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生漫画粮食安全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已经牵动全球的每一根神经，在中国更是如此。

　　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务院总理对这些资深科学家们说，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今年7月9日，国务院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9月5日，《科学》披露说，这项投资将高达上百亿人民币。

　　但是，关于转基因安全的话题，却始终是转基因研究道路上的一道阴霾。20多年来，围绕着转基因安全的研究和辩驳文字，恐怕可以汗牛充栋。

　　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研究者，伦理学者，这些不同利益的代表在进行着一场博弈。正如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专家吴孔明说，“（对待转基因问题）难道要全民公决吗？”

　　河北高碑店农民祖茂堂十几年前开始在自己的农田引种转基因棉花，51岁的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种植转基因作物也是因为长期以来被棉铃虫折磨得没有办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中国农民无法用常规农药来控制棉铃虫。“这些小虫对农药的抗性太强了，成虫居然能在杀虫剂溶液中游泳。曾出现含甲胺磷的高毒农药没有把棉铃虫杀死，反而令一农民中毒的情况。”曾经担任乡技术员的祖茂堂回忆道。但是当时农民种棉花有任务，不完成还不行。

　　被棉铃虫逼上“绝路”的老祖多次前往中国农科院求教，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国转基因棉花产业化开发的第一人郭三堆。两人一拍即合，郭三堆将当时还处于国家秘密的转基因棉花从温室中搬到了祖茂堂的院子里隐蔽进行试种，而后者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民。

　　现在，老百姓已意识到，只有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才会有收成，如果不是抗虫棉，老百姓是不会去种植的。“总之，抗虫棉给人们带来了好处，一是棉花的抗虫性能增强了，保证了收成；二是农药用量也明显减少，同时也降低了环境污染。”祖茂堂告诉本刊记者。

　　美国《科学》杂志9月初报道，中国即将启动一项投资达35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研究重大专项，重点研究第二代转基因作物，也就是在抗虫基础上通过转基因技术增加作物抗病、抗旱涝和更加高产的特性。虽然这一重大专项并没有与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此大的投入，其目的显然并不仅仅是发表一些研究论文。

　　9月19日，随着《科学》杂志一项重要研究的发表，转基因利弊之辩的钟摆似乎向收益一方倾斜（详见42页《Bt转基因棉保护相邻作物》报道）。中国农科院吴孔明团队对历时10年的转基因棉田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Bt转基因棉不仅可抵制棉花中棉铃虫的侵害，而且也使邻近作物免受这种病虫侵害[1]。

　　5天后，在北京举行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家论坛第三次会议上，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标则在其报告中指出，转基因抗虫棉的抗病性显著降低。可能是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在导入外源基因后，导致其根系分泌物中对枯萎病菌生长具有刺激作用的氨基酸成分和糖类含量增加，引起抗虫棉抗病性降低。这一仍未发表的研究似乎又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商业化种植推向了风口浪尖。

　　当“三鹿奶粉”污染事件充斥着全球人类眼球的同时，转基因作物其实早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转基因作物作为世界环境和健康的重要议题，它在迅速分裂着大众的思想阵营，赞同和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从事生物安全的专家，对被破坏又重建的基因链提出了质疑，从事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则予以反驳。

　　在近20年的生产发展中，世界各地都纷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转基因及相关技术进行研究。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主席Clive James指出，从1996~2007年，全球转基因作物总面积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996年以来，全球已累计种植转基因作物6.9亿公顷，从1996年到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在全球所占比重每年都保持增长，2007年达43%（图1）。

　　所谓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受体生物基因组中，改善生物体的特定性状。目前，最常见的转基因技术就是给作物转入抗虫的Bt基因，这是一种源于土壤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它能让作物产生容易降解的Bt毒蛋白，杀死鳞翅类昆虫，肆虐棉花、玉米和水稻的棉铃虫、玉米螟和稻螟虫都属于这一类。Bt毒蛋白在昆虫消化道的碱性环境中能被特定的蛋白酶水解产生毒素，但是在哺乳动物消化道的酸性环境中却不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无害。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Bt毒蛋白要发挥作用，是因为鳞翅类昆虫的肠道细胞中存在一种受体，可以让Bt毒蛋白附着，进而发挥作用，而哺乳类动物则不存在这种受体，应该说，科学上的研究已经表明，转基因的健康风险不会比常规食品更高[2]。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矮牵牛花、杨树和木瓜，但尚未批准任何主粮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作物的益处似乎让人耳熟能详。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前所长黄大昉指出，转基因作物可以提高传统作物的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性能，从而减少了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也是一种保护。尽管目前还没有表达高产基因的转基因作物投入产业化，但是提高抗虫性能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能“虫口夺食”。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更是以多年的量化研究表明，大田试验中的抗虫转基因水稻由于大大减轻虫害，比对照组能提高6%~9%的产量[3]。

　　未来，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改良植物食品的品质，如增加大米的维生素含量，改变油料作物，改变淀粉组成及含量，增加土豆中氨基酸含量等，尽管目前除了增加大米维生素含量的金稻外，这类研究还没有成为转基因育种界的主流。

　　但是，转基因作物在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反对之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

　　直到今天，转基因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的危害”仍然存在争议。赞成者高呼，迄今为止未见任何对健康的危害，也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威胁。而反对者则指出，观测时间尚短，无法对其遗传毒性作出定论，而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相对转基因本身的研究，数据也少得多。

　　反对转基因的阵营指出，到目前为止，与转基因生物使用和释放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

　　来自反转基因阵营的第三世界网络（TWN）的高级研究员Li Ching Lim指出，我们要从社会责任、代际责任、社会接受度以及降低长期消耗等方面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任何社会引入转基因生物之前，都必须要严肃考虑社会经济因素。

　　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的绿色和平组织声称，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但是，黄季焜的研究则表明，尽管转基因种子比常规种子贵得多，至少在中国，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大幅度减少了杀虫剂和用工成本，以大田试验的水稻为例，“在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地块上，有62%没有施用农药，而且将近90%的转基因水稻田上没有施用治螟虫的农药”。

　　农民们少了农活也就可以到城里打工，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消费者也能从更加便宜的农产品中获得一定利益。

　　祖茂堂的例子似乎印证了黄季焜的研究。一斤转基因棉种的价格比常规棉种高出10倍甚至数十倍，但是毕竟种子成本比起花在杀虫剂购买和喷洒人工上的钱要少得多。这也就难怪棉农们都在选择转基因棉花了。2007年，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约350万公顷，占据了全部棉花种植面积的70%。

　　山东菏泽的农民李站双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种植转基因棉花以来，也对这一技术全心拥戴。“那些外国公司的种子确实贵，但是效果好，贵点也值得买。”李站双用浓厚的山东话说，“再说，现在哪有啥人自己留种的。”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球大约30亿人主要以水稻为食。在中国，水稻是13亿人的主粮，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对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转Bt基因的抗虫水稻最有希望进入商业化，但是专利问题也可能会困扰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发展（详见38页《知识产权纠缠中国转基因水稻》报道）。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周宜君副教授说，像Cry1Ab和Cry1Ac等基因的专利持有人已在中国申请了专利，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专利持有人就可以行使专利权要求正当利益或直接提起诉讼。

　　但是在此前的一次讲座中，黄大昉则表示，专利问题要具体而论，因为国外公司有些专利没有在中国申请，有一些专利则过时了。而且，对基因的转化方法，中国科学家和国外可能不一样，种子的品种也不一样。“具体到我们现在转基因抗虫水稻，现在（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他们研究的，我认为核心专利没问题。”黄大昉说。

　　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必须通过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4个阶段。目前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多种转基因水稻已进入田间试验（环境释放），尚未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但大量的投资已经推进了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生产的研究。

　　与水稻相比，转基因大豆的研究和产业化在中国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中心，不过，专家指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豆原生性国家，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加剧了垄断及对发展中国家非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冲击；影响农民的种植利益等。

　　支持非转基因大豆种植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夏友富教授指出，要打破垄断，建立可追踪的转基因大豆监控机制，积极支持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慎重对待和限制粮食类生物燃料的发展。

　　夏友富告诉记者，中国有1000万公顷土地种植大豆，但是产量很低，再加上没有优势而言，所以中国每年会高额进口美国和巴西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美国进口大豆价格基本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持平，但出油率高，颇得中国庞大的榨油工业青睐。而国内豆农则屡受冲击，以至于2005年，夏友富和其他专家疾呼：“中国大豆危矣！”

　　夏友富对此给出的“药方”是增加非转基因大豆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对抗。“所以我们要打破（国有粮油企业收购）垄断，增加农民种植投入，来提高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如在中俄边境约有1亿亩土地就非常适合种植非转基因大豆。”他说。

　　然而在黄季焜看来，把国内大豆产业受到的冲击归咎于转基因技术是打错了棒子。他在多个场合均表示，国内大豆弱势是因为国家对这个领域的育种研究与管理等长期以来并不重视，导致国内种植的大豆产量和出油率都不高，加上美国农业素有的比较优势，冲击在所难免。

　　一方面是国内遭遇转基因作物进口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可能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势必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欧盟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均对转基因持相当保守的态度。

　　但是黄季焜也指出，影响肯定有，但是由于中国出口水稻仅占产量的百分之一，冲击也应当有限。

　　并不直接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华大基因杨焕明院士则曲径通幽。在2008年7月在西班牙举行的欧洲科学开放论坛上，杨焕明向欧洲听众大声呼吁：“请不要以欧洲人的喜好阻止中国用转基因技术养活更多的人口！”私下里，他向现场的本刊记者解释，尽管中国农产品向欧洲出口极少，但是在转基因上非常保守的欧洲人会以对欧出口食品遭受转基因污染为由抵制中国产品。“这样一弄有关部门就怕了，也就不敢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大规模产业化。”杨焕明说。

　　与所谓“转基因污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基因漂移，也就是被转入的基因可能在授粉过程中漂移到其他物种中。

　　随着转基因植物环境释放种类增多，规模增大，如抗除草剂基因等抗性基因可能漂流到杂草中，使其成为“超级杂草”，无药可除。同时，转基因植物侵入新的生态领域，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影响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植物释放后，除了会对靶标害虫产生毒素外，也会逼迫害虫产生更大的耐受性，存活时间更长，变成所谓“超级害虫”。从事生物安全研究的科学家还担心，抗虫基因还会影响到非目标害虫及目标害虫的天敌，使其也能产生抗性。

　　在今年2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科学家Bruce Tabashnik及其同事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指出在美国观测到对转基因抗虫棉具有抗性的棉铃虫。但是这组科学家也指出，这一发现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昆虫抗性的实际出现日期大大晚于理论上的预计时间[4]。

　　无论如何，看起来，基因漂移和昆虫抗性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要远甚于转基因的健康风险。

　　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已经进入了食品安全和研究评估的阶段，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宝荣教授在生物安全国家论坛第三次会议上说：“目前，转基因水稻并没有得到大力的推广，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对转基因水稻进行安全性评估。”

　　在美国，为了防止目标昆虫产生抗性，政府规定了避难所，即在转基因作物之间种植一些非转基因作物作为隔离带，防止目标昆虫产生出抗性。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大规模产业化以来，并没有采用避难所的政策，科学家们指出，因为棉农们地少且自然地进行多样化种植，包括非转基因的粮食作物，这大约能够解释为什么迄今还没有观测到明显的昆虫抗性问题。

　　然而，水稻的情况可能有异，每个水稻种植农户经常仅种植水稻，这就带来了如果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可能导致目标昆虫迅速进化出抗性的问题。稻农们土地有限，也难以“奉献出”宝贵的土地当做避难所。再者，稻农土地分散，就算政府要求避难所，执行起来恐怕也有难度。

　　但是长期从事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研究的福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锋指出，尽管稻农们往往仅种植水稻，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习惯种植多样化的水稻品种以避免风险，这种习惯或能有助于将来发挥避难所的作用。王锋的研究也表明，尽管田试中的转基因水稻降低了稻纵卷叶螟这种害虫种群数量，但是并未对水稻害虫群落的组成与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也没有引起优势种成分的变化[5]。换句话说，就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显出让害虫产生抗性的迹象。

　　黄季焜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他参与制定了几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恐怕连大学生也无法给出确切的定义，更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了。

　　转基因问题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薛达元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3年前，大约有70%的百姓不知道转基因生物产品，3年后，这一数据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据日本筑波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研究院Chia-Hsin Chen博士介绍，日本青年对生物技术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政府积极开展生物技术战略项目，通过“科学园”、“科学周”等形式，以及在大学等教育机构通过各种科技活动如东京大学的科技成果展，来加强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一种名为“自由茶话会”的形式在日本广泛开展，受到普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理解。通过这种形式建立对话，发布生物安全信息，实现双向交流，最终使公众了解。

　　相比之下，中国在转基因方面的宣传教育还比较落后。科学家的有关转基因的各种报告不但不向公众公开，而且科学家之间也相互保密。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没有什么概念，反正大家都买，食品安全根本无暇顾及。超市里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一般消费者也很难识别（详见41页《谁阻挡了转基因稻米产业化？》报道）。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已经有了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首次提到了转基因标识问题。2002年，农业部颁布条例的三个细则，其中一个细则就是《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大多数国家给转基因食品贴上鉴别标识。

　　卢宝荣教授说，日本的公众教育经验很值得借鉴。现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已逐渐意识到转基因生物教育的重要性，加开了有关生物安全方面的课程。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基金项目来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国家环保部顾问程伟雪强调，面对转基因生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加强生物安全方面的研究，国外生物安全专家很重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估。在国内似乎强调研究成果，轻视风险评估。

　　而且，程伟雪说，国内的一些企业对生物安全研究也缺乏一定的认识，只注重研究开发，管理、监测和评价相对较少，所以如何平衡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曾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二是多年来，国家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但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但是，农业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多考虑，目前国家对生物安全的评价也由原来每年2次提高到现在的3次。

　　薛达元指出，如果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在商业化生产之前，为了获取更多详实的科学数据，国家现在对科研的投入也很大。业内人士透露，前述投入资金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中，大约有20%用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卢宝荣说，通过建立大量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研究中心，在今后10~15年的研究中以获取更多的科学数据。

　　“必须有科学数据才能进行下一步研究，”卢宝荣强调，“增加研究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只有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加强不同领域的合作，才能持续发展。”

　　黄季焜则指出，新的转基因研究重大专项将涵盖公众教育项目来打消公众对转基因安全方面的顾虑，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合理担心不应该以环境保护为名来误导公众。

　　[4]Nature Biotechnology, 2008, 26, 199 -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