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界大忽悠作者：周力（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把粮食安全置于突出位置。随着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刚性增长，结构性矛盾凸显，我国粮食紧平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需要构建粮食安全新发展格局，从“为大国筑底”的战略高度推动“五个协调”，确保粮食供给能力。

　　一是统筹协调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关键则在生产主体和人。土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一方面，要合理布局，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另一方面，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推进小农户非农就业，引导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鼓励其适度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的重要力量。要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要提供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促进节本增效、提质增效、营销增效。

　　二是统筹协调生产效率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农业生态环境日趋严峻、全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农业应该走更加均衡的技术进步道路，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把握好平衡关系。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促进农业经营增效，可见，粮食生产需要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为有效解决粮食安全由“饱”向“好”的转型升级，亟需利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等形式不断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与效益，推动粮食生产量与质的协同发展。

　　三是统筹协调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之间的关系。统筹协调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关系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一方面，要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纵向补偿机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投入，对符合规定的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商品粮大省、制种大县、“优质粮食工程”实施省份给予奖励，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不吃亏。另一方面，要统筹考虑省际粮食安全的交易与补偿机制，可借鉴碳排放、碳汇交易市场的理念，思考构建“粮汇”的省内、省际交易市场，使市场与政府在粮食安全保障中同时发挥作用。

　　四是统筹协调粮食和其他作物的关系。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因此，协调粮食与其他作物的关系同样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以花生为例，其是全球五大油料作物之一，也是我国食用油脂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玉米、大豆是花生的竞争作物。现阶段针对玉米、大豆的补贴政策对花生的种植面积形成一定挤占。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花生种植面积同比减少18.71%，减产幅度处于历年高位。可见，在大食物观下，如何同时保障粮食、大豆与其他油料产能同步提升，仍需进一步优化政策。

　　五是统筹协调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需要统筹兼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继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管理”。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实现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态协调。在需求侧推动减少食物浪费、调整食物的消费结构和数量，不仅可以节约原粮，还可以减少耕地利用强度，减少水肥药的投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总之，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同时发力，要协调要素间、效益间、区域间、食物间、供需间的关系，从而持续实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