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骑士动画片从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以来，两广军阀势力一直凭借胡汉民的威望，割据一方，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逝，蒋介石欲趁机解决两广问题，遂委派王宠惠借赴粤为胡吊丧之机，要求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两权交还中央。陈济棠不肯接受，决定先发制人，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

　　1936年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呈文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求准予抗日。4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宣布抗日救国，组成军事委员会，将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接着，两广军队进军湖南。蒋介石急调两个军阻截，内战一触即发。同时，蒋介石加紧对广东内部的收买与分化。史称“两广事变”。

　　至7月初，广东空军部分飞机投蒋，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亦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广东内部开始四分五裂。13日，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于18日亡命香港。此后，蒋介石又派大军讨伐广西，企图武力统一广西。经过各方调解，蒋、桂双方达成妥协，两广事变就此结束。

　　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去打地方军阀了，敌情暂时处于缓和阶段；从主观上说浙南党组织和挺进师，依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政策和策略，改变了所处的不利环境，争取到了更加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逐步地他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

　　突击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发动群众，建设游击根据地。

　　牵制队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发展新的游击区。

　　刘英带领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粟裕带领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区公开打游击。

　　在粟裕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挺进师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其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挺进师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

　　为此，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他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那些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的保障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

　　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粟裕他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做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

　　粟裕他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

　　比方说，粟裕他们到一个地主家，如果这家人跑了，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挺进师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们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粟裕他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头猪，合计该扣除五十元钱，便要他再送一百五十元钱到什么地方去。

　　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喜出望外，认为红军是讲道理的军队，与军阀不一样，他们就会主动把一百五十块钱送到指定地点。

　　当然也有不送的。红军就会写信警告他，要求他们在另一个指定时间务必将钱款送过来。规定好接头办法。信中明确告知，如果这次再不来送钱款，势必要被罚款。如果不交罚款后果自负。

　　结果还真有顽固的，他们以为红军奈何不了他们，就是不肯送来。红军只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办法。

　　汤溪周村有家地主还兼着乡长，很有钱。红军通知他送五百元抗日捐来。他拒绝了。

　　红军写信警告他说：“因为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对你罚款五百元，合计一千元，三天内送到上次说的地方，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

　　送信的老乡把他的话转述给红军。当天这地主出门，半道上就被红军侦察员给抓了起来。押了回来。

　　这地主吓得要死。红军告诉他：“把一千元交了就没事了。要是不交，就不是钱的问题了。你考虑清楚。”

　　红军说去吧。不一会儿地主交来了一千元钱。之后他见人便说：“红军真厉害呀！吓死我了。”

　　所以，有了这个地主的示范，其他的地主都按时乖乖地捐了钱。于是，部队的经费开支就有了着落。

　　挺进师活动的区域大多是林木茂盛的山区。红军特别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大力发展山区经济。推出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的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促使商品流通，逐步使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尚不足以满足群众的长远利益，但是对于近期改善他们的生活却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群众自觉帮助红军防奸防特，通风报信。有效地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部队的一部分军需品，也能得到及时补充。

　　红军重视团结争取爱国知识分子，向青年们宣传革命和抗日爱国主张。牢牢地把进步青年团结在红军周围。发动群众收集报纸和进步书刊，找到了解情况的重要渠道。

　　在那些敌我频繁争夺的翻烧饼地区，红军建立的是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脱离群众，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所以白皮红心政权可以生存下来。

　　早在1935年5月至9月，挺进师在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打游击的时候，就进入到宣平、遂昌、汤溪地区，并且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

　　这一带地形很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这一地区不仅地处三县交界，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2.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3.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与公路。

　　挺进师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壮大队伍。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20多人，建立了党支部和遂汤区委。

　　罗卓英前来“围剿”时，挺进师转移到了浙南，该地区处于敌包围圈之外，党组织转入地下，所以并未受到多大伤害。群众还掩护挺进师一位伤员达数月。

　　到了1936年秋末，红军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根据地的想法。就派人过去按新精神恢复工作。

　　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负责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很快，中心点门阵商业出现了繁荣景象，被人们称作“小上海”。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药材等货物，用来交换山区的土特产。金华实际上成了挺进师的军需补给基地。

　　这一带的不少保甲长实际上是替红军办事的，乡区长也大多保持中立。他们知道红军的一些情况，但并未向当局汇报。因为他们知道上级的责难和敲诈勒索是难以承受的，况且得罪了红军也没有好果子吃。

　　前几次进山骚扰的部队，在吃了几次亏之后学乖了。小股的不敢来，山道不好走，大股的上不来，就轻易不来了。

　　这样一来挺进师就有了一个虽然不大但比较稳定的后方。在刘建绪“围剿”的时候，成为挺进师的重要基地，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这一时期挺进师进行游击战的范围相当广泛。从鼎平地区出发，经瑞安、缙云、丽水直到浙西南。包括浙赣线以南的大片地区，有龙泉、遂昌、汤溪、金华、宜平、松阳等地。往东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往南可到云和、庆元、景宁、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

　　挺进师故意经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地区。譬如武义汤恩伯的老家、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甚至逼近奉化溪口蒋介石的老家。

　　打溪口那次，敌人派三个团堵截，挺进师被迫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激战一个下午，挺进师撤出战斗，敌人猛追不舍。挺进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终于甩开敌人。第二天重新开始，与敌人兜圈子。

　　由于挺进师有若干个公开、半公开、秘密的游击基点作为依托，部队可以用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就转移到某个基点。在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修整个三五天是不成问题的。然后根据情况再做打算。

　　浙南基本区是挺进师的大后方，有时挺进师会到那里打击来犯之敌。也可以做稍长时间的休整。如鱼得水，较前阶段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同时，浙南地区的根据地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巨大发展。自从1935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同志会师开始，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同志为了相互支援、便利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闽浙边境地区东段。

　　两广事变后，在挺进师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之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城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

　　就在挺进师进入浙江的同时，叶廷鹏团结了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大批革命青年，与北港凤翱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同志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十五公里的秘密工作区。

　　他们主动要求归属闽浙临时省委领导。使得浙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

　　1936年11月，红军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全部，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250多里。

　　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浙东南特委和十几个县委等党组织，成立了政权机构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

　　在根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

　　诸如：对乡镇保长由改为争取、允许中立的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来去自由、把“穷人不打穷人”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

　　活跃于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湿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

　　在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几个县委。各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活动区域主要是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五县交界的大盘山一带。

　　敌人感到了威胁，视其为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成立了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但他们的罪恶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开始的时候刘达云、张文碧、范连辉带着红军部队在这里坚持，后来张文碧到了第二纵队。在刘建绪“围剿”时期，刘达云叛变了。浙东游击区受到很大损失。但范连辉同志顽强机智，把散失的部队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此时又得到恢复。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若干区委。包括王村口、住龙等区委。

　　这些县委和区委，在挺进师主力的掩护下恢复工作。他们接受了头年遭受挫折的教训，改为以秘密工作为主。因为浙西南为三省通道，兵家必争之地，压力过大。隐蔽起来便于开展工作，把损失减到最小。

　　这样做的结果是：看上去不如过去轰轰烈烈，其实工作更扎实，队伍更坚强，对付敌人的“围剿”更有效。

　　1936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到数千人。

　　领导的武装力量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等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

　　不仅有像浙南这样巩固的大块根据地，而且还有很多小块游击根据地，诸如宣宜汤边区，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等，还有大量的分散游击基点。

　　这些公开的与秘密的根据地或基点之间互相支持、互相掩护，做到天衣无缝。使敌人疲于奔命，往往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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