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乐网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从古至今，粮食问题都是大问题，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一饭一粥，也当思来之不易，因此，吃播“大胃王”浪费食物的行为不值得提倡。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夏商时期，黄河流域主要粮食作物是黍、稷。虽然当时已经种植小麦，但是麦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灌溉条件，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还不可能在粮食中占主要地位。到了西周，水稻异军突起，在西至渭水中游，北至关中盆地北缘、汾河中游，东至泗水流域的广大范围内普遍种植。当时关中平原水资源比较丰沛，成为重要水稻产地，《诗经》曾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在西安市西丰、镐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兴修水利，如西门豹、史起引漳灌邺，“终古舄卤兮生稻粱”。中国的农业水平突飞猛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了四个重要农业区：关中农业区、关东农业区、江淮农业区、成都平原农业区。其中，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关中农业区和关东农业区是全国的主要农业区。

　　秦汉时期，由于灌溉条件的改善，麦类种植尤其是冬麦种植得到很大发展。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关中地区大力推广冬麦种植。西汉末氾胜之“教田三辅”，在推广种麦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目前，在黄河流域已发现不少汉代麦作遗存。同时在南方的“楚越之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田水利的开发，水稻生产也不断增长。巴蜀、江南、淮南、南阳、汉中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稻产区。在北方，农田水利的发展也导致水稻的扩展，利用河水淤灌盐碱地往往是和改种水稻相结合的。

　　隋唐时期，大一统政权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和平的环境。关中地区由于是京畿之地，加上政府又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产地。

　　安史之乱以后，中原板荡，北方人民大量南移，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北方最重要的农业区河北、河南两道处于分裂割据与半割据状态，战祸连绵，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朝廷只得依赖南方的粮食“北运”。唐肃宗时理财名臣刘晏，便因能整理漕运，使南粮顺利北运而名噪一时。贞元八年（792年）权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湖南的“潭、桂、衡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所以当时就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说法。

　　北宋时期，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北方的粟、麦、豆等传到南方，南方的优良稻种传到北方；越南引入的占城稻，从福建推广到江淮流域。耕地面积扩大，梯田、圩田、沙田大量开辟。靖康之乱后，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农业生产开始碾压北方。水稻成为南宋第一位的粮食作物，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稻米生产居全国首位，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此外，地处偏远的两广地区，粮食生产也有了巨大进步，尤其是珠江流域，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又一个水稻主产区，“土旷人稀，不富蚕桑之业；山环水绕，颇为鱼稻之乡。”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则成为全国最主要粮食输出地。湖广省在明中叶已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称。到了清代，这一谚传更为很多人所乐道，甚至连皇帝也不例外。两湖的粮食高产区主要分布在沿长江、洞庭湖以及汉江与湘、资、澧、沅诸水下游平原区，高产记录像湖北江陵县，“附郭膏腴之田，每亩收获不下五六石”。清代粮食生产大发展的还有四川，那里的成都平原号称天府之国。明清鼎革之际，曾给四川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都江堰灌区处于严重失修状态。清政府为吸引外来劳动力进川，曾发布了各种优待政策，并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说法。这些从两湖、闽粤以及其他省份到来的农民，不但是一批劳动生力军，同时也带去了不少好的生产技术和新农作物品种，及至雍正时，已有“产米之乡”的美誉，并被人称之谓“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当时成都平原的水稻亩产达到4-5石、6-7石，就全省水平而言，与两湖相差不远。再有像中国台湾的开发，以及广西成为粮食输出省等等，都说明清代粮食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元明清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而粮食主产区几乎都在南方，因此漕运成为北京主要的粮食来源。明朝“漕粮岁入四百万石”，成化年间，则“通计兑运、改运加耗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清代，北京城人口众多，而且还有不少八旗官兵，粮食的供给自然是头等大事，然而随着运河里泥沙的淤积以及其他因素，漕运效果并不理想，道光、咸丰年间，北京还出现过粮荒。

　　然而，“南粮北运”不能概括北京的所有粮食来源。当时，清政府还积极开辟更远的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市场。奉天、绥远等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粮食产量远远超过本地人的需求，于是朝廷便鼓励粮商贩运粮食到北京。同时还派官员赴北京周边省份“招商贩运米粮，由天津、通州转运来京，接济民食”，还谕令粮商沿途经过地方都可以免交过路费。各地政府也响应中央号召，广泛张贴告示，鼓励商贩运粮进京。

　　通过一系列措施，北京周边的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等地逐渐成为供应北京粮食的基地。清末，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央政府还通过轮船招商局，赴江浙、湖广等地购买大米。这样一来，使北京的供粮渠道增多，粮食供给也有了更多保障。

　　在古代，粮食是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两国交兵，拼的就是综合国力，而当时综合国力中最重要一个指标就是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储备能力。毕竟动不动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拼杀，对于粮草的消耗极大。

　　秦朝统一天下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粮食充足，积粟如丘山，远超其他六国。秦律记载，秦国境内到处都有万石一积的粮仓，甚至咸阳的粮仓储存有10万石粮食。秦自商鞅变法后就重视水利和水运物流，关中的地理形势也具备水运的条件。《战国策·楚策一》记载：“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敷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扦关。”

　　正是拥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和便利的粮食输送能力，秦军才能以数十万披甲南征北战，所向无敌。后来，隋朝能够统一天下也是因为粮食充足，隋朝仓库的米直到唐朝建国二十年还在吃。

　　因此在中国古代，朝廷尤其重视战争时期的粮食问题。“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则是朱元璋打天下的方针。元末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与“广积粮”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朝廷解决不好战争时期的粮食问题，会导致粮价上涨，民心涣散。明朝万历初年及其后不到半个世纪，辽东的粟价上涨近十倍。辽东地处关外，作为明朝的边防重镇，驻扎大量的军队，后期又与后金战事不断，对粮食的需求常常是求大于供。即使与万历元年、万历六年、万历十四年这样的灾荒之年相比，当时粟价是每斗二三钱，有的达六七钱，也上涨了近十倍。最终，明朝政府的粮食储备无法再供应辽东战事。

　　此外，历史上许多战役，都有一方后勤和粮草被截断而军心离散。三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诸葛亮六出祁山等，都因粮草决定胜负。

　　自改革开放以来，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即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转型成为现代化的工业重镇。由于这两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导致耕地减少的速度加快，粮食产量下降。另外，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内部结构已经调整，农民更倾向于种植附加值更高的蔬菜花果以及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福建安溪就有很多人种植茶叶；福建、浙江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很多地方平均一户不到一亩耕地，粮食生产没有规模效应。

　　与此相对，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则转型成为粮食主产区。于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向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中。其中，富有黑土地的黑龙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中国50%以上的增产都来自黑龙江。黑龙江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大豆、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大陆的1/9、1/8和1/3，等同于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早在2010年，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是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河南、山东），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平衡略有余，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粮食外调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龙江和吉林，另外，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正在崛起，河南的粮食大省地位则在下降。

　　由于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79%和53.44%，这导致历史上曾经的“南粮北运”，如今已经变成“北粮南运”，长三角、珠三角等高度城镇化、工业化、人口大量涌入的地方，需要大量调入来自东北等地的粮食。早在2000年初，粮食紧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东北“大粮仓”要粮的思路，在全国率先与黑龙江开展省际粮食产销合作。粮食自给率最低的上海，其粮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邻的江苏省保障的。然而，随着苏南经济的崛起，苏南的粮食已很难自足，苏北地区的供给也很难满足整个长三角地区。2004年后，上海与黑龙江省的粮食合作变得十分密切，几乎每年，两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均要会面，签署粮食产销合作的协议或项目。

　　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就是，要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

　　在中国民间，流行一句话：中国人吃饭靠两个平，一靠，二靠袁隆平。任内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制度上解决了粮食产量不高的问题；而袁隆平通过人工水稻杂交技术，从技术上保证了粮食的增产。

　　杂交水稻对我国乃至全世界粮食产量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的年种植面积约有2.3亿亩，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50％，产量占稻谷总产的57％。每年全国因此增产的粮食超过200亿公斤，相当于一个中等省全年的粮食总产。由于杂交水稻获得巨大成功，袁隆平先后获得迄今惟一的国家特等发明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八项国际奖，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另外，中国水稻产量的提高不仅仅是因为育种技术的进步，除了制度释放的红利，还有化肥的贡献，以及中国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劳作。因此，中国粮食产量始终在稳步增长，2010年突破5.5亿吨，2012年超过6亿吨，2015年达到6.6亿吨，连续4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水平。2018年产量近6.6亿吨，比1996年的5亿吨增产30%以上，比1978年的3亿吨增产116%，是1949年1.1亿吨的近6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2007年就已经高于400公斤，远超世界人均395公斤的水平，2015年更是达到人均约482公斤。

　　今年中国夏粮也仍然再获丰收，产量达到2856亿斤，相较去年同比增长0.9%，创历史新高。不过，未来我国人均口粮消费将稳中略降，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继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防线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9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提到，“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人民日报也同样评论道：“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微小的浪费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只有坚持一手狠抓粮食生产，一手狠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才能真正有底气将自己的饭碗端牢”。

　　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刊》第1集，2012年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