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之追艳记戏剧前辈曹禺先生有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先生说：“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又极其真实的，他感受到的，思考过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我的理解是：无论创作任何题材，心若不动，不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再华丽的创作技巧，作品也会苍白无力，更不会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这些年来，我创作的《托儿》《独生子当兵》《三湾，那一夜》等剧目，都是在从生活里来，在有感而发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

　　2000年，我创作了话剧《托儿》。这来源于一位朋友的牢骚。这位朋友到婚姻介绍所找对象，婚介所给他看了一沓美女照片，他挑中了一位女孩，女孩见了他一面，谈话不到半小时，女孩推脱有事儿就走了。这位朋友其后再也约不到女孩了。情急之下，他找婚介所老板理论，老板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老板说：你们在爱情上没缘分，谁也解决不了。在老板的说服下，他又交了三百元介绍费，又看上了一个女孩，其后的情形和第一次一样。他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婚托儿”。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婚托儿”的叫法，还不太相信，朋友就领着我去婚介所“明察暗访”，我才了解到了真相果真如此。我比朋友还愤怒——社会上有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怎么还有假爱情呢？这世界上，还有比把爱情包装后明码标价出售，更让人悲哀、鄙视的吗？

　　《独生子当兵》这个题材，本是命题作文，部队首长交代我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反复强调独生子当兵这个题材的重要性。首长强调重要性，是担心我内心燃烧不起来创作的激情。其实，当首长刚刚提及“有大批独生子进入部队，给部队带来了新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管理方式的改变”这个话题时，我的内心已燃动起来。因为，一年前我去部队采风，就遇到了独生子难以管理的事件。这个事件说起来又好气又好笑。

　　那天我住在军营里，看到院子里停了一辆军用卡车，很快有一个班的战士如临大敌般上了军车。这种事情在部队其实很常见，但这辆军车前边有一辆小轿车，小轿车里坐着团长，后座上坐着当地的公安局长和局长的老婆，大卡车跟在小轿车后边一溜烟地开出了营区。这是怎么回事儿？凭着采访的敏感，我知道这里有故事。后来我通过采访得知，原来是一名新兵开小差了，这名开小差的士兵正是那个公安局长的儿子。公安局长知道了自己儿子开小差，气得不行，很快找到了儿子开小差后的位置，局长就亲自带着部队的战士去抓捕儿子！为什么带着老婆呢？因为老婆平时宠孩子，局长是想通过抓捕儿子教育老婆！团长后来告诉我，那晚很滑稽，局长领着战士们来到郊区一家饭馆，看到正在和朋友喝啤酒的儿子之后，两口子吓得都塌下身来，只是用手指着饭馆的方向说：在那里，千万别说是我们领着来的啊……那场面，想想都令人忍俊不禁。后来我接着又采访了关禁闭的公安局长的儿子，对于家庭教育带给部队的管理问题，真是感慨万千，心想早晚得写这样一出戏！

　　虽然是领导给的命题作文，但我心里早已种下了创作的种子，这也是从生活中得来的素材。《独生子当兵》创作演出之后，十五年过去了，地方好几家话剧院团依然在不断演出，使这个作品具有了持续不断生长下去的生命力。

　　《三湾，那一夜》是弘扬主旋律、弘扬红色历史的题材。写这个戏时，曾有朋友劝我说：“你是写喜剧的，喜剧有市场，为啥触碰这个难度很大的主旋律题材呢？”

　　其实这部戏也是我巴不得想写的戏。十年前，我跟随八路军出身的父亲去三湾参观，有一个老讲解员介绍说：“毛委员在一天夜里的决策，惊心动魄，因为他要砍掉领导四菜一汤的待遇，要官兵平等。这引起了很多军官的不满，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防止有人闹事，荷枪实弹地保护着会场，惊险得很呢！”

　　我被三湾改编的艰难历程所震撼，我不是为了迎合什么，不是想板起面孔教育谁，我想触摸先辈们的想法，想弄明白，当年他们是怎样打造出这支上下五千年从未有过的人民军队。那时候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受：三湾，那一夜，那个杂货铺里的会议，对于历史、现在与未来，都是一个说不尽的伟大夜晚。感受这部戏的种子，我确定自己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写作，而是带着对前辈的敬仰，对当代的思考，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种子，再肥沃的土壤，再丰沛的阳光雨露，再多的创作经费，也不可能长出一棵参天大树。种子哪里找，就在生活中找。

　　王宝社，1984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中国武警文工团编剧、导演。大校警衔，国家一级编剧，中国话剧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24届曹禺剧本奖获得者。作品有喜剧小品《鞋钉》《王爷与邮差》等，大型喜剧《让你离不成》《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独生子当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