无用处，不如卖给我，我呢，打算在那块地上盖几间门面房，以后开个小卖部。”

　　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最终，我心一软，同意了他的要求，签下了协议，拿到了15000元。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三年后，粮油加工厂开始清退员工，我这个临时工自然在第一批清退中。

　　拿到5000块的清退补偿款后，我连忙打电话给大女儿，告诉她现在我无家可归了，希望她能安顿好我。

　　大女儿犹豫了一下，说：“爸，既然现在你没地方住了，那我肯定要收留你的！我们家有几家放杂物的平房，你随便挑一间，挑好后我帮你收拾一下。”

　　“我只是问一下而已嘛！那你们想办法派辆车过来接我吧，这些锅碗瓢盆和衣服鞋子没有车的话，我可拿不了！”

　　挂掉电话后，我不禁老泪纵横：要不是自己当年糊涂，屡屡犯错，咋会落得寄人篱下晚景凄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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