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怪鱼国语1404年12月23日（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正式得名，筑城设卫。

　　618年历史积淀，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从原住民到外来者，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

　　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而紧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

　　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干推销员。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我能写《神鞭》，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

　　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量，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喜欢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自费出了《五大道画集》。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我对市里的领导说，民园绝对不能拆。我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建起了“水滴”体育场。我把这件事写到了我的《漩涡里》。

　　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过一条，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比如天津的曲艺，过去有马三立、骆玉笙，现在也很强，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应该建一座曲艺博物馆。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冯骥才的天津》。那一系列还有《沈从文的凤凰》《老舍的北京》《茅盾的乌镇》《王安忆的上海》。我写了一篇序，叫《灵魂的巢》。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巢，是我的窝，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秋天的风刮过来，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我说怎么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在《俗世奇人》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声、曲艺、各种手艺、武术。再有做皇会的档案，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

　　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

　　我生在河北沧州，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同年参军，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复员后，我又回到“天重”，当过厂长办公室秘书、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

　　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我上学时喜欢读书、写作，工作中感受到“天重”波澜壮阔的辉煌，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那几年我白天忙工作，晚上通宵开夜车，完成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小说。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各地出了很多“乔厂长”。《文汇报》的大标题“欢迎乔厂长上任”，不是小说，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叫做“乔厂长”。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作报告，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票上写着“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他说：“蒋子龙同志你说，他怎么是乔厂长？乔厂长是天津的啊！”我收到过沈阳一个护士写来的长信，她说我的小说救了她爸爸一条命。她爸爸是一个厂长，工作上犯错误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出门。家里人没办法，找来第七期《人民文学》，从门缝塞进去。没过多久，他爸爸拿着杂志出来了，说我有根据了，乔厂长就是这么干的！

　　转眼几十年过去，我仍在写。我以为一个作家该写几部长篇，是命中注定的事。我还有两部书得写，一部写我的家族，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不写出来，我觉得欠点儿什么。

　　我想从北洋练兵开始，写到日本侵华前。我研究过《侯德榜传》，研究过范旭东，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顶级，都能拿到国际大奖。那是什么高度、什么境界？我写现代工业题材，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百年前的民族工业，能源、造船、造枪、纺织、化工完成这本书，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圆满。这也是一种责任。

　　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较清苦，我母亲没工作，我父亲一个人上班，养活六个儿女。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家没人唱戏。电台总播样板戏，我从小就爱听。4岁时，我爬到炕桌上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一用劲儿，摔下来了。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她带我去。我上台就唱，胆子特别大。

　　长大点儿以后，我总去海河边的广场玩。那儿的戏迷特多，我找一个老大爷，我说您给我唱一段儿《赤桑镇》吧。他唱，我跟他学。回家后我自己练。

　　我真正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学戏。有一年我跟我哥哥在家刷浆，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了，我学裘盛戎先生的“恨包勉”。因为屋里空，有共鸣音，显得声音特别好听。我哥说，小禄，你嗓子怎么这么好？那时候我就爱上裘派了。

　　我记得特清楚，1977年夏天，我去考天津戏校。那天下大雨，马路上全是积水，水面上漂着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因为害怕蹚水激着，着凉嗓子坏了，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衣架上，把脚抬起来，盘着车前面的大梁。到戏校以后，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我上去唱。结果落榜了。

　　1978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全国要十个人，天津要一个人。我又去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邮递员送信来了，有两封孟广禄的信，都是录取通知书，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爸说，当飞行员得去沈阳，离家更远了，还是去北京吧。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正式学戏。

　　我奶奶骆玉笙22岁在天津成名后，收入多，特别舍得在吃上花钱。上世纪70年代，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折成现金。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奶奶能借就借。剩下的钱，我爷爷说，咱都吃了吧。从那时起，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

　　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店。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直奔烤鸭店，因为去晚了要等座。点三两烤鸭，一份芙蓉鸡片，一份烧二冬，一碗米饭。吃饱了结账，结账时还得用粮票，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她也爱吃海参、虾仁。但虾仁不总有，为了吃清炒虾仁，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

　　天津烤鸭店对面有一家川苏菜馆，最早叫同和居，是家川菜馆，干烧鱼做得太好了，奶奶爱吃。我小时候嫌那个鱼太辣，不吃。长大后，就连去四川也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干烧鱼。那时常去的还有惠中饭店后面的宏业菜馆、新华路上的和平餐厅。和平餐厅既卖中餐也卖西餐，但他们家的西餐比不上起士林。

　　起士林是必去的。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在楼上吃正餐。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奶油烤鱼归和肝泥、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是真的好吃。

　　奶奶常在下午带我去起士林楼下吃冰激凌，每周至少一次。现在回想，那就是下午茶，当年却是对以往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香草味奶油冰激凌两毛钱一个，巧克力冰激凌上面浇着一圈可可汁儿，两毛五。我吃一个奶油冰激凌，奶奶就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我要是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奶奶就要一份3毛钱的水果山德，或者5毛钱的奶油慕斯，吃完就走。在起士林总会遇到一些老人，可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或者也是退赔了财产的。但就算是熟人，彼此也不多说话，最多点点头，感觉他们对一下眼神儿都怕被人议论。可那种非要吃到“毛干爪净”才罢休的心态倒是挺像的。

　　1980年以后，奶奶常在干部俱乐部开会，如果赶上我放假，她就让我中午提前到餐厅点好菜，等她散了会，菜也做得了，吃完了她继续回去开会。我在那儿吃过一道炸烹虾，后来再也吃不到这种水准的炸烹虾了，可能虾也不一样了。还有一道西餐黄油鸡卷，用鸡胸肉把黄油裹起来，外面再裹一层面包渣炸熟，底下托一个炸好的面包托。一点儿也不腻，每次我都要连面包托一起吃了。这些年吃过的黄油鸡卷都特别腻。

　　奶奶对吃的要求确实挺高的。无论吃什么，她要是咬下去觉得不好，就一口都不吃，再也不碰了。以前水果少，甜水果更少，买一堆苹果，能有三分之一甜的就不错了。桔子也一样。要是买了甜桔子，一会儿奶奶就都拿她屋里去了。西瓜打开她先看，看着半生不熟的就不吃了，要是看着还行，就问吃的人：“甜吗？”我爷爷说：“填啊，往嘴里填！”她就不吃。“我这嘴就是吸铁石，我吃一口就吃出好坏来了。”奶奶说。我爷爷说：“你这属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谁让奶奶是一个对完美度要求特别高的人呢。

　　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她也能适应。她吃饭最多八分饱，多好的菜，也从不暴饮暴食。良好的身体条件，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穿过、戴过，什么都见过。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但只有一样，一定要吃好。吃好了身体才能好，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

　　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演出前，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因为他知道，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说老活，观众肯定也会鼓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说新活，总觉得包袱雕琢得还不够，现场未必能火，观众未必会乐。就因为这个，爷爷推掉了很多演出，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像《挠挠》《写信》《查卫生》《考学》等很多单口相声，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才打磨出来的。

　　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我在里屋写作业，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走过去喊一声：“爷爷！”他用手揉了揉眼睛，说：“背词儿了，《十点钟开始》里面的那个贯口。这些段子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会。”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像《似曾相识的人》《开粥厂》《卖挂票》，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演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就连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咳嗽、哪里重复，他都标记出来。

　　爷爷爱看话剧。他总说，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比相声要复杂。相声演员是本色出演，演的是自己，但话剧演员演的是别人，这是最难的。在我小的时候，北京人艺的那些艺术家们经常来我家看望我爷爷。尤其于是之先生，他跟我爷爷的交情很深。爷爷最喜欢看他演的《茶馆》，对于是之先生非常敬佩，于是之先生也很欣赏我爷爷的相声。我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他们都聊了些什么，也听不明白，看他们就像两位老神仙一样，一胖一瘦，坐在那儿说话。

　　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逗哏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我还纳闷儿，怎么不听了？爷爷说：“人家问他了吗？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太细致了。

　　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汇文中学一直成绩都不错，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但由于家境原因，被迫辍学改说了相声。他并不埋怨什么，既然干了这行，就好好干。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开始，他给自己立下了“四非”的人生格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行不可、非好不可。”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

　　我出身贫苦，自幼过继给孀居的姑母抚养。姑母身边还有一个养女，叫张淑文，艺名花四宝，在南市的书馆里唱梅花大鼓挣钱养家，十几岁唱出了名，被报界评选为“梅花歌后”。我常跟四姐跑场子，听她唱，也听她的唱片。四姐嫁人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卖艺养家。

　　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邱玉山，一位是卢成科。他们也都曾教过我四姐。那时候，天津表演曲艺的园子特别多，电影院放电影中间休息，也加一场曲艺。我签约的仁昌电台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播放曲艺类节目，我每天都去电台实况直播，还要赶五个剧场，差不多唱九段。天津的曲艺园子，没有我没上过的。我能有幸跟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荣剑尘、常澍田、常宝堃这些曲艺名角一块儿同场演出，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从1986年开始，我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任教。学生想跟我学，我听听嗓子不错，就行。我头一批徒弟是籍薇、安颖、杨云三个。要是从我们“花派”来说，我继承花四宝，算第一代传人，我的徒弟是第二代传人。我希望我的徒弟不但要继承，还要把梅花大鼓发展下去。我是传艺不卖艺，我不卖关子，梅花大鼓艺术能够代代传承，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徒弟杨菲现在收了好多十来岁的小学生，梅花大鼓“花派”已经有第三代传人了。

　　2015年，我92岁，天津市曲艺团为我办了一场从艺80周年纪念演出，地点在中国大戏院。我说我还能唱吗？我在家试了试，还行！但是我腿疼得走不了路，演出前先去医院打封闭针。到演出时大幕一拉开，台底下座无虚席，我就跟腿不疼了似的，到台上一打鼓，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好！那天演出的效果挺好，有记者来采访，问我怎么那么多人喜欢您呢？我就说，观众好啊！

　　我生在北京，小时候常溜进常连安掌穴的启明茶社听相声，想干这行，自己找辙，进了旁边的明园茶社做杂工、干检场。常宝霆比我大三岁，是他给我开的蒙，教我说《六口人》《反七口》。19岁时我来天津，进钢厂当钳工。常家也落户天津，我又和常宝霆这拨说相声的凑一块儿了。

　　说相声容易，一迈腿就进来了，出可出不去了。只是会说不行，得能说到一定程度。唱戏、唱歌有伴奏，说相声没有，全凭一张嘴，要把你兜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得有这能耐才行啊。

　　我最崇拜梅兰芳先生。梅先生来天津演出，观众排队买不上票。我能找到梅先生，买第一排第二排的票，拿到票以后，到外面高价卖给别人。不是我贪心，是因为家里孩子多，只能想尽办法赚钱。有一回演出，下大雪，很多人在剧场外面围着，没票。梅先生说，让大家都进来吧，都不容易。我心里特别热乎，觉得梅先生真仁慈啊。做人就得跟这样的学。后来我跟梅葆玖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干这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就走不到今天了。说句良心话，老一伐儿说相声的，都花过杨少华的钱。我给钱都没人知道，一拉手递过去，绝不大张旗鼓给人家钱。干嘛要说呢？我是真疼说相声的，不容易。我绝不巴结上头，我巴结底下的人。你知道哪块儿云彩下雨？人家有好包袱，你用了，你得记住人家的好。你看我软弱无能，可是我跟别人交往，我不占人家便宜，我有骨气。

　　这几年我自己个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火，人缘怎么这么好。到外地一聊天，天津那老头儿，杨少华，好些人都知道。我是不是走运了？我这辈子还了不得了？出门打车，司机不要钱；去饭馆吃饭，别的桌的人过来说他给买单了。遇到这样的事我坚决不答应。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会，大伙儿把我捧得这么高，我是一个穷根儿出身。我常说一句话，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人得做善事，跟谁都客客气气，走到哪儿都得树人缘。说句我内心话，如果我这样做人，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如果我天天横眉冷对，不行。

　　“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这句话是杨议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我比较随意，乐呵乐呵得了，但好像杨议不这样想。他买了好多古玩，我说你买这些干嘛？他说，您不知道？我给社会做贡献。杨议一直说，“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用的都是相声理论，台词是相声的台词，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他这个思维，给天津的相声，甚至于给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条根儿。

　　我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长大，天津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有独特的民风民俗，对我影响颇深。我特别喜欢听评书，比如《岳飞传》《明英烈》《三侠五义》《雍正剑侠图》《聊斋》《封神榜》。也听过不少“野书”，很多奇案、奇事被说书先生们编撰成书，在路边给大伙儿讲，靠此谋生。我的《河神》《火神》《崔老道捉妖》《窦占龙憋宝》等作品，都与老天津卫密不可分，故事的线索大多来自于民间。

　　《大耍儿》是我第一次写当代天津的故事，时间定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这部书时，我常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老城里，那里街道颠簸不平，胡同七拐八绕，大杂院里堆满各式杂物，墙上贴着黑乎乎的煤饼子，厚棉被底下蒙着绿油油的大白菜，各家屋顶上都插着鱼骨一般的电视天线，鸽子飞过去时，响起一阵阵悠扬的哨声数不清的老街旧邻，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随着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我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想让比我岁数小的朋友们对那段岁月、那座老城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

　　从我内心来说，天津卫的大耍儿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好脸儿好面儿，不欺软不怕硬，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尊老爱幼。造型必须得到位，一顶毛色巨好的羊剪绒帽子，一身将校呢衔服，一件将校呢大衣，在当年难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但人家讲的是规矩、闯的是人物字号，做事有板有眼，绝不胡作非为。这也是老天津卫水旱码头延续下来的处世方式，不仅为大耍儿定了型，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老天津人。

　　过去的胡同大杂院里那些男女老少，平常大大咧咧，叽叽喳喳，不拘小节，口中张家长李家短，但遇上不平之事，真没有几个孬种，绝对会仗义出手，因为他们内在里都是古道热肠，这就是咱身边天津老百姓最淳朴、简单、善良的生存哲学。

　　《大耍儿》里面很多街道地名、饭馆小吃摊，乃至医院、学校、工厂、电影院、车站、胡同、居民楼，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有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但年轻人也多听老辈人讲过，所以比较接地气儿，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我常想，说书先生为什么能吸引听众？就是因为他有很多自己的零碎儿，肚子里有货，能把故事掰开揉碎地讲出来。假如忽略了这些细节，读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了。

　　相声老艺术家冯宝华和我奶奶家是邻居。按街坊邻里的辈分论，我喊他二爷爷。那个大杂院里住的人家几乎都是干曲艺行的，我五六岁时就特别爱去二爷爷那儿听他聊天。老先生能耐很大，也特别和蔼。聊到晚上六七点钟，他提个包就出门了。现在回想，估计是到哪儿演出去了。

　　自初中起，我上台说相声，渐渐地，校园的大小活动中我的相声成了保留节目。平常我总守着一台收录机，挨个儿台轮着听，只要听到播出相声，就赶紧录音保存。如今我仍保存着这些已经被时代淘汰的磁带，大概有近700盘。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常和同学一起去园子听相声。记得中华曲苑门票10块钱，包厢15块钱，燕乐剧场6块钱，名流茶馆10块钱。后来我才知道，1998年，于宝林、冯宝华、尹笑声等老先生们恢复了相声茶馆，当时叫“老艺人相声队”。此后我和老先生们慢慢都认识了。

　　相声门户中，我的恩师是范振钰先生，师爷是班德贵先生，师祖是马三立先生。我2004年6月6日拜师范振钰，赐“应”字。西河门户，我的恩师是曲艺老艺人金文声先生（原名金刚，艺名金连瑞），师爷是张起荣先生，师祖是张士权先生。2006年12月20日拜师金连瑞，赐艺名高增禧。快板门户，我亦是金文声先生的弟子，快板艺名高启明，师爷是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先生，师祖是数来宝老艺人海凤先生。

　　2005年，郭德纲老师和经纪人王海到天津看望金文声先生。金先生说：“你先别走，我叫来个孩子，给你看一看。”那天我正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电话没信号，金先生一遍一遍地拨号。等到晚上10点多，我出了实验室，立马接到电话：“郭先生在家里等你了，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可急坏我了！”我急忙打车赶过去，见到郭老师，随意聊聊天，问我在哪儿演出、和谁搭档、演什么节目。郭老师说：“行！既然金先生强烈推荐，周末你到北京，周六看一场，周日演一场。咱们互相考察考察，演一场给你50块钱买冰棍儿。”人家说考察我，那是客气，那时候一场50块钱不少了。

　　那一年的7月10日，我第一次到德云社，报的是《开粥厂》。演出很顺利，自此留在德云社。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一群热爱曲艺的人聚在一起挺开心，当然其中天津老乡也特别多。郭德纲老师火了以后，我们的演出场次多了，收入也提高了，这是好事，我也就一直安心地待了下去。

　　我生在红桥区，因为打小后脑勺留着一个“小尾巴”，所以小名和外号都叫“小辫儿”。记得小时候，我爸爸上班时开一辆白色吉普车，车里每天都放邓丽君的歌，我一上车就听到《小城故事》。我也喜欢唱，无论唱歌还是唱戏，打小就不走调。《青藏高原》的高音随便就能唱上去。吃过午饭，表姐王惠要去演出，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长寿园”剧场。我有时在前台，有时在后台，坐在小板凳上从头听到尾。时间久了，整段的京韵大鼓《宝玉探晴雯》都能唱下来。

　　2000年，我8岁，表姐把我带到北京，一边上学一边跟郭德纲老师学太平歌词、莲花落。墙上贴着一张纸，脸对着这张纸背贯口、唱太平歌词。不许出错，纸上不能有唾沫。一段《报菜名》，早上100遍，中午100遍，晚上100遍。别的小孩儿都在玩儿，我在背贯口，周而复始，无限循环。

　　我学会的第一段相声是《九艺闹公堂》。第一次登台是2002年，北京大观园庙会，郭德纲老师带我和另一名演员合说《训徒》。2003年，我正式拜郭德纲为师。师父告诉我：“你一定要尊重你的这身大褂，因为这是你的饭碗，你唱太平歌词的御子就是你吃饭用的筷子，你一定要对它好。”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2005年，我倒仓了，高音上不去，唱得也不好听，没自信了，只身回到天津。我在台球厅帮人摆过球，当过餐馆服务员，当过电信客服，天天接电话。但心里还是惦记着相声，放不下，一个人偷偷回北京。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住了没去找师父，四处打工，晚上睡在麦当劳。

　　表姐找到我，硬把我接回家。我师父根据我擅长唱的特点，教了我不少以唱为主的段子。此时德云社已经火了，好几百号人，环境变了，我和郭麒麟两个人，每天起床后收拾东西去小剧场，晚上演完出，找个地方吃点儿夜宵，然后回家。那段日子觉得特别开心。

　　我出生在小白楼安善里一幢联排小二楼里。那是我奶奶家。我爷爷年轻时在那儿结的婚。他是塘沽东沽人，干过船务、货代，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能说点外语。我妈和我爸是天津师范学院的同学。毕业后，我妈分配去了杨柳青一中，我爸一开始分到卫国道中学，后来也调到杨柳青一中。现在的石家大院，那时就是杨柳青一中的校舍。教师宿舍也在大院里，所以我是在石家大院长大的。每次回市里都要坐153路公交车，在西青道上开老半天，到西站还得倒车。

　　我姥姥家住在服装街鸿源里，一个大四合院，进院后靠左边的一排房子。院子里有花有草，门口有天津小孩儿最喜欢的门墩儿，“小小子坐门墩儿”，我表哥和我俩人特别愿意在那儿坐着。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开始弹琴，上吉他班。后来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宾馆行李员、在乐园筑波游泳场干过一夏天救生员、在服装厂当过保安。也去歌厅给人家伴奏，弹贝斯，但技术上马马虎虎。这一行也讲关系、师承，大家互相介绍活儿。我其实并不善于跟别人交往，找活儿难。

　　后来我在小海地东江道市场开了一家“星光吉他行”，认识了不少喜欢音乐的朋友，开始组乐队，写了好多歌。2010年，我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许建把弹三弦的吴斌介绍给我，录了一首歌《做个有钱人》。有了三弦，乐队的演出比以前好看多了。吴斌去名流茶馆说相声以后，我突发奇想，自己买了把三弦。装上拾音器、背带，按吉他的把位定音，穿上大褂，背着三弦去演出。我为相声广播写了台歌《说学逗唱》，电台总放，认可我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机缘巧合，我拜入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门下。师父给我讲了很多东西，都是书上查不到、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听他说包袱怎么设计，揣摩他的想法，潜移默化学到好多东西。我也在琢磨：怎么才能让一首歌既能赞美天津，又不喊口号、走形式？受众肯定不喜欢听口号，他们需要好玩儿、好听的歌。有一年我为天津春晚写的《津津有味》就避开了唱高调，因为曲艺、历史、民俗、美食，都是天津的代表，找到这些细节，问题迎刃而解。

　　怎么用天津话写歌，用天津话唱？我有一首《哏都青年》就是用天津话唱的。《那年初二》借用了一点点天津时调。有时我想，像我这样唱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唱出个“天津大鼓”来？我要为天津写100首歌，把与天津有关的内容做好，把天津传统的、时髦的都吃透，对我的创作来说就足够用了。我只是个“民间艺人”，没人对我提要求，为天津写歌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事。

　　最近我刚刚制作了一张新专辑，名字叫《似曾相识的人们》。 一共18首歌，分上下两集，全部是从传统相声里汲取的素材。相声也是曲艺的形式，所以这张专辑仍是摇滚大鼓。上集马上就要发行，下集明年推出。这两张专辑出版以后，为天津写100首歌的夙愿就完成了。最近正在制作中的还有一首《天津民谣》，今年12月31日鼓楼跨年时，我要唱这首歌。

　　上世纪80年代，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北宁公园畅观楼饭店当服务员。因为爱唱歌，机缘巧合加入了天津市歌舞团演出小分队，在1986年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天津有180多名歌手参加预赛，业余组经过六天选拔，我有幸进入复赛。

　　选手们集中在北京武警招待所。复赛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湖北男歌手谢青。1986年4月27日晚上，决赛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我和谢青在得分相同的情况下加赛一曲，我又唱了一遍《春光美》，终以9.38分获得第一名。

　　天津市为获奖歌手召开庆贺会，老市长讲话说：“要把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搞得更加活跃，让全市人民工作得紧张愉快，生活得丰富多彩。”我成为天津市歌舞团的专业演员，剧院奖励我一套单元房、一台彩电。也得到音乐界的肯定，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音像公司为我和牛虎、牛豹三人录制了《牛虎豹》专辑，磁带销售百万盘，创下当时最高发行纪录。

　　那些年经历过一些风浪，后来生活和心态趋于平和。我父母喜欢曲艺，我也开始学鼓曲。著名梅花大鼓艺术家籍薇老师教我唱《丑末寅初》，这是个二番唱段，第二段长腔最难，每个字的发音，从字头到字尾都有讲究。我练了足足三个月，终于拿下了这段鼓曲，在“天津相声节”上登场演唱。籍薇老师还教我学唱梅花大鼓《二泉映月》，唱鼓曲要学击鼓和打板，击鼓用在前奏、间奏和某些特定的过门儿，打板则要从头打到尾，一板三眼，鼓和板的配合最难。我又自学了骆玉笙骆老的《剑阁闻铃》，这个长段儿有二十多分钟。

　　当初我在畅观楼当服务员，溥佐、张洪千、慕凌飞、启功、龚望、毓震峰等书画大家常来饮酒绘画、谈艺论道。我接触到绘画，随溥佐之子毓震峰学画，还认识了一起学画的顾砚。顾砚是爱新觉罗宗室后人，受家族影响勤学苦练，绘画造诣不断提升，成为非遗项目“津派宫廷画技法”传承人。我俩因共同爱好重逢，经常一起交流心得，提升画技，慢慢走到一起，结为百年之好。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我对人生有了新感悟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不能浮皮潦草，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价值观。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路边吉他队》，可惜讲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在那部电影之前，还真有一个话剧团的朋友跟我说，你们这个路边吉他队绝对可以拍成电影。但我们哪敢想啊，对我们来说，歌舞团是“皇家”，电影是“殿堂”，我们是“野路子”。

　　我在尖山中学上学。有一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楼道里走，突然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琴声。那声音太美了。顺着声音走过去，是体育老师在办公室弹吉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吉他的声音。初中毕业是1971年，我分配到一家医院干后勤，业余时间全交给了吉他。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们都住进了临建棚，晚上在路边玩吉他。后来房子修好了搬回去，玩吉他的习惯保留下来。我跟着收音机短波频率和录音带学了不少邓丽君、凤飞飞、刘家昌、刘文正、陈彼得的歌，自己录了两盘磁带。歌都不长，两三分钟一首，因为前奏和间奏都短。这两盘磁带流传出去，我从很多地方都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我弹唱的歌。

　　夏天的晚上，我们去路边唱歌。因为晚上安静，吉他声能传得很远。有一次我们在围堤道95路无轨电车车站旁唱歌，过路的人都停下来看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派出所民警来了，站在后面听，当我唱刘文正的《黄色的玫瑰》时，民警过来拦住不让我唱，把吉他没收了。

　　王朔的小说里写到北京顽主“茬琴”，我觉得特别真实。我们也茬琴，但天津不叫茬琴，叫“会琴”。我们去王串场会琴，对方熬一锅绿豆汤，坐在路灯底下开唱。两拨人你一首我一首地唱，哪边没歌了，就算输。有人因为会琴打架，我却因为会琴交了很多朋友。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李德林了，一般人不敢再跟我会琴，路边吉他队大队长这个外号叫响了。

　　1985年，天津市举办业余歌手大赛，我拿了第一名。随后在人民体育馆演出，报幕员报我名字，台下观众鼓掌叫好。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儿名气了。那一年流行张明敏，我唱《我的中国心》，一首歌中间有六七次掌声。在河西体育馆演出，我最后一个上场，全场观众高喊“李德林”。鼓手王合下来跟我说：“这是唱歌吗？简直是足球赛！”但那时候不敢想成名，就是被动地唱歌，谁找我演出我就去。

　　我这个人容易满足，容易快乐。想想那么多一起在马路边玩吉他的朋友，咱玩到这个程度，从爱好唱歌变成以唱歌为生，该知足了。很多人说我现在唱歌比年轻时更好听，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声音没怎么变，但是有底蕴、有沉淀，不像过去光追求唱高音。见过我的朋友都说，你可不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唱歌是锻炼心脏最好的方法吧。瓦尔特说过：“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别放弃梦想。

　　我生在工人家庭，小时候家住河东郭庄子老地道。那地方有很多小园子，曲艺演出不断，我最爱看快板书。有时家长给5分钱，拿块饽饽喝老豆腐，我不舍得喝，光吃饽饽，存一个礼拜钱。跑到园子门口蹲着，听里面一报“快板书”，不管谁演，就进去看。园子里计时收费，为了省钱，快板书刚唱完，我就赶紧出来，回到家基本上半段就记下来了。

　　1965年，初中还没念完，我顶替老娘到天津针织厂上班。针织厂在河东十三经路，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针织厂，有五六千人。我当辅助工，月收入33块8毛。别看少，其实当时8块钱够一个人过一个月的。

　　厂工会隔几个月搞一次职工汇演，我跟着一块演出，学着唱李润杰的快板书《劫刑车》。我特别崇拜李润杰，打听到李老师家住在总医院后身儿，就去登门拜访。那天李老师正在家蒸饽饽，手上沾着棒子面，开门出来见到我并不认识，但听我一提快板书，就特别热情地把我拉到屋里。

　　除了唱快板，我也学着写快板、写相声。有个电影叫《创业》，我写了段相声《创新业》。天津市组织相声大会，我和厂里一个同事表演这段相声。同台的有魏文亮、孟祥光、刘文亨、班德贵、寇庚儒这些专业演员。1978年，《天津演唱》杂志发表了《创新业》这个作品。

　　天津电台搞全市新相声小段大赛，我写了《二斤桔子》《家庭药房》两个小段，在红桥区一个大剧场演出，电台录音播放。《家庭药房》讽刺了一种现象，有人不自觉，钻公费医疗的空子，给孩子解馋吃山楂丸，裤子破了从里面贴上伤湿祛痛膏，用伤湿祛痛膏包凉席边儿，苏合丸能换煤气炉条年底《天津演唱》杂志交流评选，《家庭药房》得了三等奖。

　　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在单位图书馆翻看小人儿书《三打白骨精》，灵机一动，写了一段天津快板《三打白骨精》。写完之后在单位演，一演火极了。我对天津快板着了迷，写了好多，有一段《大杂院的变化》，演出效果特别好：“尤其下水道，上面顶满罐儿了，要到了夏景天，那苍蝇算过年儿啦，吃的喝的应有尽有甭花一分钱儿就像进了大饭馆儿”

　　天津电视台拍高英培、范振钰《钓鱼》的相声TV，“二儿他爸爸”这个角色找了几个演员都不合适，编导给我打电话，去了之后一拍即合。我和高英培在外形、声音、感觉上都比较近似，高英培表演时说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得特别完整，拍相声TV，那个劲儿必须得对上，口型和词都得对得特别严实。拍摄用了两天，剧情中的小院在红桥区，演姥姥的是红桥区工人俱乐部的张碧瑶，二儿他妈妈是胡珂瑜，演鱼贩的许敬义后来演了很多影视剧，包括《水浒传》《大线年去世了。

　　1992年，我从工厂借调到河东文化馆，成为文化干部。有人劝我去茶馆说相声，其实我一直没离开表演，出版了《刘德印天津快板选》，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时，用天津快板形式做了宣传片。我还是天津方言发音的代言人之一，声音录入天津档案馆，永久保存。

　　我从小喜欢表演，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在河北区文化馆业余话剧团演话剧、演小品。小品和相声在一块儿排练，我觉得《报菜名》《地理图》的贯口挺好，找人家相声演员要本子，回家背着玩。

　　1996年，天津市举办业余相声大赛，通过老师介绍，请于宝林先生给我排练。到了1998年夏天，于先生跟我说，好多老观众看见他都问他怎么不演出了？他自己也想演，找到南市的燕乐剧场跟人家谈。人家也挺高兴，每周二、四下午可以在那儿演出。于先生召集了七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连报幕，带说相声。

　　本来挺开心的职业，但回忆起来全是眼泪。当时没有女的说相声，自己半路出家没基础，甚至于说得不行，被观众轰下来了。无论多难，我都在坚持，从没中断过。因为我有我的追求人生要活得有色彩，有了色彩人就快乐，有快乐人才会幸福。我不能当家庭妇女，我想说相声，而且我非得说好了。

　　园子里的演出上了轨道，基本生活也能维持，我就想，我该回报社会了。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年都要捐助困难学生，同时至少做十场公益演出。有人问我，你做这些事图什么呢？我说，我不是体制内的人，我不能涨工资，更升不了官。我什么也不图，就图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图活得踏实。

　　我小时候家里七个孩子，我爸爸一个人工作，每月54块钱工资。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也只够全家人吃十几天，剩下的日子就得四处借钱、借粮。街坊邻居这家给二两粮票，那家给块剩饽饽。我上学以后买不起文具，老师和同学帮我解决。我奶奶、我爸、我妈总嘱咐我们，人家帮过咱，将来咱条件好了，一定要回报人家，要感恩。这句话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我的搭档庞军老师也特别支持我，他跟我说：“春慧，只要你去义演，去做公益，无论去哪儿，我准跟着！” 我和庞军老师组建了“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长期做公益活动，做了二十几年。这件事影响了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画家朋友们，他们跟我说：“只要是做好事、做公益，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我带动他们做公益、做慈善，他们的行动反过来给了我更多的感动。

　　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小时候在少年宫学唱歌，舞台是我的梦想。我考上过戏校，也考上过天津歌舞剧院学员班。去报到时人家说，你又能朗诵又能表演，天津成立了木偶剧团，你去那儿支援吧。我拿着通知书去儿童艺术剧院的前身天津木偶剧团报到。到那儿一看，这木偶比我个儿还高呢，我不喜欢，自作主张跑回家了。团领导到家里找我，给我做工作，因为无论歌舞剧院还是木偶剧院，团带学员都是中专待遇，有工资，有干部编制，能解决就业。可我还是想当独唱演员，想考音乐学院。

　　第一年考试落榜。第二年准备再考时，我父亲突然病逝，我是戴着黑纱走进考场的。父亲非常疼爱我，特别支持我学音乐，他的去世给了我一种动力。入学后我更加努力，想从声乐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也是为了追求梦想。母亲给我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记得是200块钱，相当于她好几个月的工资。磁带也是一笔开销，四五块钱一盘，对我来说很贵。我们声乐系主任董琴老师送给我一盘吴雁泽老师的磁带，我听了很多遍，到后来舍不得听了，怕把磁带磨薄了。

　　通往艺术金字塔的路上困难重重，能最终爬上塔尖儿的人凤毛麟角。拿我来说，除了感谢父母，还特别要感谢我的两位恩师：一位是张松益老师，他跟吴雁泽、李双江老师是同班同学；我考上音乐学院以后，又得到曹悦荪老师的悉心教导，她是吕水深先生的夫人。二位恩师对我帮助很大，为我奠定了从事声乐演唱的基础。我也要感谢两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师：著名作曲家鲍元恺老师、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国生老师。他们为我写了很多歌曲，应该说，要不是他们在录音棚里、在教室里一字一句地教我，我也很难在民族声乐这条道路上走到今天。

　　如果问唱歌我有什么独门秘籍，可能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我也有点儿自己的心得和技巧。比如，我会让学生说天津话。天津是一个有歌唱传统的城市，出了很多歌唱家。有人说海河水滋养了天津人，但我认为，天津的方言对于造就天津的歌唱家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我做过专门研究，写过论文。我们知道，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唱语言之一，因此才有意大利歌剧。天津话跟意大利语有相通之处都是以元音结尾并且元音重读，都有很多开口音，这样的发音非常适合歌唱。天津人性格开朗幽默，说话不躲、不虚，因此天津出了一批戏剧名家、戏曲名家，包括曲艺界，鼓曲、相声名家好多都是咱天津人，这和我们天津的方言有着直接关系。

　　在天津大学建筑学系念书时，一次测绘实习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在蓟州独乐寺，走进这座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见到低眉肃穆的观音像顶天立地于木制大阁中，阳光透过格扇门映照着墙上若隐若现的壁画，那场景让我感到震撼。那次与古建筑的亲密接触，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建筑测绘实习，还是职业选择的起点。

　　当别的同学都去描绘新建筑的蓝图，我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埋首于建筑历史资料中，寻找中国建筑的灵魂。读博士时，在导师的指点下，我把目光投向主持清代皇家建筑200余年的雷姓世家“样式雷”图档的研究。我每周往返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通过雷氏祖茔碑记拓片查到样式雷祖坟地点，某年清明节当天到雷家祖坟前守候雷家后人，并将这些故事写入了《建筑世家样式雷》一书。

　　天津的建筑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保持着古雅、庄重的风格，又有西式建筑的符号和细节，取长补短、中西合璧、相得益彰。近年来，我们工作室参与了天津文庙、李纯祠堂、庆王府旧址、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等百余处津城文物建筑的修复设计。我认为，一座文物古迹可能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修复文物建筑必须在不改变原状的前提下，尽可能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可逆性、可识别性和最小干预等原则，不能大拆大动，又必须确保老建筑修缮后安全适用。

　　给庆王府的老楼加装电梯，一开始有很多人投了反对票，都认为应该“修旧如旧”，装电梯会破坏建筑的韵味，看上去比较突兀。但我认为，设计电梯是为了包容更多行动不便的人来参观、使用这幢老建筑，于是拿出合理方案，在主楼室外侧面安装了一部可拆卸电梯，既没有影响景观，也没有变动房间结构，可以说是一个成功案例。

　　修复安里甘教堂时，我们经过严谨考证、判断，认为主堂屋面瓦的形式应与钟楼一致，于是提出采用陶红色牛舌瓦。后来，在二次挖掘地面时，恰巧发现了红色残瓦，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我们也保留了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比如教堂外檐灰黑色的墙面，距离地面约一米多的位置镶嵌着一块残缺的石片，铭刻有“1939”的字样，这是1939年天津城区洪水内涝的水位标记；教堂里面的柱子上保留了当年这里作为工厂搭建二层厂房时的钢架。这些细节都在诉说着某段历史，某些故事。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物建筑的公共文化属性及社会价值，我们逐步探索出一些有效方法。比如，恒隆广场的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如今改造为星巴克旗舰店，楼道里的墙面和展架上挂了很多展板，展示历史照片，顾客喝咖啡时也顺便浏览了一个小展览。花园路上久大精盐公司旧址建筑的业主也同意把侧门打开，让游客进入一楼展室，了解以“永久黄”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工历史。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对公众开放，天津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底蕴、有味道。

　　1956年，我20岁，从河北区饮食公司调到利顺德。那时候利顺德的正门在解放北路，外檐的木头柱子是紫红色的，特别漂亮。英国人刚刚把利顺德移交给中国政府，归属于天津市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外宾，改名叫“天津大饭店”。

　　天津大饭店有两位领衔主厨，中餐部的荣益海师傅和西餐部的王耀祺师傅。我跟荣师傅学了三年。饭店经常邀请各地的高级厨师来交流传艺。广州有位汤师傅，是一级厨师，擅长做野味；四川有位陈师傅，是成都最高级的宾馆的师傅；上海锦江饭店的师傅也被请到天津，我们学他的上海菜，他们也学我们的北方菜。

　　做宴会厨师，一要靠经验，二要反应快，什么客人、什么场合搭配什么菜，都有讲究。原料不见得多么好，关键要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随时调整。邵逸夫来天津，在凯悦饭店吃了一顿饭，鱼翅、鲍鱼，他不爱吃。第二天来利顺德，经理让我给他做点儿天津风味的。我安排了两道菜，贴饽饽熬小鱼和炒虾仁。配上几样小吃，蘸小糖墩儿、烤山芋、煮玉米，再加上小米绿豆稀饭、香菜葱丝拌榨菜丝。吃完了饭，邵逸夫主动到厨房见我，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呢，吃这顿饭比吃山珍海味都舒服、都饱。”

　　在北京新侨饭店我学会了一道凉菜果仁生菜。五香果仁擀成碎颗粒，和生菜一起拌。汁儿最关键，又麻又辣又甜，特别爽口。上世纪80年代我们饭店合资后，董事们去美国的五星级酒店交流、开会，回来坐飞机的时间很长，累了，想喝点儿粥，来点儿爽口的凉菜。我弄了一大盘果仁生菜，都吃了。新加坡的董事说：“这个菜挺简单，但非常好吃。”他回国后又派了两个厨师来，带着摄像机，专门跟我学这道菜。

　　1993年，国际酒店委员会俱乐部的评委来中国考察，评选“世界名厨”。利顺德的总经理田玉堂正在国外，给我打电话，让我代表利顺德参赛。我说：“行，但咱有那么大本事吗，够那个资格吗？”田总说：“没问题，你就大胆干。”考察团先到广州白天鹅宾馆，那是当时广东最好的饭店；第二站是上海的锦江饭店，也是最高级的地方；第三站就是利顺德。我准备了一桌菜，八冷八热，每个菜的味道、颜色、造型都不一样。有一道番茄虾球，用苦瓜雕刻了几艘小船，做成器皿，用胡萝卜刻了划桨的老头，摆在船尾。每艘小船上放四个用番茄酱炒过的虾丸。评委看了都舍不得吃，说这简直是艺术品。还有一道菜叫五彩牛柳，把橙子的顶部切去、挖空，炒好的牛柳盛在里面，橙子皮被热菜一烫，香味四溢。宴会吃到一半，评委会主席就对大家说：“我们来到中国这几站，今天这一桌不但好吃，而且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不用再评了，金牌就应该给天津利顺德！”

　　要问我为什么爱做饭？还得从我姥爷和我爷爷说起。小时候天天盼过年，盼着能穿上老舅给买的新衣服，更盼着大年初二姥爷亲手做的那顿饭。我姥爷是厨师，过去在广开开“李家老馆”，做的饭那叫一个香。我爷爷也是厨师，在“义德成”掌灶，听奶奶说，那时候一胶皮一胶皮地往家里拉海货。姥爷惯坏了我妈的嘴，我爸对吃也很挑剔，惯坏了我们姐弟三人的嘴。住的差点儿、穿的差点儿都没关系，吃的不能差，这也是我爸这辈子的追求。

　　以前我们家住在广开四马路。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小孩儿到点儿就饿，用牙刷抹上圆铁盒里的“牙净”刷牙漱口，洗完脸抹上蛤蜊油，桌上有我爸留的一毛钱，掀开馒头笸箩，拿个凉馒头去吃早点。穿过六吉里就是二纬路，那有卖面茶的，是用大铁锅熬的糜子面面茶。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不稀不稠，撒上双料芝麻盐、淋上麻酱，5分钱一两粮票一碗。屋里有三四张木头方桌，凳子全是长条的，几个大人早就到了。我端着碗找地方坐下，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喝面茶不用筷子不用勺，端着碗转着圈吸溜着喝。喝完以后碗里很干净，碗边上稍有点儿芝麻盐和麻酱的痕迹。我喜欢吃凉馒头就这个面茶，有富余钱时，再来一根热棒槌馃子。

　　卖炸馃子的地方叫馃子铺。大棒槌馃子是奢侈品，用茶缸子打一碗浆子，棒槌馃子蘸浆子。一张大饼夹个热炸糕或卷圈，现在一桌子酒席也换不回那时的味道。我总站在烧饼铺门口看师傅烙烧饼。拖上一大块很软的面，跟拔糖一样摔到案板上，撒上干面粉，用擀面杖擀开，用手一捧一捧舀着油酥抹在面上，两手一边抻一边卷。卷完揪成剂子，两头掐紧往底下一抿，按扁了就成了。油酥的直接放到烤盘里，芝麻的上面刷上水，沾上白芝麻。那时都用煤球或煤块烧火，那样烤出来的烧饼才好吃呢。油酥烧饼4分钱一两粮票一个，油酥的香味儿让人舍不得一口吃完。托在手里一层一层揭着吃，必须得托着，不然渣儿都掉了。吃到最后一仰脖，把手里的烧饼渣儿倒在嘴里，回味无穷。

　　广开那块儿有条六合街，十字路口是一个大食堂，早晨卖5分钱一碗的胡辣汤。也有锅巴菜，7分钱一两粮票。到了冬天我就爱喝胡辣汤，也是拿一个馒头，多倒点儿醋，胡椒味儿特别浓，又酸又辣，喝到胃里跟火烧一样，又暖和又舒服。现在做出来的那个什么酸辣汤，里面还有豆皮啊、黄豆啊，那都不对，那时候汤里只有粉条和海带。到中午，推开大食堂的大门，一股啤酒香扑面而来！大铁桶里有一个压把儿，啤酒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用大玻璃杯接着，一扎一扎的。我爸买一扎啤酒，倒进自己的大茶缸子，再打一小盆素面汤，买几个花卷，要一个炒肝尖儿，带回家。

　　我从一个单纯爱吃的人变成从业者，开了家捞面馆，可能也是一种缘分。1995年创业第一天，20斤面条不到一小时就卖光了。转天煮了30斤面条，第一天吃的顾客几乎全回来了，都说太好吃了。那时候网络不如现在发达，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新世界”那儿有一家“大姨捞面”，又便宜又好吃。慢慢有了点儿小名气，被天津电视台聘为美食嘉宾，在电视上教大家做咱天津的传统美食。刚创业时的确是为了挣钱生存，现在更重要的不是钱我希望吃过的人都能记得“大姨捞面”，就像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些好吃的，这才是我最开心的事。

　　天津卞氏家族起源于山东泗水。1715年，卞大瑛以文人之身为幕僚北上天津，娶妻生子开枝散叶。卞氏子孙定居津门，延续诗书门风，至北迁四代“礼”字辈开始经商。1803年开设“隆顺号”经营土产杂货，凭勤奋及头脑精明，借天津水陆要塞之地利，值天津开埠之时机，几代人精诚团结，跻身津埠富家之列，但书香门风始终未断。

　　卞氏为南人体质，北迁数代仍水土不服，族人时有外感肠胃不和之苦。卞树榕熟读医书精通方药，为族人治病药到病除。但当时药店所售药材品质不佳，影响药效，于是1833年他在针市街开设药店，以自家生意“隆顺号”和他本人名字中的“榕”字结合而成“隆顺榕药庄”。本是为自家用药保质量，所以选材精细，遵古方自配丸散膏丹，结果却因其药材道地，无心插柳柳成荫，隆顺榕享誉津门成为金字招牌。在天津发展为六家店，在外地也设了分号。

　　我出生在香港道175号，现为睦南道79号，81至87号是我四伯父家。我们两支同时买地比邻而居，建造了不同风格的府邸。因祖父早逝，祖母是杨柳青名翰林刘学谦的胞妹，受书香熏陶，治家严谨，教子有方，三个孩子在学业、事业上都颇有成就。全家二十多口住在这座四层洋楼里，生活并非奢侈腐化，相反，仍秉承了勤俭持家的家风。

　　我熟悉那个时代大宅门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想把这些记录下来，因此开始细读家谱及有关资料，加以艺术渲染，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临水朱门》，通过几家宅门故事，展现了当年天津的民俗轶事和社会风貌。

　　我们这一脉的一家之长是我祖母，家庭支柱是我父亲卞颖新，执掌家事的主事人是我母亲李芸。我父亲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先后经营新亚油厂、宏孚化工厂、隆和货栈等。他对建筑、古玩都有研究，他有律师资质，但从未执业，他的一件律师黑袍被我改成了裙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二轻局任工程师。

　　我母亲是天津盐务纲总李玉麒的女儿，肄业于天津女师，受过良好家教，善于管理家务。记得当年每天下午3点左右，哥哥们放学回家，会依次背书给母亲听，周末家里还会开茶话会。我们兄妹几个先后都考入名校。母亲于1956年创办了有数十名员工的大沽路幼儿园。

　　早年间，老天津的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交汇处形成了“华界孤岛”，人称“老西开”。老西开教堂，是天津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公私合营时，我父亲的公司兼住所入股了一家工厂，我家便在教堂旁买下一栋小楼居住，与西宁道小学一墙之隔。很多年以后我问父亲为何选址于此，父亲说这是块福地，“飞机丟炸弹是要避开教堂的！”这也是经历过战乱的人们摸索出的一点小经验。

　　那个年代的男孩几乎没有不养蛐蛐的。我家门口有一条“蛐蛐胡同”，并不是真实地名，而是因为一批贩卖蛐蛐的小贩聚集于此。胡同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宝鸡东道花鸟鱼虫市场所在地。当年，远道而来的小贩带着竹、苇、高粱秆皮儿编的收口大筐，称之为“戽”，戽的内壁爬满蛐蛐、“棺材头”（一种平头蟋蟀）或“油葫芦”，买主凭眼力和运气挑选，交完钱，顺进纸筒里带走。市场里有很多斗蛐蛐的，看热闹的人们围得里外三层。

　　记得有一个外号叫“金牙”的小贩，其实他没镶金牙，而是姓金，家住贵阳路世昌里。他似乎并不在意卖不卖蛐蛐，倒像是专门来展示他的各种盆盆罐罐。在地上铺几张报纸，把蛐蛐盆摆成好几排有紫砂、澄泥、陶瓷；有棕色、黑色、青色。有的光滑如镜，也有的雕刻着龙纹、山水、虫草。蛐蛐盆里的过笼也同样精巧。听说1976年地震时，金牙家的房子塌了，好在他的那些蛐蛐盆都放在一个包着铁皮的樟木戏箱子里，毫发无损，这让他觉得万幸，连呼“天不绝我”。

　　独山路这块得天独厚的地界，后来又聚集了很多卖观赏鱼的摊贩。也有卖鱼虫子、水生植物、鱼缸的。在工厂里按尺寸切割角铁，用自行车驮回家做成玻璃鱼缸，一个能卖20块钱，那可是一般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实验室的玻璃器皿也用三轮直接拉到了地摊上。

　　独山路紧靠教堂的路口曾有一个茶汤摊，桌上摆着龙嘴大铜壶，我攒了好长时间钱才尝了一碗。后来茶汤摊消失了，靠西宁道小学墙根儿的小人儿书铺、那个一分钱看一本小人儿书的简陋平房也拆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家邻居张叔在卖茶汤的地方推车卖煎饼馃子，成就了那个年代“煎饼张”万元户的

　　上世纪70年代，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花卉，常会在天津适应一段时间气候、土壤环境，再北移南迁。那时独山路、宝鸡东道有人出售米兰、桂花等南方花卉。随后几年，东北贩花人带来了君子兰，成为宝鸡东道的花卉主角，并风靡一时。西安道八角楼花市迁入，又为宝鸡东道增添了人气。有一位姓李的商户，常年卖梅花桩、银杏桩等盆景树桩，一来新货人们便排队抢购。这些不到季节不长叶、不开花的树桩干枝怎么看都像柴禾棍儿，所以当时有个笑话，说宝鸡东道顾客多、买卖好做，就算你拿张废纸裹一根柴禾棍儿，也能卖个百八十块钱。那个卖盆景的商户因此得了个外号柴禾李。他在宝鸡东道市场经营了三十多年，直到2021年才退休歇业。

　　1986年，独山路上建起两幢西洋古典风格大楼国际商场。这是国内首家经营进口商品的大型商场，曾创下全国商场销售额第二名的业绩。后来人们再提到独山路这片区域，往往会用“国际商场”代指。

　　我的童年是在五大道度过的。第一处住所是重庆道12号（原为重庆道18号），一座二层小洋楼，往西走近百米是庆王府旧址。我家住一楼，两个大房间，屋里能骑自行车。出房门再下几层楼梯是一个大院子，院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们就去打枣。

　　父亲是天津市重工业局计划处处长，工作很忙，司机每天开着一辆黑色吉姆轿车接他上下班。母亲在第二圆珠笔厂上班，无暇顾及我们。我二姐在二十中学上学，离家很近，我和哥哥建国、弟弟建津三人每天跟二姐去学校操场玩，二姐放学后再带我们回家。

　　不久后，我家搬到现在的成都道93号，有幸与书法家华世奎的遗孀华太太成为邻居。我大姐从四十三中保送到耀华中学，后考入河北工学院，平常住校，寒暑假才回来。由于家离二十中学远了，二姐没法带我们去学校，母亲上班时就把我们哥儿仨反锁在家里。有一次我们玩弹球，球滚到床底下，太黑了找不到，我弟弟点火柴照亮，把褥子烧着了。幸好我哥脑子活，端起脸盆里的水浇灭了火苗。母亲回家发现褥子烧坏了，要打我们，我们苦苦哀求才逃过一顿狠揍。

　　从我家出门，左侧是世界里，右侧是兴富里（原幸福里），在我家和兴富里之间隔着一个部队家属大院。我常到大院里找小伙伴玩儿。我们哥儿仨的小学不在一起，我哥在河北大学附属小学（后改为新华路小学）、我在西安道第一小学、我弟去了常德道小学。

　　成都道博爱里是一个大院，我认识了住在那里的一个小伙伴，她领我到她家玩儿，房子很大，厅里有一架钢琴。我饶有兴味地坐在凳子上，胡乱弹奏了几个不成调的音，这是我第一次弹钢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著名作曲家、《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的住所，我弹过的那架钢琴竟是王莘使用过的钢琴。

　　1966年，我家搬到世界里22号三楼，两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一个露台，二楼半有一个大卫生间。梅花大鼓艺术家史文秀（花小宝）一家，相声艺术家苏文茂一家都住在世界里。天热时，吃过晚饭，邻居们手拿大蒲扇、小马扎出来，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邻里关系和睦相处，那种“温馨世界里，和谐大家庭”的氛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我大哥特别喜欢音乐，学过二胡、小提琴，为了不影响别人，就在二楼半卫生间练琴，把弱音器放在琴码上降低分贝。很快他就能演奏世界名曲了，达到了专业水平，可惜没干这一行。我三姐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单位宣传队的独唱演员。我也受到熏陶，时不时自娱自乐，拉拉二胡、吹吹笛子、拉拉小提琴。有一年除夕晚上，我哥和几个音乐爱好者在我家聚会，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我三姐唱了《北风吹》《雁南飞》，大姐、二姐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嘹亮的歌声吸引了邻居们，大家都来了，一边听一边鼓掌叫好，这场“音乐会”一直演到后半夜。

　　1953年春季，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来到新建成的王串场新村。大路、胡同全是土路，房子挺大、挺新，四面墙很白，抬头能看到房梁，上面排满苇子扎成的把子，门窗还散发着油漆味儿。在屋子里说话很拢音，依稀记得我大声喊过。我家人口多，父亲单位一次分给三间房子。那年我5岁。

　　王串场从南到北，东西向的马路分别命名为真理道、正义道、幸福道、富强道、增产道、革新道。自西向东，南北向的马路分别命名为一号路、二号路直到七号路。“道”和“路”把新村分成若干方块，每个方块称一个段，共31个段，一个段内盖若干列平房，每一列叫一排。平改后不叫段了，改称某某里。后来有人向我问路，某某里在哪儿？我只能反问一句，您知道原来是多少段吗？

　　当年住在王串场，最怕夏天下大雨。印象中搬到这里几年后才开始修排水设施，在道路两侧便道边挖出近一米深的沟，用砖砌上，抹上水泥，沟的表面盖上水泥板。最初几年效果还好，后来沟内淤泥堵塞，上面的水泥板断裂，沟不通水，残缺的水泥板又成了陷阱。后来重修了暗的排水管道，情况有所好转。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到雨季，王串场就变成了水城。

　　那怎么办呢？每逢下大雨，家家都得或用砖、用木板加高门槛，用泥堵上缝隙，再用塑料布封上，大雨过后拆除。有一次下大雨，我家事先备好的泥土用完了，可还有一个缝隙没堵上，急中生智，和了一块面堵在缝隙上，抢险成功！后来每到雨季，干脆用水泥、砖块砌上坚固的门槛，效果明显改善。但屋里还是有水，那是由地面砖缝渗进来的，只能慢慢往外淘。

　　水龙头安装在胡同里，几十家共用一个。几乎家家要准备一口大水缸用来存水。每隔一段时间要把水缸清底，刷洗干净。埋在地下的水管严重锈蚀，内径变小，水流儿变细，一个个水桶、水壶在水龙头前排起长队。关于水费，我们这里电业局家属的水费都是从职工工资中扣除的，每人每月两分钱。

　　我小学毕业前，1960年前后，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停电。每周大约有三四次，一停就是一整天，来电了，大家一阵欢呼。小学毕业那年学校组织晚自习，每人都准备了一个小煤油灯。到后来，由于我们这里是电业局宿舍，停电次数减少，站在正义道上能看见铁路三段总停电。那边漆黑一片，我们这边家家亮着灯，心里竟有些窃喜。

　　王串场十九段电业局宿舍是较早进行平房改造的。在二排、三排开始施工，施工前先在一段中医二附属附近盖了周转房，几十个拆房户搬到这里临时居住，原住地拆平房盖楼房。施工进度异常缓慢，一栋楼从施工到竣工，让拆迁户们等到没脾气。1976年，三排靠近正义道的几十间平房终于拆除，一栋楼的建筑材料也备齐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把一切都打乱了。工地的建筑材料被附近居民搬走盖了临建棚，等到楼房复工，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一直到1988年，十九段剩下的平房开始改造。1990年初，我们终于搬进了新楼房。

　　杨柳青因水而盛，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在此交汇。明代以来，运河两岸人烟日趋稠密，南方客商来此开行设栈。到清代，随着年画业兴起，杨柳青的河沿大街、估衣街、猪市大街等几条街道成为繁华地区。《杨柳青镇志》记载，晚清时，本地经营行业有六十余种，包括石印、白铁、电料、煤炭、发电等，商号数百家，也有搭棚业、脚行、典当行、麻行，可以说是商贾如云、车水马龙。

　　在我的记忆中，过去杨柳青镇有三家澡堂子，全在运河边：一是药王庙大街的周家澡堂子，堂名“清泉池”；二是河沿大街的张家澡堂子，堂名“新泉”；三是估衣街东的王家澡堂子，堂名“聚华”。

　　澡堂子门口的幌杆子比其他商户高一些，杆子上挂着一盏长圆形的红灯笼，上写一个“堂”字。挂上灯笼表示营业，摘下灯笼表示水还没烧开，或是歇业。每家澡堂子的外墙根儿都摆着一溜大水缸，这也是杨柳青特色，因为那时杨柳青一带运河水质浑黄，澡堂子的小工每天傍晚从运河里挑水，注满水缸，转天一早泥沙沉底儿，舀出上面的清水，挑到后院，用大灶烧热，再灌进浴池里。

　　这三家澡堂子都没有莲蓬淋浴，只有大池子。平常池子里的水整天不换，水浑得像米汤，逢年过节洗澡的人太多，才会一天换两次水，还要在大门口贴告示。所以有经验又有时间的人都是一大清早顶门就去，这时池子里的水最干净。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亲到澡堂子洗澡，甭管多浑的水，照样扑腾得开心，洗得清爽。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过去的日子了。

　　杨柳青镇有两条胡同的名字也跟澡堂子有关：一是老塘子胡同，位于估衣街南侧，相传清乾隆年间胡同里开了一家澡堂子；二是串心塘子胡同，也在估衣街南侧，形成于清道光年间。

　　过去有一种行当水铺，老天津人都有到水铺买开水的习惯。杨柳青有十几家水铺，后大街有梁记水铺、估衣街南有张记水铺、药王庙西有郭记水铺，镇内最大的是“三不管”的于家水铺和老公所口的卞家水铺。

　　早晨5点，水铺的第一锅热水就烧好了。农村人起得早，泡茶、洗漱都要用热水，所以水铺的买卖从大清早就开张了。开水一毛钱一大铁壶，杨柳青人管买热水叫“倒水”，大人一般都吩咐家里的半大孩子，“到水铺倒壶水去”。富裕人家买了开水回来，倒进暖水壶，喝完了再去买。普通人家过日子节省，每天买上一两壶开水，只是沏茶时，或小孩子吃饭时才喝些热开水。穷苦人家基本不买水，中午或晚上做完饭，用大铁锅烧一大锅开水，用土灶里柴火的余温温着铁锅，也能喝上热水，不过铁锅里的水总有一股菜汤子味儿，只有家里来客人时，才会去水铺买一壶开水给客人沏茶。

　　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清光绪年间，天津城里的点心铺需要瓜子仁，组织城里居民嗑瓜子。但城里人不爱干这个活，祥德斋、胜兰斋等点心铺就到杨柳青找人干。杨柳青有一户姓范的人家，组织附近居民嗑瓜子赚外快，逐渐发展成小产业，陆续有陈家烟铺、瓜子刘永、板桥胡同宋家、天齐庙前姜老卫等人家干起这个业务。这些人家从东北进货，主要是西瓜子、南瓜子、倭瓜子、葵花籽。村民们领来瓜子，嗑出瓜子仁后交货、领钱。我记得每到学校要交学费时，妈妈就让我去嗑瓜子。我搬个板凳坐在院门口，连着嗑好几天，能挣一点儿钱。所以过去有个说法，门牙有豁口的闺女十有八九是杨柳青人。（天津日报记者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