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色家园“周总理办事极为认真，向他汇报工作，说‘大概’、‘可能’、‘差不多’这些字眼，是注定要挨批评的。他要求汇报一定要准确、实在，决不能模棱两可。有时我们自以为准备得充分又充分了，可总理深入地从不同角度三问两问，又能把我们问倒。这时总理总是态度温和地说：汇报得很好，那几个问题你们再下去调查核实一下。”

　　这是曾指挥过上甘岭战役，后又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国防部长的口述回忆。

　　在他印象里，周总理对数字十分敏感，尤其是其记忆力和心算速度比他们这群年轻人都要好，比如某个朝代距今多少年，某个国家面积是多少、人口有多少，从亩换算成公顷，从市斤换算成斤等等，往往他们用计算机还没算出来，周总理已经说出了准确数字，而且每次都是几乎分毫不差，这令他打心底里非常佩服周总理。

　　事实上跟有过相同感受的，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在总理去世后，回忆起当年与周总理一起工作时的情景，挂在嘴边的总是那句话，“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线年国务院总理（最开始叫政务院，1954年改名国务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应该说，最开始那一两年，相对来说是局势最乱，经济最差，政府管理经验最薄弱，人民自治意识最茫然的阶段，身为新中国的“大管家”

　　也许正是因为开国初期过于忙碌，因此在当年末首次出访苏联的时候，身为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竟没有同行，直到中途突然“召唤”，他才匆忙乘火车赶去苏联，接替进行后续谈判，而在签订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又匆忙赶回了北京。

　　在1981年的回忆，在他印象中，周恩来在开国那段时间，大小事务，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细致，不少党外人士纷纷称赞，中国真是“煞费苦心，十分周到”。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

　　亲自主持起草了所有政务院管理条例，包括《政务院组织条例》《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组织通则》等等，这些都是内容十分枯燥繁琐，需要反反复复修改的条例，周恩来虽然身兼多职，不过依然亲自主持起草，在他看来，无论做任何事都必须有章可循，这些条例是基石、是底座，他必须亲自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