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火丁近况近年来，“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葱你来”等现象相继发生。围绕蔬菜生产与消费，城市消费者与菜农之间，一直笼罩着一团迷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蔬菜价格飞涨？菜农是否从中得到利益？谁在左右蔬菜供应链上的价格跌与涨？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多方走访，试图完整地还原出城乡蔬菜供应链上利益争夺线路。

　　在城市消费者心中，菜贱伤农、菜贵伤民，不可或缺的“菜篮子”似乎存在一个“你高我低”的价格天平。天平的一端在城里，另一端则在农村。

　　农贸市场和超市里，高昂的菜价让城里人叫苦不迭，默默地把抬高菜价的这笔账算在农民头上。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农民们却在默默地承受低菜价、高成本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其实，在蔬菜的供应链上，远不止这天平的两端。菜农、菜站、菜贩子、物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完整的蔬菜供应链。在漫长的供应链上，各个环节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利益争夺战。

　　5月10日，囤积了大半年的土豆终于以三毛五一斤的价格售出，河北省平山县观音堂乡陈卜沟村的农民安树兵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这个偏僻的山村位于平山县西北部。安树兵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里土地不平，土质也不好。农民世世代代以种土豆和玉米为生。”60多岁的安树兵算得上村里的土豆大户。但身处太行山区，他对村子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去年7月，安树兵的5亩地共产出土豆两万五千多斤。这让安树兵激动了好几天。土豆比前年的产量足足多出五千多斤！按照前年每斤1块钱的售价，去年的收入便可以增加5000多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土豆收获后，安树兵便开始兴冲冲地给菜贩子老周打电话。出乎意料的是，老周对收购土豆只字不提。“他只说今年行情不好。”安树兵回忆。“当时想，最多也就是卖不到以往的1块钱，哪怕七八毛我也接受。”他仍然乐观地期待着大山外面那个未知的市场，等着老周的大货车轰隆隆地开进自家院子。

　　眼看着天气渐冷，山区入了冬，安树兵的土豆一个都没有卖出去。“我至少给老周打过20个电话。”他说。

　　安树兵感到有些心寒，自己已经与老周合作了八个年头，颇有些交情。“仅仅因为外头行情不好就不来收，还算朋友吗？大不了便宜点给他！”他百思不得其解，最终把原因归结到了“人情”上。

　　经过多个回合的交涉，安树兵才从破碎的信息中拼凑出他认为还算合理的理由。去年，由于内蒙古一带土豆丰收，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加上从内蒙古拉到石家庄、北京新发地的运输成本，实在不值得到小山村里收购土豆。

　　和安树兵一样焦急的，还有整个观音堂乡的农民。全乡6300亩土地上收获了300多万斤土豆，统统储存在农民的地窖中，找不到销路。他们只好自己把土豆运到县里，以每斤3毛的价格贱卖一整年的辛勤劳作。“化肥、农药、种子都在涨价，种土豆的成本超过1000块了，卖这个价是要赔钱的。”安树兵感到非常担忧。

　　今年3月，观音堂乡主管宣传工作的秘春明意识到，必须为农民们做点什么。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时外面不知道我们有土豆，而我们也不知道哪儿需要土豆，所以土豆才卖不出去。”为了使村子里闭塞的信息发布出去，秘春明开始向上级部门汇报，请求援助。

　　4月，河北省当地媒体报道了观音堂乡土豆滞销的消息，并在微博上广泛转载。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安树兵便以每斤三毛五的价格出售了滞销的所有土豆。

　　其实，和安树兵一样，全国成千上万的菜农对于外界市场信息的了解仅仅限于口耳相传，毫不知情地承担着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产生的巨大风险。

　　“农民的信息渠道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导致其谈判中的不利地位。”清华大学电子系大二学生李一帆在一次调研中发现了农民在蔬菜供应链条上的弱者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最关键原因便是农民通常只根据往年的市场行情来决定种植种类，这会导致供应过多，产能过剩。”李一帆说。

　　2011年8月，李一帆和其他四名同学前往河北定州市，试图找寻“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真正原因，并形成报告《小农的豪赌》。

　　李一帆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菜农多数是分散销售，外地货主往往面对巨大的买方市场，不用担心收不够菜，菜农则会害怕自己的菜卖不出去。“货主能对最终价格发挥每斤1到2毛钱的控制力。”李一帆说。

　　在李一帆等人对定州市的调研中，他们发现，在菜农和货主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菜站。

　　“菜站是介于农户和买主之间的中介机构，一般采取两三个人的家庭经营方式。分别与当地农民和货主达成口头协议，收购时还会对菜品进行一定的质量把关。”调研报告《小农的豪赌》中这样定义菜站。理论上讲，菜站是一个公平的“第三方”，为菜农和货主的交易发挥监督、沟通的作用。

　　从作用上来讲，菜站也是农业经纪人的一种。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农业经纪人队伍正在茁壮成长。据统计，目前，农业经纪人总户数达38万余户，经纪执业人员达61万余人，业务量达1700多亿元。

　　7年前，48岁的田国军和妻子便在定州东关市场开了一家菜站，以他的名字命名。每天，当地都有大量菜农通过田国军联系外地货主销售蔬菜，“圆白菜、大白菜、青椒、菜花，我都卖过，有时候每天就卖2万斤货”。

　　毋庸置疑，一边是菜农，一边是货主，菜站能够最轻易地获取最多的市场信息。“今年大白菜地里种得少，货主都抢着买。”田国军说：“所以往年卖2毛钱的大白菜，今年涨价到六七毛一斤。”

　　其实，在定州，菜站靠提取交易中的“中介费”来赢利，同时“中介费”也不会根据品种和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改变，统一为每斤2分钱，可谓旱涝保收。

　　李一帆称：“的确有一些菜站利用菜农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等地位，收入相当可观。”

　　尽管在国家层面和各地的农业产业化政策中，都提出了农业经纪人要服务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但在现实的情况中，经纪人究竟与货主利益联结还是与农户利益联结，则完全受市场供求情况而定。

　　“农民老埋怨我们菜站帮着货主压低价格，再从中抽成。”田国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我们也要做长期生意的，都是凭良心做事。”他无奈地辩解。调研中，李一帆也发现，在市场良性循环还没有形成之前，“良心”的确是唯一约束。

　　然而，如果为了避免让人捉摸不透的“良心利益联结”而彻底淘汰这一环节，菜站也会很受伤，看上去“旱涝保收”的“第三方”也在争夺市场信息遭遇了不小的麻烦。

　　田国军正在亲历这一切。最近，东关市场管理处开始对进场联系菜站销售蔬菜的菜农征收“进场费”。“每车三四块钱，农民和货主都不愿意来菜站交易了。”几个月来，菜站的生意慢慢萧条，田国军有些苦恼。

　　这几年，眼看东关市场的菜站一天比一天少，田国军也萌生了退意。“也许这两年就进城打工了。”对于未来，他作了这样的规划。

　　在最近几次蔬菜价格异常波动中，“菜贩子抬价”的观点被许多人认同。同时，从掌握信息的角度来看，菜贩子能够对全国各地的蔬菜市场有所了解，为了谋取最大利益而压价、抬价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李一帆等人考察了定州市土豆的价格，菜农通过菜站以0.55元的价格出售给菜贩子，运输至新发地后，则以0.85元的价格出售给下级经销商，差价达到45%。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在掌握整体信息上有一定优势，菜贩子仍然面临与同行间的竞争，市场风险仍然随掌握供需信息多少而变化。

　　47岁的赵建勇是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里的一名“老兵”，由他负责的20多人的队伍驻扎在全国各地。最近，他正忙于从广西、海南、山东等地收购长豇豆、花生、毛豆、豆角等蔬菜。

　　5月15日下午四点，《中国科学报》记者给赵建勇致电时，他以正在算账为由，婉拒了采访。两个小时后，六点，电话那头仍然吵闹，赵建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点，他才终于有了几分钟空闲。

　　“这三个地方每天都有一车菜运到新发地，”赵建勇向记者介绍，“每车都有5万斤左右的蔬菜。”

　　近几年，油价的上涨使物流费用大增，让赵建勇的成本上升了不少。“广西跑一趟要一万九，海南跑一趟两万八，山东跑一趟也要三千。”他说，“已经比几年前翻了一番了。”

　　除了运输成本外，他的生意中，另一个挑战便是新发地市场内的供需信息。多年的经验让赵建勇已经形成了一个不那么严谨但绝对实用的供需“数学模型”。

　　“对于豇豆而言，如果新发地市场内有8车货左右，每车货盈亏持平，如果只有三四车货，每车就可以赚1万块。”赵建勇对他自己的“小九九”驾轻就熟：“如果超过10车了，那就赔钱了，一天的活都白干了。”

　　去年，广西豇豆丰收，赵建勇以每斤1.5元收购进10车豇豆。车到市场时，他傻眼了，运送豇豆的货车停满了新发地的院子。最后，这批豇豆以每斤七八毛的单价贱卖。

　　惨痛的教训绷紧了赵建勇的神经，作为老板，赵建勇必须跟紧市场内的进货情况，然后通知田间地头的兄弟们，容不得一刻的松懈，工作节奏非常紧张。“今天豇豆多了，马上打电话叫他们不要收购了。”他说，“每天手机电池都要用2块。”

　　同时，市场内的老板们还必须在信息公开和保密之间反复“博弈”。记者采访时，正遇上其他菜贩向赵建勇打听今天运来几车豇豆，他没有如实说明。“打个时间差，过一会再告诉他。”赵建勇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

　　在整个农产品市场中，供需信息大战时刻发生在菜农、菜站、菜贩子之间，信息不对等导致价格上涨却无人获利，这似乎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