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宝宝要认爹“五一”假期，“有看头”的南京博物馆火热“出圈”，科普类场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科普工作者如何看科普？其间，记者采访了三位科普工作者。

　　这几天卢大山的微信步数都在1.2万步左右，没有去哪里游玩，而是单纯在江苏科技馆讲解走出来的。

　　“上午下午都有一场固定的场馆讲解，不定时还有观众预约的讲解，一场走下来至少40分钟。”自2000年进入江苏科技馆工作，卢大山一直坚守在科普讲解一线，从青葱小伙成长为江苏科技馆展教部高级主管。

　　谈起如何走向科普工作，卢大山解释：“我是科技大学毕业的，一直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工作了几年，从事技术开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科技馆招聘，就赶紧报名了，那时候全国都还没有多少科技馆呢。”

　　从“没多少科技馆”到“科普热持续升温”，作为行业的一员，卢大山见证了科普热度的变化，也看到了科普形式、内容的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单纯的科普讲解，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现在对科普工作者的要求更高了，科普讲解之外还要开发科学课程、科学实验、科学表演秀等。”

　　卢大山认为，这种变化的根本在于，科学普及已从以前的单向灌输变为双向互动。“有互动就要有交流。而这些年公众的科学素养一直在提升，对科学普及工作的要求自然也随之提高，这就倒逼我们科普工作者要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思维，才能从容应对。比如，我们有个机器人展品，就有观众特别专业地提出‘最好能改一改机器人的编程，增加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动作代码’；还有一次是在讲解一个航天方面的展品‘风洞’时，我正在用童言童语说着呢，一个小朋友脱口而出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马赫数’，让我印象特别深。”

　　在传统认知里，专业类博物馆相较于人文历史类博物馆，在热度上总是要逊色几分。而作为古生物专业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这3年来接待观众已有百万人次。

　　王永栋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生代植物学及陆相地层学研究，2019年起担任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馆长。他认为，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如今的“流量”恰恰离不开“专业性”三个字。

　　“博物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内容上，我们是专业的：展陈的很多化石，来自研究所研究人员一线发现；展陈文字说明出自研究员、专家之手，一般一段文字至少有十几位科学家把关。形式上，自从2020年展陈全面升级后，也增加了很多现代化手段，比如古生物科幻电影院、‘达尔文实验站’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科普互动项目。”王永栋介绍。

　　王永栋还提到，研究所的专业科研人员为博物馆开展各种专项科普活动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从这方面来讲，科研机构是“富矿”，具有开展科普工作的“先天优势”。“馆里很多讲解都由研究所里的科研人员担当的，带来的讲解通俗易懂，知识含量丰富。有的科普讲座甚至是院士、专家来讲，非常受欢迎。”

　　科研人员做科普要避开哪些“坑”？在多年的实践里，王永栋和团队也越来越有心得。把握好“专业性”和“普适性”这架天平，是他们最大的收获。“科普讲解不是演讲，更不是开学术研讨会，要让听讲的人用得上、听得懂、学得会。”

　　王永栋说，这些年，他能感受到国家政策层面对科普的重视以及公众科普需求的增长。这让他更加体会到，科研和科普同样重要，“科研是发现的快乐，而科普是分享的快乐。”

　　出生于1998年的周岩，2020年毕业后来到南京韩博士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中心，成为一名科普工作者。

　　“我来自东北，从小就好奇心旺盛，但当时科普资源还不够丰富，对一些科学现象没能深入理解。现在工作中，看到小孩子们好奇的眼神，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周岩说，自己平常的工作就是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去讲解科普知识，展示科学实验以及创作科普剧等，他发自内心地热爱科普工作，想要做好这份工作。

　　这份热爱也让他对工作精益求精，“我的工作主要面向青少年，必须把知识讲得生动有趣，一般我会选择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入手，比如从‘今天看到了什么’开始，一点点切入。还会适当采用一些比喻、拟人手法。”

　　周岩以水分子科学课程举例：“我们会把水分子比喻成小精灵，它和一些伙伴在一起玩耍，玩得开心了抱在一起，这就叫相融。而和另一些伙伴合不来，所以不相融。”

　　在工作中，周岩还注意到，科普工作者队伍正逐渐年轻化。“我们团队总共十几个人，全是‘90后’大学生。”周岩说，团队更喜欢让孩子们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科学的神奇。“这样的环节更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有节讲掌中火的课程，科普讲解老师手掌中就真会表演‘火焰掌’，现场总是立马会响起一片惊叹声，然后再接着讲解背后的科学原理，孩子们就会听得很认真。”

　　在周岩看来，科普不只是讲解科学知识，更多的是传播科学的种子。“知识背后的东西更重要，要让孩子们感受科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