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小丫鬟牡丹始载于两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而直到明朝时才有人开始释义牡丹之名，其聚焦点在对“牡”与“丹”二字的辨析。对“牡”字，明人陈嘉谟认为是“群花首”，即第一的意思，卢之颐解释为“门户枢”，含有重要的意思，以上二人虽解释有别，但均认为牡字有实义。李时珍没有解释“牡”字，只是在解释“丹”字之前说道，“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清人仲昂庭也没有解释“牡”字，认为“子虽结仍在根上发枝分种”。当代植物学家夏纬瑛则直接认为“牡”字无义，“不加‘牡’字无以区别”。

　　日本学者森立之则对“牡”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牡’恐‘杜’讹”，为根皮的意思，杜丹即为“根皮之赤色也”，这显然是在说药用的牡丹；一种认为“牡”是“大丹美花之壮大”，显然这是在说牡丹花。对“丹”字，明人陈嘉谟认为“系赤色象离，阴中之火能泻”。李时珍认为“以色丹者为上”，卢之颐解释为“英华色”，清人仲昂庭认为“丹”是“色红入心”，日本学者森立之认为“丹”是“根皮之赤色”，“花之红赤”，夏纬瑛认为是“根皮之赤丹”，以上对“丹”字解释基本一致，即丹是赤色的根皮。

　　当代药材专著《药材资料汇编》采纳了李时珍的说法，指出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入药用其根皮，故名”。也列出了药用牡丹与观赏牡丹的不同，“药用牡丹为其中之一，取其根皮即丹皮，与其他种类的牡丹，培植其花作为欣赏者有所不同（它不结子），开红白两种单瓣花（其他牡丹是复瓣花）”。

　　综合牡丹之名的几种说法来看，“丹”字的释义基本无争议，只是对“牡”字有分歧。其实，早期牡丹之名的解释主要出自药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牡丹为首的观赏类花卉文化还未出现。

　　北宋欧阳修在其植物学专著《洛阳牡丹记》中曾简要记录牡丹的“前世今身”，“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南宋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则更为详细介绍了牡丹的“成名”史，“牡丹曰鹿韭，曰鼠姑宿枝。其花甚丽，而种类亦多，诸花皆用其名，惟牡丹独言花，故谓之花王，文人为之作谱记，此不复区别。然今人贵牡丹而贱芍药，独不言牡丹本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古亦无闻，至唐始著”。

　　欧阳修所说的牡丹“唯以药载《本草》”，和郑樵所言的牡丹的别名“鹿韭”“鼠姑宿枝”，应该出自《神农本草经》，说明秦汉时期牡丹便是一味常见的药材，其药用情况在秦汉及之前的传世医学文献和出土医药文献中都有体现。东晋葛洪在《肘后方》中记录了牡丹的药用功效。

　　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说牡丹“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牡丹别名之中确有“木芍药”。北宋苏颂便说牡丹“此花一名木芍药”。李时珍这样解释，“唐人谓之木芍药，以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也”。有学者认为，木芍药既是芍药的一种，也是牡丹的别名。

　　花卉文化的兴起和高潮是在中唐至宋。在唐以前，花卉并没有被人工培植，也没有进入市场交换，而是基本上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入唐后，特别是中唐之后，在城市文化生活中便出现了花卉热。牡丹花也正是借助此波热潮，开始从医药领域走进更广阔的观赏领域，成为花卉文化的翘楚。在这个时期，人工种植的牡丹成为商品且价格相当高。王叡在《牡丹》中说，“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在唐中晚期完成逆袭的牡丹，到了北宋更进一步皇冠加身，成为花王。宋代的花卉种植技术日益精湛，花匠对花卉培育、嫁接等技术已驾轻就熟；品种渐趋增多，一些名贵花卉如牡丹、菊花之类，已达百余种。品种的日新月异带来的是花卉数量的与日俱增，动以亩计的种植面积，在一些花卉主产区已屡见不鲜。牡丹经时人的悉心栽植和科学培育后，已达百余种。

　　一种可入食的千叶牡丹，也影响了牡丹的药用。从北宋开始，关于牡丹的本草知识书中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句告诫：“千叶牡丹不可入药，入药只有单叶牡丹。”如寇宗奭便言“牡丹……惟山中单叶花红者为佳，家椑子次之”。其中原因，寇氏解释为重瓣牡丹，“为其花叶既多发，夺根之气也”。

　　清末，仲昂庭和郑肖岩在各自的本草著作“牡丹”条中都录有，“牡丹始出蜀地山谷及汉中，今江南、江北皆有，而以洛阳为盛”。这句话的主语需要我们仔细辨析，其中“牡丹始出蜀地山谷及汉中”，说的是牡丹皮（药用牡丹），“今江南、江北皆有，而以洛阳为盛”，指的是牡丹花。

　　先来看“以洛阳为盛”的牡丹花。入宋后，洛阳逐渐取代了唐朝时长安城成为当时全国牡丹栽培与观赏的中心，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美谈，出现了姚黄、魏红等精品。洛阳人爱牡丹，爱得如醉如痴。当然，除了洛阳，河南其他地区也盛产牡丹。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中便说，陈州地区的牡丹可与洛阳相提并论，且大有超越之势。植花如种粟，面积以顷计，可见该地牡丹之盛。

　　北宋时，以洛阳牡丹为第一，其他地区牡丹不能与洛阳牡丹相提并论。宋朝时河南府也成为唯一一个进贡牡丹花的地区。牡丹的大量引种，使得四川成为南宋时期牡丹的又一聚集地，尤其是天彭地区的牡丹盛况，可比肩洛阳。当然在价格上还难以望其项背。“彭人谓花之多叶者京花，单叶者川花。近岁尤贱川花，卖不复售”。明以后，今安徽的亳州地区取代了宋朝时期的洛阳，“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成为晚明时期全国牡丹栽培与观赏的中心。牡丹花的培育地区变化，自然也影响到了牡丹皮的道地产区。再来看道地药材牡丹皮。宋代合州和渝州（恭州）是进贡牡丹皮的地区。最早将药材的道地性记录在内的本草典籍是明代的《本草品汇精要》。在该书中，牡丹的道地产区为“巴蜀剑南、合州、和州、宣州者并良”。可见，牡丹道地产区在宋时川蜀之外增加安徽地区。这与明朝时亳州取代洛阳成为人工培育牡丹的主产区有关。清朝时汪讱庵便说牡丹皮“以合州、和州、宣州者为胜”。

　　中唐以前因为没有观赏类花卉文化的熏陶，牡丹在很长一段时间以药用示人，在士人圈里寂寂无闻，托木芍药之名而存在。中唐至北宋，花卉文化下的牡丹热愈演愈烈。宋以后，牡丹在观赏领域热度不减，观赏中心不断变换（唐时的长安—北宋的洛阳—明时的亳州）。众多产区逐渐形成，牡丹的人工培育产区的形成亦影响到牡丹皮的产区，且随着道地药材的概念与优质纯真药材画等号，明以后牡丹的观赏中心安徽亦成了人工培育牡丹皮的道地主产区。兴于唐盛于宋的牡丹花文化，使得牡丹皮的本草知识书写与道地药材的形成亦受到影响。这提示我们，要追本溯源探究医药背后的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医药文化。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郭幼为），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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